资本主义的终结与社会主义新胜利——《资本的终结》视野下的中国道路选择
丁涛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一、中国也被资本主义顽疾所感染
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当之无愧的经济巨人，但同时也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经济社会问题。一是贫富差距问题较为突出，“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我们还面临财产差距扩大的问题”。(1)从统计数字上看，收入和财产的基尼系数都处在较高位置。与贫富分化问题相伴而行的是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问题也比较突出。二是食品和粮食安全问题。一方面市场不断爆出有违道德甚至触犯法律的毒食品，另一方面随着进口粮食规模的不断增加，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也是备受关注。同时，我们还面临着严峻的环境污染和资源压力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何在？
《资本的终结》给出了解释，即“增长，增长，再增长”的“唯GDP主义”。(2)但这不是社会主义中国本该具有的特点，而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3)这个基本特点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出现几何级数的爆炸性增长，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4)相关统计数据可以证明这一判断，“公元1000—1500年，世界经济总产值大约翻了一番。1500—1820年，世界经济总产值增加了两倍。1820年以来，世界经济总产值增长了七十多倍”。(5)但不要忘记，这种快速增长的背后是资本对自然资源和剩余价值的无限掠夺和追求，必然伴随着生态恶化和贫富分化等诸多问题。
二、唯有坚定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不断走向胜利
（一）宝贵的历史经验：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伟大成就
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不仅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果，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一提到毛泽东时代，一些人可能更容易想到“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对经济建设的认识同样负面居多。但客观而冷静地考察一番会发现，毛泽东时代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已经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首先，毛泽东时代对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始终是以人民群众利益为中心的。相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而言，社会主义中国的人民群众更具有当家作主的地位，受到更多的尊重。例如，鞍钢宪法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设的宝贵经验之一，真正赋予普通工人以主人翁地位，工人不再附属于资本家和机器。(6)在精神风貌方面，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更具有精神追求，与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等甚嚣尘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成鲜明对照。
毛泽东时代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新中国成立前得到极大的改善，更没有贫富分化的现象。例如，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前35岁增加到1978年的68岁。(7)尽管技术水平落后、条件差，但并不存在人民群众住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时代在医疗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世人称道，世界卫生组织称赞其为“中国模式”并从中找到了推广医疗服务的思路。(8)毛泽东时代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更是不容抹杀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不仅“一穷二白”，还缺少经济建设的经验和理论，而且遭遇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和打压。在这种极其艰难的环境下，中国经济建设依然取得了不起的成就，不仅建立起钢铁、机械制造和石油化工等比较完备的重工业体系，而且发展了以“两弹一星”为制高点的核能和航天工业，同时在电子工业等领域也获得重要突破和快速发展。(9)总之，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将中国“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一个拥有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工业生产能力位居全球第六位”。(10)
上述事实足以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并积累了宝贵经验，为以后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向胜利奠定了基础。诚如印度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所言，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很重要的基础不是改革开放本身带来的，而是改革开放以前已经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11)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路在于牢牢坚守马克思主义指向的社会主义
中国会爆发经济危机吗？若不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优化调整，中国存在爆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资本的终结》通过对美国经济史的分析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当全社会产出资本率(12)低于0.3时，就可能爆发经济危机。假若以此为参照，遵循现有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全社会产出资本率将在2020年以后跌至0.3以下。(13)就此而论，未来几年，中国应该警惕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如何避免经济危机的爆发？一个途径就是设法降低投资占经济产值中所占比重，并提高消费所占比重。(14)这里所说的提高消费，不是指提高少数富裕人口的奢侈品消费，而是指提高广大人民的消费能力，尤其是基层工人和普通老百姓的消费力。为此，要特别重视工人工资待遇的提高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但这是一个庞大而系统的工程，要面临诸多阻力和困难，不仅要解决劳资利益冲突，还要克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思想束缚。
除了经济发展的压力，中国也在承受着严重的环境和资源压力。《人民日报》2011年曾发文指出：“我国环境面临的压力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大，环境资源问题比任何国家都要突出，解决起来也比任何国家都要困难。”(15)中国的人均“生态脚印”已经超过世界的人均“生态能力”，并且相当于中国本国的人均生态能力两倍有余，面临严重的“生态赤字”。(16)如前所述，这与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息息相关。正如《资本的终结》所言：“中心国家的巨大财富不仅建立在剥削外围和半外围地区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基础上，而且也建立在剥削世界其他地区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基础上。”(17)这在根本上是由资本主义的噬利本性和掠夺本质决定的。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尽管能够将资源与环境压力暂时转嫁给外围或半外围地区，但最终也难以逃脱大自然的惩罚与报复。马克思对资本本性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深刻揭示实际上已经成功预言了资本主义全球化必然导致世界范围内的环境与资源危机。换言之，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必然导致人与自然之关系的不断恶化。唯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摆脱生态危机，因而一些著名学者指向了社会主义。(18)
因此，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不利影响，尤其要在意识形态上开展保卫社会主义的攻坚战。资本主义国家宣传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等主流思想和意识形态本质上服务于资本家而非广大人民，因而违背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也背离了习近平强调的“改善民生就是发展”这一社会主义性质的价值导向。(19)对于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早在十年前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观念，(20)这一社会主义发展观念在中国经济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得到深化。党的十八大报告突出强调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四位一体”提升为“五位一体”，并明确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21)这些都是对“增长，增长，再增长”的唯GDP主义之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批判和否定，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和中华文化天人合一之宇宙观的践行。
三、结语
《资本的终结》认为“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路口”，(22)并提出了中国道路的三种选择：“是走被奴役的路，走奴役别人的路，还是走解放的路？”(23)第一种选择是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外围或半外围国家，第二种选择是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成员国，第三种选择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于第一种选择，中国必须要坚决抵制和抛弃，尤其要防范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渗透。第二种选择对中国而言不可行，即使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也无法摆脱资本主义终将走向覆灭的命运。这两种选择都属于资本主义道路，无论是处在奴役还是被奴役地位，都将承受资本主义的终结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第三种选择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在关键的历史路口上，中国应该义无反顾地彻底抛弃资本主义，毫不动摇地坚守马克思主义指向的社会主义道路。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时间里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经济社会实践中所积淀的宝贵经验和理论成果依然是中国在新历史时期转变发展方式并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引领。从习近平等新一届中央领导人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性到“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有序开展，在意识形态和实际行动上都保证了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到来。放眼国际，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面爆发正在宣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没落，而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发展蓝图必将引领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新胜利。
(1)冯华：《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人民日报》，2015年1月23日。
(2)李民骐、张耀祖、许准、齐昊：《资本的终结：21世纪大众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4-35页。
(3)李民骐、张耀祖、许准、齐昊：《资本的终结：21世纪大众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6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5页。
(5)李民骐、张耀祖、许准、齐昊：《资本的终结：21世纪大众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6页。
(6)李民骐、张耀祖、许准、齐昊：《资本的终结：21世纪大众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9页。
(7)李民骐、张耀祖、许准、齐昊：《资本的终结：21世纪大众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56页。
(8)王绍光：《波兰尼?大转型?与中国的大转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98页。
(9)具体而言，至改革开放之初，“电子工业已能制造电子计算机、卫星通讯地面站、各种雷达和通讯设备，以及电视机、录音机、录像机等产品。航空工业能制造歼击机、轰炸机、强击机、直升飞机和运输机。造船工业能生产各种民用和军用船舶。电子、原子能、自动控制、激光、射流和红外线等许多新兴技术，已经在工业生产中使用。”参见《中国经济概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年，第8页。
(10)李民骐、张耀祖、许准、齐昊：《资本的终结：21世纪大众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0页。
(11)王绍光：《波兰尼?大转型?与中国的大转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98-99页。
(12)全社会产出资本率即国内生产总值与全社会固定资本存量之比。参见李民骐、张耀祖、许准、齐昊：《资本的终结：21世纪大众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7页。
(13)李民骐、张耀祖、许准、齐昊：《资本的终结：21世纪大众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05页。
(14)李民骐、张耀祖、许准、齐昊：《资本的终结：21世纪大众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05页。
(15)《加强环境保护促进科学发展》，《人民日报》，2011年4月23日。
(16)“生态能力”衡量生态系统对环境污染和可再生资源耗费的承受力；“生态脚印”衡量人类生产和消费活动实际消耗的可再生资源和实际排放的污染。参见李民骐、张耀祖、许准、齐昊：《资本的终结：21世纪大众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10-212页。
(17)李民骐、张耀祖、许准、齐昊：《资本的终结：21世纪大众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12页。
(18)参见骆小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环境与生态环境双重危机的根源——访美国共产党主席约翰·巴切特尔》，《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6期；丁晔：《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摆脱依附与危机——访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3期。
(19)程恩富：《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八个重大原则》，《经济纵横》，2016年第3期。
(20)卞民德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民日报》，2015年3月8日。
(21)黄勤：《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中的特殊功能》，《光明日报》，2014年2月1日。
(22)李民骐、张耀祖、许准、齐昊：《资本的终结：21世纪大众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页。
(23)李民骐、张耀祖、许准、齐昊：《资本的终结：21世纪大众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