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民办应用型本科高校人才培养概述

第一节 民办应用型本科教育产生与发展的轨迹

民办教育，又名私立教育（Private Education），是指“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活动”。民办教育的出现不仅增加了高等教育资源的总量，丰富了高等教育的格局，而且拥有高等教育所欠缺的高效率，彰显了其自身特色。因此，追溯中国民办教育的诞生和发展历程，是我们深入认识中国民办大学的路径，可加深对民办应用型本科的理解。

一、在清朝末期的“庚子新政”时期孕育，中国私立大学开始萌芽

清朝末期，清政府实力削弱，外国列强大举进犯中国。政治上，外国列强不断施加压力，促使清政府不得不迅速改变当前的无能状态。财政上严重亏空，清朝统治者的统治地位已经岌岌可危。1900年，“庚子事件”爆发，八国联军大肆侵略首都北京，慈禧太后下令和谈的结果就是被迫签订《辛丑条约》，此举对中国打击甚大，因此朝廷保守派主动进行变法。于是，1901年，清朝政府下令进行改革，慈禧太后用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正式宣布实行“新政”。上谕命督抚以上大臣就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等问题详细议奏。4月21日，又下令成立了“督办政务处”专司筹划推行“新政”之职，任命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鹿传霖、刘坤一、张之洞为参预政务大臣，总揽一切“新政”。“新政”的主要内容有四个方面，分别是：

1．筹措军饷

1901年8月29日，清政府下令全国停止武科科举考试，9月12日又下令全国各省“裁汰旧军”。取而代之的是，要求各省效仿北洋和两江筹建武备学堂，编练“新军”。

2．振兴商务

1903年9月7日，清政府设立了专门商部机构，颁布了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的办法，允许自由发展实业，奖励官商创办工商企业，促进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繁荣。

3．废除科举考试制度

1901年9月4日，清政府命令各省城书院改成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2月5日，颁布学堂科举奖励章程，规定学堂毕业生考试后可得进士、举人、贡生等出身。1902年2月13日公布推广学堂办法。8月15日颁布《钦定学堂章程》。1904年1月13日又颁布《重订学堂章程》，详细规定了各级学堂章程及管理体制，以法令形式要求在全国推行。与普通学堂并行的还有专业教育，包括师范学堂及各类实业学堂，在学制上自成系统，一套完整的学校制度随之建立。1905年9月2日，光绪皇帝诏准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兴办学堂的折子，下令“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使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上千年的科举制度被最终废除，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实现了彻底的脱钩。12月6日，清政府下谕设立学部，专管全国学堂事务。清政府在推行“新政”过程中，把“奖游学”与“改学堂，停科举”并提，要求各省筹集经费选派学生出洋学习，讲求专门学业。对毕业留学生，分别赏给进士、举人等出身。对自备旅费出洋留学的，与派出学生同等对待。为统一管理留学生工作，清政府分别在1902年10月31日和1906年10月2日派出总监督赴日本和欧洲。

4．改革官制

清政府对统治机构做了一些改变，包括“裁冗衙”“裁吏役”“停捐纳”等。

此次“新政”所产生的直接的积极作用在于：

1．促进了经济发展

清末新政期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明显发展。1904—1910年，设厂数目与投资总额都大大地超过了前代。去除纯官办企业，在1895—1898年的民族工业，新设厂投资万元以上者55家，年均13.75家；而1904—1910年，新设厂投资万元以上者276家，年均39.4家，是前者的2.87倍。这种发展还表现在矿业上，1904—1910年新建矿48家，超过了以前任何时期。此外，交通、商业、金融等都有了较明显的发展。在农业上，土地面积的增加，促进了农作物产量的增长；而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知识的传入，则表明中国农业生产也带有近代的色彩。

2．改变了政治机构

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的政治机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设立商部、练兵处、巡警部、学部等；重新更定官制，新设立或改名称的有：外务部、学部、民政部、度支部、陆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海军部、军咨府、资政院、审计院。

3．编练了新军

由于清末新政时清政府在编练新军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辛亥革命爆发前全国已编成16镇，于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也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新军。

4．开创了新学教育

在思想文化上，通过清末新政，一是结束了科举考试制度的历史。二是清末掀起了办学热潮。由于清政府号召办学，又公布了《奏定学堂章程》，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三是由于清朝政府的号令及地方官和个人的努力，很快出现了留学的热潮。1905—1906年，仅留日学生就多达8000余人，这同新政前比较，增长了100多倍。四是政治思想界也有所变化。随着清末“预备立宪”的开展，西方资产阶级某些思想得到了一定的传播，在中国封建专制思想体系中透进了一线民主的霞光。

5．促使资产阶级的崛起

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了明显的增强，特别是这时，民族资本的中小企业大量涌现，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力量有了明显的壮大。与此同时，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由甲午战争前的10万人左右增长到辛亥革命前的66万多人。

6．民主革命爆发

在新政与民主革命的关系上，新政促进了革命的爆发。清末新政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互相影响着的两个运动：由于民主革命活动的开展，触动了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因此，清末新政有转移人们斗争视线、破坏革命的动机。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革命活动促使了清末新政的实行。但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另外一个客观事实，这就是清末新政的开展在客观上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其主要表现是：清末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经济基础；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阶级基础；办学和留学热潮的出现，产生了众多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阶层，这是民主革命的群众基础；由于清末新军的出现，革命党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新军，新军就逐渐成了清政府的掘墓人，成了民主革命的阵地。

清朝末期的“庚子新政”为中国私立大学的萌芽提供了沃土。据记载，中国的民办教育可以追溯到1905年中国公学和复旦公学的创办。这一时期私立大学的创办具有鲜明的反帝爱国特征。1905年，由于日本文部省颁布了“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留日学生愤而归国，组建了中国第一所现代私立高等学校，名为中国公学。同年，为抗议法国天主教会操控学校，复旦公学成立。1907年，组建光华医学社的西医陈子光等人创办了广州光华医学堂，原因是当时在外国人经营的往来于广东和香港的轮船上发生了无故踢死中国人的事件，但由于外国人拥有法外治权，无辜人员含冤而死。为了维护民族的尊严，有识之士在官方的资助下创办了私立学校。

从出资方面看，首批私立大学的创办并非完全出于个人的资助，而是获官方资助或中外合办。1906年起，两江总督端方每年捐银12000两，并拨吴淞官地百余亩用于资助中国公学。不仅如此，大清银行也借10万两银用于校舍修建。复旦公学的建立也分别得到了政府的银两资助和官地划拨。广东光华医学堂的创办得到了地方官员张人骏的扶植。焦作工学院的前身焦作路矿学堂的创办是受到了英国在华企业福公司的帮助，提供了办学所需教师和资金。

总结中国私立大学的早期孕育，不难发现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创办私立大学的根本动力在于救亡图存；第二，一方面，清政府举办了新政——向西方教育学习，另一方面，在华教会高等教育机构涌现，这些都为新式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第三，由于清朝社会实行了变法革新，一大批怀有救亡图存新思想的有识之士受到了在华教会的影响，留洋归来，是新式的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更是清朝社会所急需的专业人才，他们为私立大学的诞生提供了组织力量。

尽管20世纪上半叶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时诞生的私立大学尚处于萌芽之际，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私立大学，且数量较少，质量低下，广受后人诟病，但它的出现，仍然为中国的社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第一，广东光华医学堂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开创了国人自办高校男女同校上课之先例；第二，复旦公学培养了一批知识扎实、社会活动能力强的政治家、教育家，同时也有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第三，焦作路矿学堂则为发展中国的煤炭工业做出了贡献。

二、北洋军阀混战时期获得新的成长机遇，中国私立大学基本形成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主共和国。这一国体的变更，“触动了传统社会的各条神经，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体制乃至整个社会风俗都发生了深刻巨变，为私立大学的成长营造了适宜的环境”。

首先，北洋军阀的混战凸显了私立大学财政上的优势。由于民国成立后不久，辛亥革命的成果就被北洋军阀所控制。连年混战，几乎耗尽了国库的所有资源，致使公立大学陷入了财政困境，欠薪问题无处不在。而私立大学不受国库的资助，拥有自由的资金，反而获得了更大的发展机会。

其次，当时的中国教育受到了在华教会大学在文化上的入侵。政治上，北洋军阀统治初期，有复辟帝制的逆流存在。为了摆脱在华教会大学对我国的文化入侵，为了使中国走上一条现代化的独立富强之路，不少有识之士纷纷罢教退学，提出了教育民主化的号召。希望人人都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试图通过教育来塑造新型的国民，建设现代化的富强国家。这一思潮极大地促进了私立大学的发展。广东国民大学的校友明确指出，“中国要广罗学子，作育人才，非藉添设许多私立学校以容纳之，是没有其他办法了……要多办私立的学校去普及民众子弟的教育，使他们每人都能得到国民知识上与教育上的学问，以便作国家的后盾”。

在上述思潮的激励下，无数的仁人志士投身于兴学事业。北洋政府教育部顺势提出了教育自治的观念和公私并重的教育政策。教育自治，即：“教育本为地方人民应尽之天职，国家不过督率或助长之地位……今后反正注重自治的教育者，国家根本在于人民，唤起人民的责任心，而后学能有起色也”。在这种教育观念的指导下，北洋政府教育部进一步提出“以全国之大，无完善之大学不可也，大学不能多设尤不可也。变通之道……国家择其需费较巨之科力求设备完善，如文科法科等则听民间之私立而严格监督之”，为私立大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此，北洋政府彻底放开了私人兴办私立大学的权力。1921年10月，颁布《大学令》，准予开设私立大学。11月，公布《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要求对公立、私立大学一视同仁；不同之处在于，私立专门学校呈报教育总长认可时，需出具代表人履历，且代表人对该校负完全责任。1913年1月，出台了《私立大学规程》14条，“是中国近代专门针对私立大学的第一个成文法规”。

据记载，1912—1927年，中国掀起了两次兴办私立大学的热潮，新设私立大学共41所，补齐了公立大学的不足，很多甚至成为后来知名的私立大学。这不仅减轻了北洋政府的财政负担，还满足了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促进了这一时期高等教育的发展。

三、南京国民政府的统一带来了稳定的政权，中国私立大学获得规范化发展

1927年，震惊中外的北伐战争结束了军阀混战局面，建立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当时的中国高等教育既面临挑战，又面临着机遇。一方面，中国的高等教育程度太低，每万人中仅有一名具有大学水平的学生；另一方面，私人资本主义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能够为私立大学提供民间的物质资助。因此，为巩固政权，南京国民政府极力倚重私人办学资源，出台了一系列关键政策。

第一，严格整顿私立大学立案登记手续。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出台了《私立学校规程》，明确规定私立学校的立案标准为：①对未立案私立大学的毕业生不给予立案私立大学毕业生的同等待遇；②强制关闭拒不立案的私立大学；③凡立案的私立大学，应当严格遵守现行教育法令，遵照执行学校规章制度。同时，本规程还对教师的任职资格和学生的入学资格及其在校学习情况、办学资金、设备等提出了具体要求，使得对私立大学的管理迈入了正规的政府管理轨道。

第二，对于办学成绩优秀但确有经费困难的私立大学，给予专款和重金补助。其中，专款资助指对私立大学教师的薪酬和学校设备购买实行专款专用。重金补助指中央与地方政府对私立大学的资助款约占私立大学办学经费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第三，完备而周密的法规建设、广泛而深入的视察督导制度，以及严格的教育教学管理。

（1）法规建设

南京国民政府致力于依法治教。一方面，坚决取缔不合法学校。被取缔的对象包括：拒不立案注册的私立大学；视察成绩不合格、设备简陋、发展无望的私立大学；借学敛财的私立大学；不遵守法规的私立大学。另一方面，对私立学校的董事会和财务管理做出明文规定：“私立学校由校董会任命的校长全权负责，校董会不得进行直接干预。校董会负责对学校的财务进行经费筹划，审核预决算，保管好财务，并对财务进行必要的监察。每学年结束后的一个月内，校董会需向相关教育行政机关备案，内容包括本学年学校的校务情况、收支状况、学校大事件及财产项目等。”

（2）视察督导制度

视察督导制度是指教育主管机关委派视察员对地方教育行政机关及学校执行教育法令情况、财务状况等进行视察督导的一种制度。对视察不合格者，采取降格、停办和取缔的惩罚手段，以促进私立大学的长足发展。

（3）严格的教育教学管理

首先，严把考试关。一是对于学科考试不及格者，不予以升级或毕业；二是对于在考试中违反考试纪律作弊者，即行除名。因此，很多人虽然进过大学，但未能圆满毕业。其次，抓紧日常教学和作业。一方面，对学生阅读的教学参考书和习题作业做出了时间和量上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要求教师必须按照规定在指定时间内仔细批阅并发还给学生。

第四，多样化办学类型和多渠道筹措经费。

（1）多样化办学类型

为了解决学费难题，这一时期的私立大学有以官助学、以学养学、以产养学和中外合作办学四种办学类型。①以官助学即为重金补助的典范，即中央与地方政府承担学校办学经费的大部分费用，用以增强学校的硬件设施，提高教师的薪酬待遇，吸引高水平、高资格的教师，从而提高生源质量。由于政府资金有限，因而这类型的私立大学较少，南开大学为典型代表。②以学养学，顾名思义，把学费作为学校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依靠学费的积累获得发展。为了获取更多的学费，学校必须扩大招生规模，因此生源质量相对较低。这类型的私立大学占大多数，典型代表有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广东国民大学、复旦大学等。③以产养学，依靠企业的直接捐助或企业租息为主要办学经费来源。这类大学的优势在于企业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办学资金，因此教学环境和条件相对优越，能够吸引来质量较高的师资和生源。④中外合作办学，利用外资筹办学校。

（2）多渠道筹措经费

私立大学的学费主要依靠上述四种办学类型得以实现，而其他的经费来源主要是资助、贷款和经营资金。①资助。资助来源有：私人资产阶级团体或个人给予的经济支持；国外团体或个人的经济支持；校友募捐资助，以及海外华侨的大力资助。②贷款。基于社会对私立大学办学体制的认同度、私立大学自身的办学信誉、金融机构的独立自主经营权以及相关的政策环境为私立大学贷款运作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使其能够通过抵押贷款，扩充自身规模。例如，广州大学的创办就是通过校董会向中央银行和远东银行贷款实现的。③经营资金。例如：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与立信图书用品社、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三者融为一体，一方面，事务所与图书用品社为学校提供师资、为学生提供实习基地和教材，另一方面，事务所与图书用品社的营业收入作为学校的补充办学经费。南开大学的经费由十项构成，分别是：学生缴费、公债利息、基金利息、房租地租、洛克菲勒基金团补助费、中华教育基金委员会补助费、太平洋国际学会专题研究补助费、校田进款、财政部河北财政特派员公署补助费及特别捐款。其中，公债利息、基金利息、房租地租和校田进款四项，是学校以资本和地产经营的自筹资金。

1927—1937年，中国教育政策得力，虽然办学经费紧张，但有着清正廉洁、苦干实干的办学精神，能够战胜重重困难，使中国私立大学逐渐步入规范化发展的轨道。

四、抗战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私立大学获得了持续发展

虽然有部分学者认为，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之后，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的公私立高等教育都逐渐走向了衰退。然而，我们通过整理史料，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致使全国许多高校的校舍被夷为平地，教学仪器和设备被毁。国难当头之际，南京国民政府当机立断，立足于战后国建设中教育是基础的高度，提出了“战时需作平时看”的办学方针：“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之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

因此，国民政府教育部不仅有计划地将公立大学迁往内地，同时，对于私立大学，国民政府教育部亦采取了私立与公立合组的政策，将私立南开大学与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并组成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私立焦作工学院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工学院合并组成西北工学院，私立南通学院医科与江苏省立医学院合并组成江苏医学院，迁往西南昆明等地，并力所能及地帮助其他私立大学内迁。

经费上，战时政府予以私立大学的资助远远超出了战前的水平。1939年国民政府颁布了《省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规则》，规定私立大学的学生可以享受贷学金的补助。该政策下，来自战区的在校生得以依赖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贷学金维持生活。1943年以后，国民政府以公费生办法取代贷学金制度，私立大学学生也可以不同程度地享受公费生待遇。除此之外，政府还为全国专科以上学校的教师，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全部发放福利金和奖助金。沦陷区的私立大学仍然能够继续接受来自内迁重庆的国民政府的补助。例如：从1940年起，天津的达仁商学院逐年从重庆政府获得补助费。可以说，在民族危急关头，鉴于国内高等教育远远落后于英美等发达国家，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政府对于私立大学的支持与帮助可谓不遗余力。

政府的战时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推进了私立大学的发展。据第二、三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1937—1945年，全国新增13所私立高校，包括上海私人资本家直接创办的诚孚纺织专科学校和上海纺织工业专科学校、荣氏家族创办的中国纺织染专科学校等。这些学校都有着较为完备的硬件教学设施。留学欧美的一流饱学之士担任教师，教学要求严格；学生读书期间待遇很高，能够安心学习，毕业生质量较好。除此之外，还有私人文化团体创办的知名高校，如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的中华工商专科学校等。据第二、三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1945—1949年，全国新增私立高校26所。

由此可见，抗战以来直至1949年，私立大学仍在继续发展。这一结论可以从以下四个维度的事实中进一步得到印证。

（1）从学校数量看，与1931年相比，截至1947年，中国私立大学增加了2倍，私立独立学院增加了1倍，私立专科学校增加1倍多，私立高校总数增加了将近1倍。

（2）从在校生的规模看，1947年，所有私立大学、独立学院、专科学校的在校生相较1937年分别增加了1倍有余。

（3）从图书的馆藏书量看，也分别增加了近1倍。

（4）从私立大学的地区分布情况来看，1931年，私立大学主要集中在沿海的江苏、福建和广东三省，以及政要所在地如北平市、上海市和天津市；到1948年，私立大学已经遍布江西省、四川省、湖南省、海南省、广西省、陕西省等17个省市或地区。

综上所述，中国的私立大学经历了清朝帝制的末期、军阀混战时期到抗战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历经50多年，从孕育、迅猛发展、取得进步到持续发展，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做出了贡献。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办高校逐渐转型为“民办应用型高校”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私立大学的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受到苏联的影响，我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遗留下的私立学校统一被改编为“国办学校”。各级各类民办高校全部列入国家计划统一招生，学费、生活费统一由国家提供，毕业生统一由国家计划部门安排就业。换句话说，学生只要一跨进大学的校门，不论学习成绩好坏以及其他综合素质的高低，一律拥有了一个“铁饭碗”。

从财政投入水平看，2005年，联合国开发署发布了一项关于多个国家和地区教育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的调查报告，结果显示：我国仅有2%，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5.1%。另一项排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全球153个国家人均教育投资排队的结果，我国仅排第145位，大学毕业生数排第101位。各级财政对教育拨款偏少，势必会限制教育的发展。因此，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来缓解教育供给矛盾势在必行。

社会需求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精神需求。同时，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和社会经济建设的需要，要求国民接受高质量的各类教育。尤其是随着高等教育的入学青年人数越来越多，对不同教育的需求也越来越明显。然而，长达三十年的单一公立教育已不能满足人民对教育的需求。

外界环境方面，一方面，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财力的严重匮乏，无法充分利用潜在的教育资源。另一方面，学校自身又缺乏自主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变化的压力和活力。在新形势下，社会对教育的新需求不能及时反映和得到满足，人们缺乏自由选择受教育和从事教育投资的机会和权利。为此，国家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鼓励企业组织、社会团体与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投资教育，参与学校管理，支持学校建设，举办各级各类民办教育，提倡大力发展民办职业教育，稳步发展民办普通高等教育。

于是，20世纪80年代末，国家公立教育开始向民办教育转变，公立大学向公办与民办大学共同发展转型。1987年，国家教委颁布了《关于社会力量办学的若干暂行规定》，提出：“各级人民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应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举办各种教育事业，维护学校正当权益，保护办学积极性。”1993年颁布《民办高等学校设置暂行规定》，首次提出了“民办学校”这一概念，并明确表示“民办高等学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地位上的变化使得国内民办高校的发展更加繁荣。紧接着1995年，国家教委又颁布了《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等临时性法规。1997年国务院以第226号令正式颁布了《社会力量办学条例》，重申了1993年就提出的“十六字”方针——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大力发展社会力量办学。2002年1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通过，2002年1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0号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2003年9月1日起施行。接着于2004年2月25日国务院第41次常务会议通过，2004年3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99号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自2004年4月1日起施行。国家一系列鼓励、支持、引导政策的出台，为我国民办高校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民办高校的发展势如破竹。

（二）民办高校逐渐转型为“民办应用型高校”

长期以来，在我国，民办高校主要涵盖了民办普通高校、民办高职院校和其他民办高等教育机构。随着办学水平的不断提升，民办高校的办学层次与办学类型逐渐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首先，从办学层次上讲，长期以来我国民办高校的主导力量是专科层次。在“九五”期间我国仅有2所民办本科院校，“十五”期间，出现了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节点，即民办普通高校升格为本科的先例。仅5年时间，国家民办高等教育原来狭小的发展空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民办本科院校和在校生人数在短时间内出现了飙升。截至2005年5月，国内完全意义上的民办本科院校已经达到25所。2008年年底全国已有44所民办本科院校，本科级在校生达到223.3万人，占所有民办高校在校生的55.6%。《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支持民办学校创新体制机制和育人模式，提高质量，办出特色”，对民办高校的未来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来，我国民办高校发展强劲，学校数和在校生数逐年提高，教学设备、教学环境、师资力量等均得到高质量保障。与此同时，一些民办高校广泛开展与公办高校或国外高校的教育合作，提升办学层次。从办学类型上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受高等教育市场调节机制的制约，民办高校的科类结构重点集中在人文社科和应用型科学领域，这也是民办高校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21世纪初，随着民办高校升格为本科层次，国家将升格后的民办高校的办学类型统一定位为“应用型本科教育”，即教学型高校。这一转型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其分类发展的需要。从世界范围来看，20世纪60年代中期，应用技术型高校最早产生于欧洲。20世纪70年代，为应对劳动密集型经济向技术密集型经济的转变，我国台湾地区于1974年率先成立了台湾工业技术学院，对本科生开展技职教育。技术本科教育应运而生。因此，应用型教育并不是低端层次的高等教育，而是相对于学术型高等教育来讲，应用型教育在人才培养的领域、类别、类型和层次方面做了实际应用的界定。简单来说，应用技术型高校理论的提出就是为了解决经济社会所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传统本科毕业生不能很好适应岗位技术和能力要求升级而导致就业困难，而用工单位又无法招到符合岗位需求的人才。近年来，随着国内经济技术的发展，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对应用技术型高校的政策支持不断加大。2014年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2015年“两会”后，政府工作报告将“应用技术型高校”中“技术”二字去掉，改为“应用型高校”。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改动，是因为“技术”二字容易使人联想到理工科，而事实上一些文科专业也可以作为应用型专业。

推动民办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的动因颇多。

1．民办本科“量”的迅速积累和扩张必然带来“质”的提高和结构上的调整变化

随着普通本科院校办学规模和招生规模的扩张，学术型人才培养过剩。首先，陈新民认为：“民办高校的发展与市场之间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所有教育上的改革与转型都体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所有民办高校的发展都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然，民办本科院校的不断扩张也是高校扩招政策背景下的必然结果。但是，任何高校的发展都不可能毫无节制地随意扩张，而必须发生在其合理规模内。按照规模与质量的辩证关系，可以分析得出规模的扩张必然引发质量的升级与结构上的调整变化的结果。中国经济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势必要求民办高等教育完善自身的管理制度、提升办学质量和效益，进而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民办高校要想在办学的层次、性质、服务功能上有实质性转轨，唯有转型一条出路，才能使学校获得可持续发展。其次，我国普通本科院校学术型人才培养已经过剩，主要表现为：①结构失衡——一方面，普通本科院校人才饱和；另一方面，高技能人才严重缺乏。②处境尴尬，具体表现为普通本科生无论在科研能力还是实践能力方面，表现均不理想。

2．部分高职院校升本后弊端凸显

（1）民办本科院校在我国的发展起步较晚，基础较薄弱，国家对民办本科院校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够，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与公立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难以保持同步。众所周知，民办教育发展赖以生存的基本大环境就是政策支持力度，但从已有的外部环境来看，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宏观管理较为薄弱，二是体制运行不畅。这二者都是制约民办本科教育发展的因素。邬大光在《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状况分析——兼论民办高等教育政策》一文中明确指出：“我国民办高校的内部机制缺乏外部制度的保证，而外部制度则包含国家的政策、法律等。”杨炜长从民办高校的内部管理制度着手，指出民办高校的管理制度深受政府的影响。郭建如从民办高校所处的地区分布角度出发，指出：“地方性政策是导致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存在巨大区域性差异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政策环境的不稳定不利于民办高校的可持续发展。由于缺乏必要的政策支持，民办本科只能在有限的能力范围依靠自身的能力一点点壮大，其发展举步维艰。因此，民办本科必须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这样不仅能使其长期适应国家对高级应用技术型人才的需求，更能使民办本科在高等教育的舞台上展示出应有的特色。

（2）在我国，社会对民办本科院校的认同度普遍偏低。虽然，民办本科院校的办学层次为本科，但在招考制度中，民办本科院校往往处于录取末端，导致社会对民办本科院校的认可仍然存在片面认识，社会认同度普遍较低。别敦荣从民办机制之于民办院校的意义方面出发，指出：“一方面由于民办院校办学基础薄弱，大多是从一开始的培训班和自学自考班演变而来的；另一方面，我国民办院校所承担的社会功能还较为单一，直接导致了民办院校在人们的意识里地位低下。”郭建如从民办院校里特有的“双师型”人才出发，指出：“一些来自企业的兼职教师群体，与学校的关系为单纯的聘任关系，对学校没有归属感，因而对学校的认同感也相对较低。”另外，在民办本科院校发展过程中，一些学校盲目扩大规模，为了获取生源存在很多不合规的招生行为，导致社会对学校的认同度降低。与此同时，自2009年起，由于中国的人口红利已过，中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也相应逐年下降，使得民办本科院校在社会中越来越成为次优性选择。鉴于民办本科院校社会认同度普遍偏低的现状，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求得一席生存之地，民办本科院校必须加快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的步伐。

以上论述不仅从哲学思想的量变引起质变的角度阐释了民办本科院校向应用型本科转型的必然，同时也从民办高校自身发展所遭遇的瓶颈和外部社会环境对其提出的要求方面阐明了民办本科院校向应用型本科转型，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