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秦王朝同北方各民族的关系

秦王朝建立时，在中国的北部散布着许多汉族以外的民族，其中最大的一族是匈奴。秦王朝同这些民族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

一 匈奴和秦王朝的关系

秦王朝建立前的匈奴族 匈奴是我国古代被称为“狄”“戎”“胡”等许多氏族、部落经过同化、融合而形成的部落联盟。从上古到公元前3世纪末，匈奴人已从原始氏族，经氏族部落，发展到部落联盟时代。在秦王朝建立时，匈奴部落联盟的首领为头曼单于，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可见，此时的匈奴部落联盟还不十分巩固，各部落之间仍聚散无常。不过，种种迹象表明，秦王朝建立前后，正是匈奴社会发生剧烈变化时期，其社会形态已开始由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制社会过渡。

匈奴的经济生活，一直以畜牧业为主。他们“随美草甘水而驱牧”（《盐铁论·备胡》），“逐水草迁徙”，过着游牧生活。因而“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史记·匈奴列传》）。狩猎在匈奴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史称：匈奴人“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子则射狐兔，用为食”，“其俗……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史记·匈奴列传》）。大量的出土文物，证明这些记载是可信的。

不过，到公元前3世纪以前，已有匈奴人学会农业生产，在属于公元前7至3世纪的匈奴族墓葬中，考古工作者已发现石臼。因此，认为匈奴“无田畴之积”（《盐铁论·备胡》）无“耕田之业”并不完全准确。只是农业生产在匈奴经济中始终不占主要地位而已。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匈奴人已使用铁器，如1973年在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桃红巴拉发掘的一批匈奴墓葬中，除发现有铜制的鹤嘴镐、锥、小锤、斧、凿、短剑等以外，还有铁刀，虽然这里的铁刀被认为“应是来自中原地区的产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第74页），但铁器毕竟在这里出现了。经济方面的变化，正是促使匈奴社会在公元前3世纪出现激烈变化的原因。

当秦王朝建立前夕，开始强大起来的匈奴，在南至阴山、北至贝加尔湖的广大蒙古高原地区，对中原王朝构成严重威胁，这支“人习战攻以侵伐”（《汉书·匈奴传》）的民族，常把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中原地区当作“侵伐”对象，掠夺内地的人民、牲畜、财产，使这里的生产和生活受到极大影响。尤其是当秦灭六国的最后阶段，中原战事方酣，匈奴趁各诸侯国无暇外顾，占据了河套地区的所谓“河南地”（《史记·秦始皇本纪》）。对秦说来，匈奴占领“河南地”犹如一把刀插在背后，但在统一六国的战争过程中，秦国不能不把抗击匈奴的问题暂时搁置下来，任匈奴势力在北方发展。

“悉收河南地”秦王朝建立以后，匈奴的威胁就成为了突出问题。当时在社会上流传着“亡秦者胡也”（《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说法。反映了人们对“胡”（即匈奴）骚扰的忧虑。所以，在秦军统一南方的同时，秦始皇又派大将蒙恬率三十万秦军北伐匈奴。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一举“悉收河南地”，夺回被匈奴占领的河套地区。第二年秦王朝的军队又越过黄河，夺取了为匈奴控制的高阙（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东北）、阳山（今内蒙古狼山）、北假（今内蒙古河套以北、阴山以南、大青山以西地区）等地。

匈奴头曼单于在秦军的打击下，放弃河南地及头曼城向北退却七百余里。秦王朝就在收复的河套以北、阴山一带地区，置四十四个县，重新设置九原郡。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年）秦迁内地人三万户到北河、榆中（今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以北）屯垦。这一次大规模移民，在经济上、军事上均有重要意义，它不仅起到阻止匈奴军事进扰的作用，而且有利于边境的开发和民族的融合，是值得肯定的。

万里长城的修建 为防御匈奴进扰，秦王朝还修建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

本来，在战国时期，各大诸侯国为军事上的需要，都在边境上筑有城墙，当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秦王朝的军队将匈奴人从阴山、“河南地”逐走以后，匈奴的实力并未受到彻底打击，对内地的威胁依然存在，秦朝需要随时防备匈奴的进攻。于是，秦始皇就决定在北方各诸侯国原有的旧长城的基础上，修筑一条横亘于匈奴进入中原道路上的长城。修建成的这条秦朝的长城，“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史记·蒙恬列传》）。据我国考古工作者最近的调查和统计得出的科学结论认为：“秦始皇长城5000多公里。”（见《长城保护研究工作座谈会侧记》，载《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的确是名不虚传的“万里长城”。

据考察，秦王朝所修筑的这条“万里长城”依其修建状况可分三大段：

第一段西起临洮东北至九原。这一段西部始于今甘肃岷县之西（秦时临洮为今之岷县，今之临洮为秦之狄道）。其中由今之岷县至临洮这一段是利用秦国旧城加以修缮而成。由榆中至于阴山（即今兰州以北至包头以西）这一段有部分赵长城可资利用。在黄河所经之地，就利用黄河这一天然屏障，“城河上为塞”（《史记·秦始皇本纪》），北河、榆中等城就在这里，大批移民戍守就在这些城附近。这里是防御匈奴的最前线。

第二段从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至代郡（今河北蔚县西南）。这一段也有部分燕、赵旧长城可利用。

第三段是自代郡至于碣石。关于碣石在今何处，自古以来说法不一。据近人黄盛璋考订，大约在今河北省北戴河至秦皇岛间的金山嘴（见《碣石考辨》，载《文史哲》1979年第6期及《历史地理论集》）。

虽然秦王朝修建的“万里长城”有许多旧城可以利用，但其工程仍是十分浩大的。在当时生产工具相当简陋、交通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完成如此伟大的工程，惟一的办法就是集中大量的劳动力，用劳动人民的双手创造出这人类历史的奇迹。修筑长城的劳动力，来自三个方面：（1）蒙恬所率的几十万士兵；（2）从全国各地征发来的戍卒；（3）“罪犯”。秦王朝把大批犯罪的官吏和人民都送去修长城，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下记云：“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又《史记·李斯列传》载：“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集解》引如淳曰：“律说‘论决为髡钳，输边筑长城，昼日伺寇虏，夜暮筑长城’。城旦，四岁也。”这些罪犯白天担任“伺寇虏”的繁重任务，夜晚还要进行“筑长城”的艰苦劳动。这一道“万里长城”耗费了多少劳动人民血汗和生命，是不难想象的。难怪蒙恬临死时没想到别的，唯对监督造长城一事沉痛自谴：“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堑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史记·蒙恬列传》）百余年后，当司马迁亲自见到蒙恬所督修的长城遗址时，也发出感慨说：“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史记·蒙恬列传》）不过，“万里长城”的修建是有作用的。它在当时和以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对阻止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扰，保护中原农业地区的生产和生活稳定都有积极作用，直至今天，长城仍以其雄姿向全世界展示着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精神，和无与伦比的悠久文明。

匈奴奴隶制国家的建立 被逐出河南地向北转移的匈奴，此刻其社会内部正在发生急剧变化。这就是奴隶制国家终于在匈奴人的社会中建立起来了。

匈奴奴隶制国家建立的标志，是公元前209年冒顿代替头曼成为匈奴单于。冒顿是头曼之长子。头曼单于在位时，匈奴还保持着氏族社会废长立少和杀戮长子的野蛮制度。头曼单于欲立所爱之阏氏（匈奴单于妻称阏氏）所生少子，而不欲立冒顿，利用这一古老传统习惯，将冒顿送到月氏为质，并攻击月氏，企图假月氏之手杀死冒顿。但是，冒顿不受其父摆布，在月氏“盗其善马，骑之亡归”（《史记·匈奴列传》）。逃回匈奴后，头曼单于“以为壮，令将万骑”。冒顿利用这个条件，训练战士，控制了一支对自己绝对服从的亲信部队，终于在公元前209年杀死头曼单于而自立。

冒顿为匈奴单于后，首先加强了单于的权力，而且使匈奴单于的位置确定在挛鞮氏这一显贵氏族内部继承。原来保存的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机构或已完全消失，或已只留有形式，代之而起的是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单于以及庞大的奴隶制政权。这样，一个奴隶主统治的游牧的军事政权便在秦王朝北方出现了。注5由此可见，公元前209年冒顿自立为单于，在匈奴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对匈奴旧有的风俗和制度进行的一次改革，“在他建立自己威信而举行的骑射的进程中，牺牲了代表旧社会的父亲”，其后所建立的一套制度“虽然是自发的，但对于旧制度和旧习惯的改革却富有斗争意义”（马长寿《论匈奴部落国家的奴隶制》）。

注5匈奴奴隶制政权是在我国土地上建立的一个地方性政权。它以漠北为中心，其政权机构分为三部分：一是单于庭（首脑部），它直辖的地区在匈奴中部，其南对着秦地的代郡（今河北蔚县一带）和云中郡（今内蒙古托克托一带）。 二是左贤王庭（东部），它管辖的地区在匈奴东部，其南对着秦地的上谷郡（今河北省怀来一带），东面连接着貉。 三是右贤王庭（西部），它管辖的地区在匈奴西部，其南对着秦地的上郡（今陕西榆林一带），西面连接月氏和氐、羌。 单于为匈奴奴隶制国家的最高首领，匈奴人称它为“撑犁孤独单于”，“撑犁”为“天”，“孤独”为“子”之意，故“撑犁孤独单于”就是“像天子那样伟大的首领”之意。 单于以下，有左右骨都侯辅政，骨都侯由氏族贵族呼衍氏、兰氏和须卜氏担任。呼衍氏居左位，兰氏、须卜氏居右位，主断狱讼，案件裁决后，用口头报告单于，无文书、簿记。 左右贤王为地方最高长官，左贤王地位最高，常以太子充之，是单于的“储副”（单于之候补人选）。左右贤王以下为左右谷蠡王。左右谷蠡王也各建王庭于驻牧之地，以下的官职名称是：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匈奴的全体及龄壮丁都以军事组织编入骑兵队伍，以上这些官吏也就是各级军事首长，分别统兵作战，大者统万骑，小者统数千。统领万骑的军事首长共二十四个，他们被称为“万骑”（万骑长），以下各置千长（千骑长）、百长（百骑长）、什长（什骑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等职。组成了一套游牧的奴隶主贵族军事政权组织。（以上参见林干《匈奴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另外，《史记·匈奴列传》记载之“相封”，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作“相、封”。但史学界一般都认为应作“相封”。如林干教授的《匈奴史》：“那二十四个万骑长亦各置……裨小王、相封、都尉……”不过，对“相封”皆无所解。唯陈直教授去世前发表的《汉晋少数民族所用印文通考》中，根据西安汉城出土之“匈奴相邦”玉印提出“相封”即“相邦”：“余谓本文之相封，即相邦，太史公因避汉讳而改（裴骃《集解》引徐广曰‘封’一作‘将’。盖徐广因未见有相封之官名，故据他本有一作‘相将’之说。《汉书·匈奴传》，用《史记》此文，作‘裨小王、相、都尉、当户、且渠之属’。相下独删去封字，亦因邦字避汉讳也。此义为历来治史汉者所未道及）。《论语·季氏篇》：‘且在邦域之中矣’，陆氏《经典释文》，邦一作封。汉人以封字代替邦字，取其形声均相近，尤为明证。据此匈奴相邦，其职位尚在裨小王之下，与汉臣相国之总理万机，职权有所不同。”（见《秦汉史论丛》第一辑第339页）陈直先生以印章证史为其晚年学术最高成就，上述高论，确发前人所未发，不仅说明匈奴“相邦”之地位，而且解决了二千年来“相邦”之为“相封”之原因，也解决了《史记》《汉书》标点、校勘上的问题。惜陈先生的文章发表较迟，至今治匈奴史者仍未加注意，特表而出之，以供学者参考。 治狱。治狱能以书从（踪）迹其言，毋治（笞）谅（掠）而得人情为上；治（笞）谅（掠）为下，有恐为败。（《封诊式》） 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匈奴奴隶制国家的建立，是与其部落联盟瓦解相联系的。原来属于匈奴部落联盟中的各个部落，在冒顿立为单于后，或被匈奴奴隶主贵族所奴役，或被迫远徙而脱离草原部落联盟。冒顿即位不久，就向周围的部落联盟和国家进攻。首先攻击的是东胡，“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接着又“西击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史记·匈奴列传》）。这时已至秦朝末年，中原的秦王朝已经开始土崩瓦解，匈奴奴隶制国家就趁势在北方发展、壮大起来。

匈奴，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个成员，在秦王朝时期虽然同中原地区处于敌对关系，而其在秦汉时期的历史，仍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二 匈奴以外的北方各民族

在秦王朝的北方边境，还散布着许多其他少数民族，主要的有东胡、楼烦、丁零、月氏等。

东胡东胡在商代初年就出现于我国的北方。战国时期，东胡居于燕国的东北，《史记·货殖列传》载：“夫燕……南通齐赵，东北边胡”。当时的东胡势力相当强大。后来，匈奴人的势力逐渐扩展，东胡中的多数人被融化于匈奴。所以，在古文献中“胡”同“匈奴”往往混淆不清。不过，在秦统一中国后，东胡还是存在的，并未完全被匈奴融合，尚有一部分居于匈奴的东面。他们分布于蒙古草原东南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成为北方草原氏族部落和氏族联盟的割据地区之一（见马长寿《北狄与匈奴》）。匈奴奴隶制国家建立后，东胡被匈奴所征服。从此，东胡人成为匈奴人中的一部分，东胡族也就此从历史上消失了。

楼烦和林胡 与东胡相近的还有林胡和楼烦，林胡又称“林人”（《史记·赵世家》引《正义》）、“儋林”。楼烦又称“烦胡”。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曾将林胡打败，林胡从此归属于赵，其居留地在内蒙古伊盟准格尔旗一带（见《文物》1976年第2期《风沙威胁不可怕，榆林之迁是谣传》）。楼烦在林胡之西，战国末年匈奴就将楼烦降服，居于今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的楼烦成为匈奴部落联盟下的一部分。秦统一中国后，原属赵的林胡自然归属秦王朝。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蒙恬收复“河南地”后，居留在这里的楼烦人也就成为秦王朝属下的居民。

丁零、月氏和乌孙等族 丁零也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早在先秦古籍上出现的“钉灵”“翟”“狄”等，就是“TürK”即“丁零”的最早译音（马长寿《北狄与匈奴》）。根据考古资料可知，他们可能长期生活在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及其以西的叶尼塞河流域和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南戈壁省和乌扎尔河、德勒山附近。在秦统一中国后，丁零作为匈奴部落联盟下的一个部落，仍分布在贝加尔湖以西和南色楞格河流域一带，以后随着匈奴势力的转移而逐渐西迁（见《丁零人的起源及历史》，载《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成为定居于我国的古代少数民族的祖先。

月氏在秦王朝北面匈奴部落之西。在秦统一中国之前，月氏始终活动于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在敦煌、祁连山之间，另有一支湟中“月氏胡”（《史记·大宛列传》）居今张掖、酒泉等地。秦统一中国后，匈奴无力控制月氏，并欲借月氏之力解决匈奴内部矛盾，公元前209年匈奴奴隶制国家建立以后，匈奴即与月氏发生激烈冲突，成为长期敌对的两个民族。

乌孙原居于敦煌、祁连山之间，后被月氏进攻，逐渐向西游牧，到达伊犁河上游居住。

秦王朝统一后，丁零、乌孙、月氏与秦王朝虽无直接冲突或交往，但由于他们都在匈奴势力影响之下，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将扮演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