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概述

最新统计显示，2012年全球大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新发病例逾136万，因大肠癌死亡的人数（69.4万）居所有恶性肿瘤的第4位。我国目前大肠癌的发生率和病死率分别位于恶性肿瘤的第3和第5位，且有明显增长之趋势。

散发性大肠癌的最主要癌前疾病是大肠腺瘤（colorectal adenoma，CRA），大肠癌和大肠腺瘤并称为大肠肿瘤。大致而言，大肠肿瘤的发生是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围绕着大肠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机体的整体功能参与其中。首先是环境因素，其包括肠道稳态、饮食结构、体育活动、烟酒嗜好等。而肠道稳态应包括肠道微生态和肠黏膜屏障（肠黏膜免疫系统等）；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构成肠道微生态。饮食结构尤其是膳食纤维摄入情况可通过改变肠道菌群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肿瘤相关（参与大肠黏膜细胞增殖、凋亡和代谢及肠黏膜免疫功能）基因和信号通路。随着各项研究对肠道菌群正常生理功能以及其失衡对机体运行的影响揭示，对肠道菌群的代谢底物膳食纤维及代谢产物短链脂肪酸（short chain fatty acids，SCFAs）的关注再次成为研究热点之一。近年来在代谢组学基础上提出了“完整系统生物学”（global systems biology）概念，将宿主、肠道菌群及其他环境因素看成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以期进一步阐明疾病发生过程的代谢机制，以及膳食纤维代谢产物短链脂肪酸在大肠肿瘤预防中的可能机制。因此，在宿主与肠道微生物共同进化的过程中，饮食对菌群结构的影响与宿主基因型至少有着同等重要的作用。这更充分地说明了宿主的基因并非是影响肠道菌群的唯一因素，后天的环境因素对菌群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尽管有关肠道菌群宏基因组学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从应用角度出发、通过改善饮食结构而调整肠道菌群从而减少大肠肿瘤发生的研究应该更具有临床实践意义。

其次，宿主机体内的细胞或分子活动调控大肠的发生与转归等生物学行为，而这些活动受神经体液激素等调控。

再次，机体内较多器官活动影响大肠肿瘤的发生。对于肝脏来说，诸如“肠肝轴”学说。譬如，①溃疡性结肠炎合并硬化性胆管炎时，则患大肠癌的风险明显增加；②肠→肝和肝→肠双向的转运和调控（传统胆红素的肠肝循环，研究热点胆汁酸的肠肝循环）；③肝脏可能参与肠道免疫细胞的驯化和成熟，而肝损伤导致肠免疫功能降低；④肠菌分泌的毒素在肝脏分解处理。肠菌影响内毒素血症，而后者又影响肝脏。益生菌可以促进肝脏胆汁酸代谢，减少肠肝紊乱的产生。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2014年度的一篇文章证实，肝脏是阻止病理状态下肠菌透过肠屏障进入血循环的一道所谓的“防火墙”，可见肝脏和肠稳态存在直接相互作用的关系。

最后，我们可以整合多种医疗方法，预防和治疗大肠肿瘤。包括化学治疗、放射治疗、外科手术治疗、介入治疗、内镜下治疗等。

总之，大肠是我们机体的一部分，与其他组织器官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既往我们多是孤立地研究大肠肿瘤，而非患大肠肿瘤的人。基于此，我们认为对于大肠肿瘤来说，无论是发生发展机制还是预防和治疗，都可以整合医学观去理解和处理。将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和环境的因素加以整合，将生命科学相关的各领域最新医学发现加以整合，将医疗相关的各专科最有效的临床经验加以整合，才能构建更全面、更系统、更科学、更符合自然规律、更适合人体健康维护和疾病诊治、预防的医学知识新体系，最终推动我国大肠肿瘤学研究的持续发展。如是，我们欲呈献给读者该书—— 《整合大肠肿瘤学》。

（房静远）

参考文献

1.Ferlay J，Soerjomataram I，Dikshit R，et al. Cancer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worldwide：Sources，methods and major patterns in GLOBOCAN 2012.Int J Cancer，2015，136(5)：E359-E386.

2.WHO Fact sheet，Feb 2014 Globocan 2012，IARC.http://www.who.int/mediacentre/factsheets/fs297/en.

3.陈万青，张思维，郑荣寿，等.中国2009年恶性肿瘤发病和死亡分析.中国肿瘤，2013，22(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