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字

因玺印的实用性体现在文字上面，因此讨论古玺印就有必要回顾中国古文字。

根据出土文物推断，古文字的形成发展和书写，应该先有刻划铸凿（甲骨文、金文），后有软毛制笔书写两个阶段。

我国文字起源尚未得出准确的年代，但一些远古陶器上发现的划痕应该与文字的发生是有传承进化关联的。

距今7000多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有着远古先人划刻在黑陶上的几何形纹符号，这些符号当是有意识的行为，是否系文字的早期雏形，值得研究。

稍后，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有刻划符号。

蚌埠吴郢乡双墩村新石器早期陶器底部的划刻符号比仰韶刻符更趋复杂。

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遗址的陶器上“具有文字性质”的划刻符号等，这些刻划符号则可以说是古汉字的雏形了。

（一）大篆

1.甲骨文

产生于商周的甲骨文，是可识汉字中最原始的文字体系，记录的方式是用刀（或硬锥体）刻在龟甲兽骨上，又称“契文”“龟甲文字”，是商朝王室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现已发现的甲骨文单字在4500字左右，可认识的约1700字。它上承原始刻符，下启青铜铭文，是汉字发展的原始形态，现代汉字应是由甲骨文逐渐发展演变而来的。

知识链接：甲骨文

甲骨文是已知中国最早且体系较为成熟的文字，系商卜占记事之用。商亡之后，占卜在周逐渐绝迹，其文字也逐渐不为人知，史料中几无记载。

其发现很有传奇性，晚清金石学家王懿荣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因患病而服中药，从来自河南安阳的“龙骨”上发现了文字样的刻划痕迹，经研究断为商代的文字，甲骨文因此重见天日。这种历代学者原无所知的文字一经发现，就改写了中国的历史。

司马迁在《史记》中有《殷本纪》，历代史学界对这些记载一直存疑。罗振玉在甲骨中发现了刻有商王朝先公、先王的名字后，证实了这些甲骨的出土地小屯就是《史记》中所说的“洹水南，殷墟上”的殷墟所在地。

此后，学者王国维用甲骨卜辞对照《史记》做了翔实的考证，证实了《史记·殷本纪》的真实可信，从而肯定了一个距今3000多年、长达600多年，历经8代12王，在小屯（殷地）建都达273年之久的朝代，把中国有据可证的历史提早了一千年，这是一个载入史册的了不起的发现！

由此，中国书法史到清代产生了一种最为古老却又最为年轻的书体——甲骨文书法。由于甲骨文初步具备了书法艺术三要素——用笔、结体和章法，所以书法界把甲骨文上溯为中国书法艺术之滥觞。

再者，甲骨文的发现，使学术界开创了一门崭新的古老学问——甲骨学。

2.金文

商周时代出现的铸在钟、鼎、兵器等青铜器上的铭文称为 “金文”或“钟鼎文”。商代金文字体和甲骨文相近。西周金文字体齐整，内容多属与祀典、锡命、征伐、契约等有关的记事。战国末年，字体逐渐和小篆接近。书法浑厚凝重，字形变化多端，风格参差不一。

3.籀文

籀文是周朝晚期使用的文字，是小篆的前身，《汉书·艺文志》：“《史籀》十五篇，周室王太史籀作大篆。”《史籀篇》中收有223个字，因而得名籀文，春秋战国通行于秦。狭义大篆则专指籀文。

4.石鼓文

唐初在天兴县陈仓（今属陕西宝鸡）南之畴原出土了高约0.66米，径约1.2米，上小下大，顶圆底平的十个像鼓一样的石墩。上面是十首四言诗，因记叙秦国君畋猎之事，故称为“猎碣”。石鼓刻于先秦还是秦，考古界无定论。郭沫若鉴定认为应是秦襄公（前777—前766）时期的作品。

石鼓文是我国最早的刻石文字，原刻700多字，现存300多字。石鼓文笔画雄强遒劲，典丽峻奇，形体比金文工整，结体略呈方形，打下了汉字方块化的基础。这十个石墩历尽沧桑，现保存于北京故宫，文字大多剥泐，其中一石文字已全部无存。石鼓文文字为大篆的代表作品，唐代诗人杜甫、韦应物、韩愈等都作诗题咏。

甲骨文、金文、籀文、石鼓文，包括春秋战国各国文字（简牍等）均属大篆范畴。

（二）小篆

小篆是秦统一六国后由丞相李斯等人，以周秦大篆（籀文）为基础，吸取各国文字之所长，制定出“书同文”的法定文字。小篆的颁布，结束了天下文字混乱的局面。文字统一的意义极其深远，文化传承的余荫延续至今。小篆以秦始皇东巡泰山、琅琊、峄山、碣石、会稽、芝罘、东观等处所立的记功刻石为代表，至今尚存《泰山刻石》与《琅琊刻石》两种摩崖，惜其磨泐太甚，几无完字，唯凭所存古代拓本尚能窥其大概。

这些纪功刻石作品虽然均无署名，但历来史料都认为出李斯之手。唐·李嗣真《书后品》称其为：“秦相刻铭，烂若舒锦。”宋·刘跂《泰山秦篆谱序》云：“李斯小篆，古今所师。”

小篆的形成相对较晚，与玺印的产生并无关联，但对玺印和篆刻艺术则影响深远。从新石器时代到春秋战国的漫长历史中，随着文字的发生、成熟和书刻的使用，吉金文字、玺印便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并发展，也揭开了中国玺印篆刻发展的扉页。

而玺印、篆刻的文字之美，无疑是由刻划、铸凿等手法来显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