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跨学科研究具有超学科性

目前的研究认为超学科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相对于多学科和交叉学科而言的，仍属于学术研究的范畴；另一种是相对于学术领域或学术研究而言的，超出了单纯学术的范畴。

第一种超学科是一种通过全面综合而超越学科世界观的跨学科。超学科与跨学科的显著区别在于它不以学科为基础，在超学科活动中可能分辨不出哪个方法或理论来自哪个学科。皮亚杰把它看作基于交互吸收的跨学科关系认识论的高级阶段，詹奇把超学科作为科学、教育和创新体系层级模型的社会目标。超学科网络上的一篇描述性文章指出，超学科研究产生于不同的环境中，带着不同的目标逐渐形成不同的类型。

第二种超学科与二战期间美国政府介入科研领域，从国家层面推动科研发展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近年来常常提及的“官产学研”合作就是典型的例子。这标志着知识生产走出象牙塔式自说自话的堡垒，开始更多地关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对话。

总体来看，上述两种超学科有诸多共同的特征，学术界也没有对其进行明确的区分和界定，常常在文献上混同使用。并且，超学科对于国内学术界来说，还是一个新鲜词，对其消化和吸收尚需时日。但从目前来看，超学科的发展有四种趋势。

第一种趋势是对知识进行系统整合的历史性探索的现代表述。这种探索分布在古希腊哲学、中世纪基督教教义、启蒙运动的普遍理性、先验论、科学统一化运动、物理学“大统一理论”中。美国学者科克尔曼斯回顾超学科讨论的历史时发现，对超学科的讨论主要是从科学的教育和哲学维度入手的。今天对统一性的探索并不必然来自事物的给定序列，而是通过批判性的、哲学的和高于科学的认识持久地形成的。

第二种趋势类似于批判性跨学科。超学科不仅具有先验性，还有超越性。近年来，超学科逐渐成为知识形成和批判指令的标签，孕育出新的理论范式。施雷夫把人文学科中新的跨学科现象、关于社会和知识形成的新理论方法与超学科研究或文化研究相联系，这大大超出了康德构建的知识和艺术的整体性和简单性准则。科尔纳认为，文化研究的超学科形式存在于广泛的领域，进而用理论建构了媒体、文化和通信的复杂性和冲突。这种方式从文本到情境到处可见，突破了等级、性别、种族、民族和其他身份的边界。道林和哈克把女性和性别研究中的超学科和超越了学科边界的术语、概念和方法的批判性评价联系起来。威克斯在加拿大研究中把超学科和反学科与从整体和部分上都排斥学科的运动联系起来，提出了社会政治正义问题。

第三种趋势是对全面综合范式内涵的扩展。米勒把超学科定义为超越狭隘学科世界观的明确的理论框架。典型的例子包括一般系统论、结构主义、社会生物学、现象学和政策科学等。这些框架以整体性为目的，提出重构知识结构，用隐喻的方法囊括了学科单独处理的物质领域。北美出现了这种趋势的变体，在癌症研究等领域提出了超学科学的含义。超学科学是超越跨学科研究的合作方式，提出了描述和分析社会、经济、政治、环境和体制因素的新的方法和理论框架。

第四种趋势是欧洲和南北关系中典型的超部门问题解决。当代，瑞士和德国的环境研究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超学科形式。在人类与自然系统互动、技术创新的所有领域和发展环境中都有这样的案例。这种趋势的关键前提是，生活世界中的问题要靠研究问题和实践来解决，而不是靠学科来解决。然而，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相同的。有一种超学科问题解决方式是以学术研究人员和产业私有部门的合作为中心，目的是使产品和技术被开发，因而优先考虑创新环境设计和产品开发中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另一种超学科研究方式是相关社会主体以提供民主解决方案的名义，在应对可持续发展的复杂问题和核电站的技术现代化的风险上进行合作。第四种趋势还与两个重要概念相关，即模式知识生产和后常规科学。吉本斯等人提出了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加强了知识的综合性重构和再情境化。

知识生产的模式是层级的、同质的、以学科为基础的，与此不同的是，新模式的特征包括复杂性、非线性、异质性和超学科性。对研究工作的重构在不断进行，当大量的组织和利益相关者用他们的技能和专业知识解决问题时，知识的社会分布不断更新。吉本斯等人从一开始就强调知识应用的实际环境，比如飞机设计、制药学、电工学和其他产业与私有部门。诺沃特尼等人扩展了吉本斯等人的模式理论，认为问题的情境需要考虑公开辩论的场合，并引入了批判性跨学科中非常有影响的民主讨论。如果发现了外行的观点和不同的知识，可靠的科学知识就会转变为社会性的知识，从而在强化学界和社会的新伙伴关系时消解专家和外行的区分。在芬陀威克斯和拉夫兹的经典定义中，后常规科学打破了事物之间关联和系统运行方式的还原论和机械论假设。未建构的问题是由复杂的因果关系驱动的，也体现出价值和实际知识的高度分歧。魏因加特发现了知识生产新模式、后常规和后现代科学以及跨学科和超学科研究的新形式。

蒋逸民认为“超学科主要有四个研究重点：第一个重点放在生活世界的问题上，第二个重点是学科范式的整合和超越，第三个重点涉及参与性研究，第四个重点是寻求学科外的知识统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跨学科研究方法论的研究是具有上述特征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跨学科研究的超学科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跨学科研究是立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借助优势交叉学科特有的概念、知识、方法、视角、模型等工具进行的一种跨学科方法的研究。它是一次试图为解决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入脑难题的创造性的尝试，关注的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入脑的一系列问题，如入脑的途径、特征和机制等等，解决的正是在现实生活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所面临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入脑难题。它不仅是理论探索，更是现实生活世界问题的解决，从这个方面来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跨学科研究具有超学科性。

第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跨学科研究将会与数学、统计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生命科学、医学等学科实现更深层次上和更大范围内的交叉融合，它将改变我国社会科学单学科研究的现状，并进一步打破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壁垒，为社会科学提供更多样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不断拓宽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领域，以提高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水平，这也必将带动研究者和社会力量共同合作进行超学科研究，为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新的理念和发展方向，实现理论、知识与研究方法的创新。

第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跨学科研究整合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跨学科研究范式，并与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比较研究范式共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范式体系。范式所具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功能作为一个整体，可以为理论研究工作者提供从事理论研究必须具备的科学信仰、智力支持和思想保障，为理论研究活动提供一个多层次、多功能的立体指导结构和思想体系。更进一步地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跨学科研究在对学科范式的整合过程中也实现了对以往学科范式的超越，提供了一种更具生命力的超学科研究方法，这就为未来社会科学研究开辟了新道路。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跨学科研究未来的发展将与数学、计算机科学、生物医学等学科密切相关。数学和计算机科学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和新途径，以定义、定理、推论等的形式进行定性研究，以结构模型进行定量研究。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跨学科研究的发展除了不断引入先进的数学理论与模型，也需要与更多学科领域结合，多管齐下，不断牢固学科根基并扩大应用范围，综合使用定性与定量方法，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跨学科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创新性。生物医学则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跨学科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应用拓宽了空间，促进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跨学科研究学科的纵向加深和横向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