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因素

与经济学中的商品一样，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因素也遵循供需原理。从需求的角度看，市场规模的扩大会对各类产品产生更多的需求，从而激发许多企业创立，并提供新产品。从供给的角度看，企业家个体特征，企业利润，产业聚集，市场和组织结构，体制、制度与文化等都会影响企业家精神的供给。

一、企业家个体特征

许多研究分析了教育、年龄、经验、社会地位和心理等与创业和企业家精神的关系。

（1）具有更高教育水平的个体更有可能变为企业家（Shane,2003）;Robinson和Sexton（1994）发现受教育年数与自我创业具有强相关关系；Bates（1995）也发现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个体更可能创业。

（2）年龄与创业之间呈倒U形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经验的增多，创业的可能性增大。但随着年龄的进一步增长，机会成本和不确定性增大，企业家精神减弱（Bates,1995; Shane,2003）。

（3）一般的经商经验、即将进入产业的经验、创业经验会提高个体创业的可能性，因为这些经验会改善企业的绩效，提高企业成活率（Gimeno et al.,1997）。

（4）社会地位的提高会提高个体建立新企业的可能性（Stuart et a.l, 1999），个人社会关系的种类的增加和多样性的提高也会提高建立企业的可能性（Aldrich et al.,1987）和成功的概率（Hansen,1995）。

（5）企业家的性格也会影响创业。外向、风险倾向、自信、创造性等都会提高创业的可能性。阿克洛夫和席勒（2012）讨论了动物精神（信念）对创业的影响。

二、企业利润

为什么不同区位具有不同的企业家精神？一个原因是企业家精神的收益不同。Glaeser等（2010）分析了每个工人的货物价值（代表企业家精神的收益）与小企业数量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二者之间没有相关关系。这表明企业家精神不是企业家活动的高收益导致的。因此，我们需要考虑影响企业家精神供给曲线变动的因素。然而，鲍莫尔（2010）认为企业家是一项可配置的资源，与其他投入一样，它的配置也是由价格机制——对企业家的不同行为给予的经济报酬结构——决定的。报酬结构会影响企业家在不同生产性行为中的时间配置，即在创新行为和扩散技术行为之间的配置。

三、产业聚集

产业聚集通过分享效应、匹配效应和知识效应影响企业家精神（Glaeser et al.,2010）。市场规模的扩大会增强企业家精神（Pennings, 1982; Dean and Meyer,1992）；企业的密度与企业家精神呈倒U形关系（Carroll and Wade,1991）。一个产业中过小的企业数量意味着这个产业没有多少机会。随着企业数量的增加，产业中的企业密度增大，从而增强企业家精神。但是企业密度的进一步增大会增大企业竞争的压力，从而抑制企业家精神。Fallick等（2006）、Freedman（2008）分析了聚集与跳槽的关系，认为流动性促进了聚集。Holmes（1999）分析了美国产业的垂直整合和聚集的关系，Li和Lu（2010）则分析了中国产业的垂直整合和聚集的关系。此外，大量的文献还分析了聚集与创新的关系（Agrawal et al.,2008; Gerlach et al.,2009; Simonen and McCann,2008）。

Chinitz（1961）强调了投入品对企业家精神的作用。大量小的独立的企业组成的竞争经济会使得企业家更容易找到独立的供应商。其中，最为重要的投入就是金融，风险资本的可获得性是影响企业家创业的重要因素（McMillan and Woodruff,2002）。Chen等（2010）分析了风险资本的地理分布，发现风险资本高度聚集于三个城市——纽约、旧金山、波士顿，这为企业家在这些地方创业创造了巨大的优势。

四、市场和组织结构

大企业占统治地位的市场会阻碍新企业的产生。相反，企业平均规模较小的区域具有较高的企业产生率。Agrawal等（2010）分析了竞争和垄断对创新的作用。大的垂直整合的企业不会将新产品卖给新建企业，所以，大企业不会对小企业产生溢出。Glaeser等（2010）考察了本地产业结构与就业增长的关系，发现大量的小企业促进了新企业的产生。Halti-wanger等（2010）分析了大企业和小企业的相互作用，大卖场的出现使得小企业退出，从而阻碍了小企业的产生。尤其是当大企业和小企业属于同一产业时，大企业对小企业的竞争效应特别突出。

五、体制、制度与文化

自由分好的和坏的两种类型，管理和控制不仅能为少数人争取自由，而且能为所有人争取自由（哈维，2009）。奥尔森（2007,2014）认为协调好政府强权和个人权利保障之间关系的国家会走向繁荣，反之则衰败。走向繁荣的国家需要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Market-augmenting Gov-ernment）（如果一个政府有足够的权力创造和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强制执行各种契约，同时又受到约束，从而无法剥夺或侵犯私人权利，那么这样的政府就是“强化市场型政府”），而“强化市场型政府”则需要创造使得政府具有共荣利益（Encompassing Interests）的条件。国家主义流派的美国学者科利（2007）通过比较分析韩国、巴西、印度和尼日利亚的经济发展效果，强调了国家权威模式（包括如何组织国家政治以及如何运用国家权力）对私营经济决策的决定性作用。他认为无论是欧洲、日本，还是后开发地区，都是通过政府动员资本、培育劳工力量和支持技术转移来实现工业起飞的。不过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来临和时代变革的加速，僵化的工资体制和官僚政治无法适应时代需求是日本失去20年的核心原因（池田信夫，2012）。通过国家内部和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较，不难发现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维护公平秩序是进行创新的基本保障。

Baumol（2002）将企业家分为生产性企业家和非生产性企业家。非生产性企业家包括寻租型企业家和破坏型企业家（比如私人军队和犯罪团伙）。当制度发生变化，改变了不同活动的相对收益时，企业家会从一种类型转变为另一种类型。因此，制度激励非常重要。

既有研究还从税率、产权、大学角色、文化等方面分析了制度文化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1）更高的联邦税率抑制了企业的建立（Gentry and Hubbard,2000），税收的减免促进了企业的建立（Dana,1987）。罗德里克（Dani Rodrik）（2004）分析了20世纪50—60年代韩国、新加坡等实施的税收优惠等政策对创业的促进作用。（2）好的产权保护能使得企业家获得努力的成果，从而激发企业家精神（McMillan and Woodruff,2002）。（3）大学的技术转让有利于新企业的建立（Markman et al.,2005；欧雪银，2009）。（4）关于如何看待创业和失败风险的社会文化影响了企业家精神（Butler and Herring,1991）。（5）Fritsch和Wyrwich（2014）利用1984—2005年联邦德国和2000—2005年民主德国的历史数据分析了企业家精神的持续性，认为本地的企业家文化是企业家精神持久存在的重要原因。布雷丁（2014）认为瑞士成功的动力源于稀缺文化，中国温州的崛起也源于这种稀缺文化。戈登（2011）认为荷兰商业文化的引入是华尔街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关键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