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全球一体化下的浙商“出海”

早在“走出去”战略提出以前，浙江的海外贸易就已有了悠久的历史。浙商的国际化可追溯到秦汉时期的小规模私人贸易，经历了唐、宋、元时期的繁荣发展和明、清时期“海禁”政策带来的波动，在近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夹缝中生存”，在自然资源匮乏的条件下，磨砺出了浙商吃苦耐劳、艰苦创业的企业家品格，为现代浙商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与敢为人先的文化基因。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2001年，中国政府提出“走出去”战略，鼓励企业到其他国家投资。浙商在“走出去”战略的引导下，步入了海外投资新阶段。截至2017年6月底，浙江省经审批和核准境外企业和机构共计8876家，累计境外直接投资备案额4423.6亿元，覆盖144个国家和地区。下面将对浙商“出海”的动机及其在“出海”的过程中表现出的特征进行总结。

第一节 浙商“出海”的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浙商凭借“敢为天下先、勇争天下强”的精神成功抓住了“走出去”战略的机遇，迎来了黄金发展期。这30多年来的全球化活动历经了三个主要阶段。

1．对外贸易阶段（1978—2000年）

浙江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其中大部分为制造型企业。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这一阶段的浙江海外活动以出口为主，主要目的是将国内的产品销往国外，打通国外销售市场，并从国内外市场的差价中获取利润或者避免国内激烈的竞争，而出口产品则主要分布在轻纺、服装、日用品等劳动密集型领域。

浙江对外贸易的发展又可以细分为三个子阶段：（1）1978—1982年的“快速起步”阶段。这一阶段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0.524亿美元增长到1982年的9.38亿美元。（2）1982—1992年的“稳步上升”阶段。这一阶段出口总额从1982年的不足10亿美元稳步增长至1992年的37.03亿美元。（3）1993—2000年的“转型发展”阶段。1992年浙江国有外贸企业率先开始股份制试点改革，推动了这一阶段省内外贸的发展，1997年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00亿美元，2000年达到了194.4亿美元，随后进入了浙江对外贸易高速发展的21世纪（见图2.1）。

2．资源获取阶段（2000—2008年）

2000年中国加入WTO后，在对外贸易取得了巨大进步的基础上，很多浙江民营企业也开始到海外获取资源。浙江以民营经济为主，对资源的依附需求大，但作为资源小省，浙江全省一次能源自给率只有5%，因此浙商参与境外矿产资源投资活动很积极。到资源富聚地投资建设稳定的资源供应渠道，将开拓浙商新的发展空间。2004年，浙商海外投资中的资源开发型项目总额4975万美元，其中有8个森林和矿产等资源开发型项目。2005年，浙江在境外投资24个资源开发项目，中方实际投资8867万美元。“十一五”期间浙江境外资源开发项目67项，总投资额6.7亿美元，占全省总投资额9%。

在这一阶段，中国政府也出台了相应的境外资源开发政策，鼓励企业在海外开展资源领域的投资合作。2003年，商务部制定了支持在非洲开展资源领域投资合作的政策，在外汇支持、税收政策、政策性保险业务等方面予以保障。2004年，针对财务问题出台了资源类境外投资项目前期费用的扶持政策，对企业境外资源开发前期的中介咨询、律师聘请、可行性研究、资料购置、补勘费用等进行补助。

在政府鼓励与企业主动的内外因双重作用下，浙商抓住机遇，在海外的资源类投资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绩。2006年浙江吉恩仕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580万美元在刚果（金）全资建立了利达矿业有限公司，获得了15万吨储量的10年矿产开发权和100万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主要进行成品铜的冶炼生产及其进出口贸易。该公司在2006—2007年间纯利润高达25%，并于2007年获批增资2917.27万美元，总投资达到3497.27万美元，成为当时嘉兴市最大的境外投资项目。与吉恩仕共同出海投资非洲的还有浙江华友钴镍材料有限公司，其于2006年投资650万美元在刚果和南非设立东方国际矿业公司，主营钴镍矿产的开采、选矿与冶炼，并于2007年和2015年分别向子公司增资2380万美元和2.35亿美元，全面收购了刚果（金）PE527矿区权，预计年采矿规模将达133万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钴、铜资源供给不足的现状。

3．战略资产寻求阶段（2009年至今）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浙江企业家们有了更开阔的全球视野，其全球化战略不再满足于简单的资源贸易，而是将着力点转移到寻求海外高端技术与品牌。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人口红利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已渐消殆，提升研发投入、打造自主品牌、塑造高品质和高技术含量的国际形象，成为中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的战略选择。因此，在这一阶段的浙江企业，以技术、品牌等战略资产寻求为主要目标，通过跨国并购、中外合资、自建研发中心、购买海外专利等多种方式，争取转型升级，攀登全球价值链高峰。

在这一阶段中涌现出了大量优秀的浙江企业，它们通过跨国并购获取了海外先进专利、生产工艺以及优秀科研人才，成长为全球型企业。吉利2010年8月完成了对福特汽车公司旗下沃尔沃（Volvo）轿车公司的全部股权及相关资产收购，解决了企业在利用多品牌战略推进中高端产品的发展中急需先进技术来支撑其品牌发展的问题。吉利在收购沃尔沃后，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研发，推出了帝豪、博瑞、博越等多款畅销车型，在自主品牌中打出了品牌力。沃尔沃也在被收购后获得了新生，2015年全球销量首次突破50万台，营业利润比上一年度增加了两倍多。

万向于2013年1月以2.566亿美元收购了美国最大的新能源电池制造商A123公司，获得了新能源锂电池的先进制造技术。其又于2014年2月以1.5亿美元收购了拥有完整新能源汽车生产能力的Fisker公司，获得了新能源汽车的整车技术与知识产权，其中包含18项外观设计与技术发明专利，完成了企业在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领域的关键布局，实现了零部件制造商向整车制造商的转型升级。

第二节 浙商“出海”的动机

在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受国内资源和市场的限制，以及浙商自身发展的需要，浙商“出海”的动机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寻求市场

浙江省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大部分为制造型企业，因此出口占据了浙商全球化活动的大部分比例。浙商大企业中纺织和电子电器制造企业占据着重要地位，这些产品在国内市场趋于饱和，但是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却具有相对的比较优势。这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凭借其比较优势和成熟技术向海外扩张，从而赢得了更为广阔的市场。另一方面，随着近些年中国出口贸易额的大幅增长，各个国家面临着“中国制造”带来的危机。为了保护各自的国内厂商，他们纷纷通过反倾销、反补贴、技术壁垒等隐蔽手段加强贸易保护。

在这种情况下，到东道国投资设厂，不仅解决了贸易壁垒带来的问题，还能享受东道国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可以在保护原有市场份额的同时扩大海外的市场份额。例如，宁波永发集团于2006年将美国的知名品牌“SAFEWELL”和其销售渠道纳入旗下，成功地打开了国际市场。目前，该公司已在欧洲、东南亚、中东、东欧、美国、日本、俄罗斯、南非等地设立了分销商，在英国、印度、土耳其、新加坡的市场占有率超过30%，在中国香港、埃塞俄比亚更是超过70%。

2．寻求资源

资源约束增强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之一，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不会改变。中国人均资源拥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浙江又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中国人口密度大于世界平均水平，而浙江10万平方公里土地承载近5000万本地人口，人口密度是全国的3.7倍，还不包括800万外来人口。总的来说，浙江人多地少、资源匮乏，原材料、土地等各种生产要素比较紧张。而经济的发展依赖于资源的充足程度，特别是对于制造型企业，原材料的获取更为重要。浙江省以民营经济为主，对资源的依附需求更大，因此在参与到海外的活动当中时更为积极，力图通过“走出去”发展，充分利用“两种资源”。

据统计，2010年浙江省共计核准境外投资项目18个，总投资42.03亿美元，其中有多达12个项目是资源类项目。以矿产类资源为例，除了铜钴冶炼，浙商“出海”寻求的资源还包括铅、锌、银及锰矿等矿产开采。例如，银亿集团于2008年开始涉足海外矿产资源领域，已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地成立矿业投资、运营和贸易公司，拥有各类矿权20多个。

3．寻求效率

相对而言，寻求效率是浙江乃至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进行生产运营活动较少的动机。中国本土劳动力价格低廉，生产成本相对较低，是制造型企业理想的生产基地。通过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研究，我们发现，大多数企业会将新设立的生产型企业建立在中国境内，利用中国的成本优势，再将产品出口销往海外。而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外汇储备增多，政府增强了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引导作用，同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资源价格也开始上升，部分制造型企业开始投资于一些发展中国家，试图通过在劳动力成本更低廉、资源价格更便宜的国家和地区设立生产企业，有效提高运作效率，增强在全球竞争中的竞争力。

4．寻求战略资产

中国是制造大国，却不是制造强国。在国际生产网络中，中国企业大多从事资源消耗大、污染排放多、资本技术密集度低、附加值不高的产品加工、装配等环节。中国制造业是国内各行业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的重要保障，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推动力。在跨国生产网络中，中国制造业的生产技术，尤其是关键技术依旧主要依靠国外，常受到上游生产国的牵制。在这种发展瓶颈制约下，以制造业为主的浙商有了对外寻求转型升级的需求。他们主要通过海外并购的形式获得包括专利、生产设备、制造图纸、技术人员智力资源等的战略资产，以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例如，2010年吉利成功收购沃尔沃，获得了其在中高端产品发展中急需的先进技术。

为了进一步探究浙商“出海”动机的相对性，2015年本研究项目组与省工商联对133家浙商的“出海”动机进行了问卷调查（多选题），最后获得127家浙商的有效问卷。调查发现，在浙商“出海”的诸多动因中，“寻求市场”占主导地位，在全部受访的127家企业中有111家企业选择此项，占比为87%。其次，是“寻求战略资产”,55家企业选择此动机，占比43%。“寻求效率”和“寻求资源”分别是29家、26家浙商“出海”的动因，占比分别为23%和20%。调查结果如图2.2所示。

第三节 浙商“出海”的特点

为了寻求市场、资源、效率和战略资产，浙商在“出海”的过程中呈现出了以下鲜明特点。

1．对外投资勃发，量与质齐头并进

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浙江省境外企业投资总额从2000年的0.17亿美元快速扩大到2010年的40.2亿美元，增长235.5倍，年均增长72.7%；中方投资额从2000年的0.15亿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33.6亿美元，10年间增长223倍，年均增长71.6%。虽然2017年相比同期有大幅下滑，但依然高达96.4亿美元。2005—2017年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情况如表2.1所示。

浙商海外投资的发展不只是量的剧增，在质上也已有显著变化。第一，对外投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截至2017年6月底，浙江省海外投资已遍布六大洲，覆盖144个国家和地区，以亚洲、欧洲和北美洲为主要对象。第二，单项投资规模逐年扩大，从2006年的平均92万美元上升到2017年的平均2317万美元。截至2011年年底，中方投资额在500万美元以上的大项目共有299个，投资额约占总量的80%。大项目带动效应明显，如富丽达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投资2.5亿美元设立富丽达卢森堡控股公司，吉利集团以13.88亿美元并购沃尔沃，海宁蒙努集团以1737万美元收购美国杰妮芙股份有限公司等。

2．网络遍布全球，世界浙商携手共赢

为了应对危机冲击，2010年浙江省商务厅出台全国首个《浙江省加快境外营销网络建设的实施办法》，并联合省财政厅出台《关于推进境外贸易展示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努力打造浙江制造品牌推广的工作载体，积极推进境外营销网络的建设。2014年，全省经核准设立的境外营销网络项目共561个，中方投资额达51.08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投资目的地主要集中在越南、俄罗斯、美国、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和我国香港地区等95个出口重点国家和地区，有效地拓展了海外市场，规避了贸易壁垒，带动出口成效显著。自2008年至2016年9月，浙江企业累计在境外设立营销网络4955家。据统计，2016年省外浙商已超过600万人，带动销售“浙江制造”产品超过6000亿元；而在海外，截至2016年年末，浙商投资已遍布142个国家和地区，分布在以亚洲、欧洲和北美洲为主的国际市场。目前，浙江籍的华侨华人、港澳同胞约有202.04万人，分布在世界180余个国家和地区，拥有的总资产超过7000亿美元。海内外浙商通过血缘的家族企业、地缘的老乡创业甚至同学之间的人情来往编织成了创新创业的全球浙商网络，帮助浙江企业得到及时的投资信息、金融咨询与背书推介等优质资源，利于全球浙商抱团投资，共同赢得国际市场。通过境外营销网络的建设，浙江企业的自主品牌影响力和市场份额已进入全球同行的前列，浙江企业正从过去的供货商向海外经销商、知名品牌的拥有者转变。

3．投资领域扩张，投资形式多元化发展

目前浙江的境外投资已逐步从初期的设立营销网络为主，向研发中心、生产基地等相对较高层次的投资领域拓展，海外并购等投资方式日益增多。仅在“十一五”期间，全省经核准的境外研发机构就有132个，总投资10.9亿美元。研发国际化是继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之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趋势，也是浙商“走出去”的发展方向，目前主要涉及电子、医药、机械、新能源、计算机等高新技术行业。海外并购项目规模也日趋扩大。2017年，浙江以并购形式实现境外投资项目18个，并购额达53.85亿美元，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为55.85%，热门并购国家包括美国、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发达国家，海外并购在数量和规模上均居全国各省份首位。浙商的海外并购投资主体以民营企业为主，传统制造业是海外并购项目的主要产业，上游的供应商或是下游的进口商是浙江省海外并购的主要对象。如2014年12月，宁波均胜电子以9000多万欧元收购一家德国汽车零部件优秀企业，成为浙商年度最大跨国并购项目，这一并购项目完善了公司产业链上智能驾驶领域的体系建设，确立了均胜电子在汽车HMI解决方案提供者领域的行业地位。

从行业领域来看，浙商的海外投资领域从纺织服装、轻工、机械、电子等传统优势行业逐步向计算机、软件业、传媒等新兴领域，汽车、装备、医药、电子信息、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及商贸流通、商务服务等现代服务业拓展，高技术产业及现代服务业的比重不断提升，分别由2008年的19%和6%上升到2010年的52%和30%。2014年，服务业境外投资企业共计58家，占境外投资企业总数的10.05%，投资总额119325.2万美元，占境外投资总额的18.54%，同比增长50.08%，中方投资额114880.6万美元，占境外投资中方投资总额的19.76%，同比增长44.82%。2017年1—9月，浙江省服务贸易出口增幅为16.94%，高于同期外贸增速。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出口总额为430.42亿元，占全省服贸出口总额的25.63%。

从对外投资的形式来讲，除传统的投资方式外，境外合作区也是浙商海外投资的一张名片。目前，浙商牵头实施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共6家，其中有3家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华立集团在泰国的泰中罗勇工业区、康奈集团在俄罗斯的乌苏里斯克工业园、钱江投资在越南的龙江工业园）,3家省级境外经贸合作区（越美集团在尼日利亚的越美（尼日利亚）工业园、金盛公司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鹏盛工业园、温州外贸工业品有限公司的塞尔维亚贝尔麦克商贸物流园区）。2014年，浙江省6个境外工业园区建设投资累计达6.18亿美元，吸引入园区浙江企业投资达15.2亿美元，年带动出口额达11.07亿美元。

4．民间资本活跃，民企领跑对外投资

作为民资最充裕的省份之一，民营企业领跑对外直接投资一向是浙江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亮点。“十一五”时期，浙江民营企业境外投资中方投资额占总额的90%左右，吉利、万向、华立等一批著名民营企业通过境外投资已成为国际化经营的佼佼者。根据浙江省商务厅的数据，截至2016年8月底，浙江全省经审批核准或备案的境外企业和机构数达8442家，累计对外直接投资额达592.04亿美元。其中，84%以上的投资额来自民营企业，95%以上的对外承包工程企业是民营企业。与此同时，所有浙江跨国并购项目中99%以上都是由民营企业完成的。

浙江民营企业发达的主要原因在于浙江民间有着与民营经济相契合的思想观念与精神资源，自立自强的性格特质使得浙江人勇于创业，务实的作风使其民营经济富有成效，开放的思想使其能够较好地利用国内外资源和市场，加之多年重商积累的民营资本，共同孕育了浙江充满活力的民营经济。

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背景下，欧美发达国家进入了浙商的投资视野。很多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再工业化阶段，即依托科技创新，致力于发展高精尖产业、高附加值产业。再工业化会催生新的制造系统和生产设备产业的发展，会带动信息产业、新材料产业等新的产业门类的出现和增长，在这一过程中，孕育着大量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机会。浙江民营资本投资领域横跨传统制造业、地质勘查业、批发零售业、技术与商务服务业等，其中70%以上主要集中在汽车及零部件、机电装备、生物医药、化工等先进制造业领域，成为浙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引擎。

沿着“一带一路”区域寻找跨国投资的机会也很多，“一带一路”沿线的国际产能合作是浙商全球化的好机遇。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在合作共赢的前提下实现生产能力在全球范围的重新配置，有利于优化浙江的存量经济。目前浙江正在不断强化本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对接“一带一路”，以实现浙江经济与全球经济互利共赢，比如义乌中欧班列串起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宁波舟山港一体化、港口经济圈与舟山群岛新区建设对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杭州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连接“网上丝绸之路”。

民营企业的境外投资有以下显著的特点：其一，世界制造产业的梯度转移、分工细化带来的“隐形冠军”——海外并购实现产业链的拓展和延伸。例如，2009年7月，台州杰克控股集团全资收购德国Bullmer（奔马）和Topcut（拓卡）企业，成功尝试了中国民营缝纫机行业的首次国际并购；2011年海宁蒙努集团收购美国杰妮芙股份有限公司，一举将后者在全美各大中城市开设的78家品牌专卖店以及两个美国知名家具品牌纳入麾下，等等。其二，集群式“走出去”是浙江民企海外投资的另一个特点。近年来浙江对外投资合作持续快速增长，境外经贸合作区和工业园等业务发展模式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为集群式“走出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5．隐形冠军集中，跨国并购方兴未艾

浙商“出海”到海外实施并购，已成为国际市场多元交互网络中的一个个重要节点，这也将是浙商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方式之一。在这些实现成功收购的企业中，以本土的“隐形冠军”最有代表性。坚守主业多年的浙商们希望在全球行业竞争中更进一步、更上一层楼。不少浙商选择自己的同行作为并购对象，例如正泰电器并购西班牙GRABAT、雅戈尔并购美国新马服装、卧龙电气并购奥地利ATB、浙江龙盛并购德国德司达。打通全球产业链（包括上下游的打通，行业相关领域的打通）已经成为浙商海外并购的首要目标。浙江发达的“块状经济”孕育了很多“隐形冠军”企业，它们在国际化过程中多以利基市场为战略起点，通过后方强大的集群和专业化市场支持，集中资源和力量进入国际市场，首先成为当地市场第一，随后不断扩展地域市场范围，采取多种途径建造竞争壁垒，分阶段、分层次地获取并巩固全球细分市场的领先地位，同时也不断提高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话语权，从“隐形冠军”向“显性冠军”转变。

伴随全球经济低迷，一些有着优质资产的海外中小企业也面临着种种困境，如很多意大利中小企业在欧债危机中苦苦挣扎，德国、日本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着家族继承危机，它们都在寻找一些合作以及出售的机会。“借船出海，借梯登高”，浙江民企已经敏锐地觉察到这些潜在的机会。例如，受经济危机及家族中无接班人问题困扰的德国百年品牌Rhein Aufzug GmbH（莱茵电梯有限公司）被湖州森赫电梯成功收购。这次收购不仅使森赫电梯获得了德国莱茵电梯的技术优势，承接了其严谨的制造态度，还使之成为中国电梯行业中为数不多的拥有自主品牌的民营企业，快速提升了森赫电梯在德国乃至欧洲电梯市场的份额，加速了森赫电梯的市场国际化、品牌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又如，富丽达集团作为国内黏胶纤维行业第一，主营黏胶短纤维、聚酯新材料、纺纱、织造、印染等“研产销”一体化纺织产业业务，其在2011年并购了陷入困境的加拿大供应商纽西尔特种纤维素有限公司，获得了该公司所有的生产、销售网络，有效解决了发展过程中原料来源的问题，使其跻身于该行业世界领先行列。并购重组也并非动辄多少亿的大动作，这种建立在互补共赢基础上的战略性对接国外的“小而精”企业的并购模式，不失为浙商海外拓展的最佳途径之一。

6．跨境电商领军，共享数字贸易红利

跨境电商作为新的发展热点，因其全球区域供应链的优势互补及电商渠道扁平化带来的效率提升，正日益成为浙商寻求海外商机的选择。浙江省作为全国唯一一个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的国家示范区，迅速瞄准了国际贸易的变革机会，培育对外贸易新的增长点，这方面以杭州、宁波和义乌三个地区最为突出。如图2.3所示，2013—2016年浙江省的跨境电商出口总额连续保持商位。2015年浙江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超过40亿美元，约占全国跨境电商进出口交易总额的20%；截至2015年年底浙江共有跨境电商卖家主体4万多，开设跨境出口网店30多万个。另一方面，与跨境电商息息相关的物流、专业服务商等配套支撑体系也随之日趋完善，对其发展提供正向助力。截至2015年年末浙江省内共有省级跨境电子商务公共海外仓32个，覆盖美国、日本、俄罗斯、德国、匈牙利等多个国家，同时还涌现了一批外贸一站式服务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通关、退税等一条龙服务，大大提升了跨境电商企业的效率。

相比全国跨境电商排名第一的广东，浙江的规模仅达到其23%，还有巨大的上升空间。究其原因，一方面缘于广东深圳一带有着天然的口岸与物流优势，毗邻“购物天堂”香港，国际航班的密度相比杭州萧山机场也更大；另一方面，与浙江跨境电商的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传统浙企对销售渠道的重构升级未充分重视有关。近几年，浙江很多出口加工企业已经消失了，义乌小商品市场的采购量只有以前的五分之一，许多商铺的租金一路下滑。现实的压力比观念说服更能倒逼企业的转型，而这一转型趋势正在从中小企业群体迅速扩展到大中型企业与专业市场领域。在这场即将席卷全球的“数字贸易”大潮中，中国凭借其强大的全球化制造能力和电商平台优势，有机会成为新型国际贸易的市场引领者乃至规则主导者。拥有优良互联网基因、富有创新精神的浙江，产业链集聚效应强，综合配套设施齐全，正在成为这场“网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领军者。

7．人才优势助力，加快海外拓展步伐

全球化浪潮经历了最初的货物流动，以及发展期的资本流动，如今进入了人才流动的新阶段，世界各地人才的流通带来了全球化创新，也为企业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对于“走出去”的浙商来说，让当地员工融入中国企业的文化是门重要的功课，也是许多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随着近年来浙江经济与全球的深入融合，海外越来越多的华裔和留学生被纳入浙商在外投资企业丰富的人才库，跨国公司在中国多年来培养的优秀管理人才也成为国际化人才的潜在资源库。经过多年历练，中国已经成长起一批持续稳定的高管群体，具备承担大型跨国企业综合管理工作的能力。高新科技企业和顶级高校云集，具备相当强的知识储备、掌握高新技术的创新人才辈出。在全球市场变革之际，浙商企业早已认识到了人才结构不合理、高端人才缺乏的劣势，积极实施“引智”战略。浙江省政府也出台多项人才引进政策，努力打造人才生态最优省份，建立以杭州未来科技城为代表的人才创新平台，完善人才服务体系。经济全球化指数表明，浙江的财政教育经费支出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充分证明了政府对人才培养的重视程度。截至2016年，浙江已引入“千人计划”人才1684名，其中662名专家入选国家“千人计划”,70%以上人才集中在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及物联网等新兴行业。“千人计划”人才已经成为浙江企业产品创新、技术进步的重要发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