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球学的研究方法
任何一个学科都有相应的适用于本学科的研究方法，一个成熟的学科必然有比较成熟的研究方法相伴随，甚至不妨说，研究方法成熟与否，是一个学科成熟与否的标志之一。全球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必然要在生成过程中找到适用于自身的研究方法，否则这个学科就是残缺的。从现有的知识来看，全球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方法论全球主义（Methodological Globalism）是相对于“方法论民族主义”（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而言的。“方法论民族主义”是近代民族国家体制产生以来，日渐盛行并最终居于主导性地位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方法论民族主义”这一概念是葡萄牙社会学家赫米尼罗·马丁斯（Herminio Martins）于1974年提出的。之后，英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在对民族主义的研究中，赋予方法论民族主义新的分析视角。而著名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则从方法论民族主义对现代性的构建与意义角度参与了20世纪70年代的方法论民族主义的讨论。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伴随全球化理论研究的深入，方法论民族主义更是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并且具有了更多的反思性。[27]从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方法论民族主义是指“将‘民族国家’与‘社会’这两个概念等同的思维方式”[28]。同时也是指“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将民族国家共同体看作是最终的分析单位和界定社会科学中现象和问题的边界”[29]。晚近的研究成果更注重从世界的框架和全球化角度论及方法论民族主义。如乌·贝克多次论及方法论民族主义，他指出：社会科学必须在概念上、理论上、方法上甚至组织上重新加以论证，包括现代社会的基本概念——家政、家庭、阶级、民主、政权、国家、经济、公共舆论、政治等，“必须摆脱方法论民族主义的固定模式，在方法论的世界主义框架内重新定义和重新设计”[30]。赫尔德、麦克格鲁强调：“世界范围内相互联通的递归模式挑战了边界社会的原则，以及其动态和发展与内生的社会力量有关的假定。通过模糊国内与国际、内源与外源、内部与外部的区别，全球化观念直接挑战了在经典社会理论中深刻表述的‘方法论的民族主义’。”[31]由此可见，方法论民族主义的要义就是限定领土边界、社会边界，把社会等同国家，在国家社会的集装箱中分析社会现象与社会关系，忽视甚至不承认边界外的影响因素的存在等。但是，这种经典的方法论已不适应全球化时代的需要，于是方法论的全球主义应运而生，一些学者呼吁，“我们需要一个社会分析模式的转变，以便全球性出现的条件，即世界作为一个共享社会空间意识的增强，能够在各个方面被解释和理解”[32]。
方法论全球主义与方法论民族主义的比较，使我们对方法论全球主义有了基本的认识。但是，为了进一步理解方法论全球主义的真谛，还需要将之与方法论世界主义（Methodological Cosmpolitanism）、方法论整体主义（Methodological Holism）加以辨析。
在全球化的研究中，全球化（globalization）、全球性（globality）、全球主义（globalism）是经常放到一起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一般而言，全球化强调的是人类日益相互依存，从分散的民族国家个体走向整体的向度与过程，大都停留于描述的现象性层面。全球性是梳理和概括出的能够标示全球化事物与现象的一系列指标关系。用阿尔布劳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用来指称有关全球性事物的一整套题记或一整套关系的术语”[33]。全球主义则是对全球化和全球性的一种价值提炼，代表着一种全球指向的新价值观、新伦理观。[34]方法论的全球主义正是以上述三个概念为主要依据而概括出的分析模式、研究方法。
但一个基本事实是，方法论全球主义并未在关注和认同全球化的学者中得到广泛使用（更不要说在整个国际学术界了），而方法论世界主义却有更多的市场。原因何在，首先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有久远的历史，至少从斯多葛时代起，世界主义的理念、主张就已产生，并延续至今。所以，人们更习惯将方法论的民族主义与方法论的世界主义相比较。其次，一些著名的全球化学者，赋予了全球主义特殊的含义，从而使全球主义偏离了上述惯常的理解，并导致方法论全球主义无从立论。比如贝克就明确指出：“我把全球主义描述为世界市场，即世界市场统治思想，新自由主义思想，排挤或代替政治行动的思想观点。”[35]由此可见，贝克把全球主义定位为新自由主义的世界观，即一种单一的经济主义世界观，这就同全球指向的新价值观、新伦理观相距甚远。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虽然未像贝克一样赋予全球主义完全贬义之含义，但却把全球主义理解为世界的一种状态，即一种客观现象与事实，从而与全球化混同，也有悖于通常理解的价值向度的全球主义。[36]
那么，方法论的世界主义是否等同于方法论的全球主义呢？这需要做具体分析。当方法论世界主义仅仅是为了区别方法论民族主义，而且世界主义又未加细究，只是在“世界”“全球”的地理空间意义上，强调人类社会生活的整体性和某些共同性，那么，这种方法论世界主义就等同于方法论全球主义。换言之，对于当今那些强调要突破领土和主权限制，更关注跨国性、跨区域性、全球性现象与关系的学者来说，方法论世界主义与方法论全球主义并无区别。只是由于知识的延续性，人们更习惯于使用已有的概念、范畴而已。
但是，当从特定的角度审视全球主义，并赋予世界主义新内涵时，方法论世界主义就不同于方法论全球主义了。在这方面，乌·贝克是最为突出的代表。毫无疑问，在要超越方法论民族主义所固守的领土和国家疆界，超越内外有别、国内与国际对立等基本点上，贝克所主张的方法论世界主义与其他方法论世界主义或方法论全球主义并无分歧，关键在于他提出并论证了如何定位与“他者”“他性”的关系。他认为“世界主义”区别于普世主义（普遍主义）、民族主义，“因为在思维、共同生活和行为中承认他性已经成为它的最高原则——不但对内，而且对外”[37]。而普世主义（无论是强调差异性和低劣性的普世主义，还是强调同样性和同一性的普世主义）和民族主义则始终不能理解与自我无法割裂的“他者”“他性”，总是在本体论对立的意义上认识和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显然，从本体论上强调自我与他者的共存性，即承认关系本位这才是贝克所讲的世界主义的真谛，明确了这一基点，就会懂得贝克的世界主义既不偏执于差异性，也不执着于同一性。正如他所言“世界主义是一服从左右两个方面对付种族中心论和民族主义的解毒剂”[38]。“真正的世界主义不应该以‘排他’的方式看待和处理相关的问题；相反，它应当是‘包容’的，无论是普遍主义、语境主义、民族主义还是跨国主义，其都予以充分重视。”[39]由此可见，由于贝克所讲的世界主义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世界主义而是经过批判反思的全球化时代的新世界主义，所以他所倡导的方法论世界主义也就自然有别于通常意义上的方法论世界主义。本文更倾向于把方法论全球主义与方法论世界主义等同使用，同时对贝克的方法论世界主义持一种开放性审视和借鉴的态度。
方法论整体主义也与方法论全球主义有关联。方法论整体主义是指以整体作为研究的基点，将社会、团体等不同的集体、层级视为分析解决问题和认识事物全貌的起点，赋予其优先地位。正是这种整体观与方法论全球主义有了内在关联。但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方法论整体主义是与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相对应的，典型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是将社会、团体看作许多个人的集合，从个人的角度认识和研究社会现象与事物。波普指出：“社会科学的任务乃是在以描述的或唯名论的词句来审慎地建构和分析社会学的模型；那就是说，是以个人的以及个人的态度、期望和关系等的词句来进行的——这一公设可以称之为‘方法论的个体主义’。”[40]哈耶克也有类似的论述，但他批评了“伪个人主义”，强调人的整体性质和特征取决于个人所生存的社会，于是同“原子论”个人主义区分开来。正如邓正来所指出的“哈耶克所主张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乃是一种既反对‘整体主义’方法论又对本质上区别于‘原子论’个人主义的阐释性的非化约论的方法论个人主义”[41]。这就要求我们在与方法论个人主义比较意义上理解方法论整体主义时，也要注意整体性优先框架下的个人能动作用与自由要求，防止整体和整体性成为个人的牢笼。同理，当我们认为方法论全球主义与方法论整体主义有不少共同性时，那么，方法论的全球主义也必须警惕把人类整体的作用绝对化，以及在全球、地方、个人的三重奏中确立全球整体性的优先地位。其二，方法论整体主义与方法论个人主义这对范畴像诸多社会科学范畴一样，是在民族国家、领土国家的前提下产生和适用的，因此两者的对立，是个人还是社会作为认识社会事物的起点、分析单位。这里社会可以理解为国家、民族等，也可以理解为不同的群体、社团、种族，总之是被个人聚合成的单位。换言之，方法论整体主义在原本意义上并无全球的视野，至少未以全球、人类为个人的主要参照物。所以，方法论整体主义不能替代方法论全球主义，尽管在强调整体性上两者有共同点，但两者所指的整体却有很大差别。方法论整体主义所言的整体是民族国家、领土社会；而方法论全球主义所指的整体则是整个地球与人类。
在进行了上述辨析之后，我们来分析与概括方法论全球主义的几个层次。
首先是认识论、知识论层次。方法论就其本质而言属于认识论，是一种进行科学研究的学说，担负着认识社会现象与事物，创建学科，增进知识的任务。方法论全球主义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新方法论，它与传统的方法论民族主义相比较而存在。其要义在于，打破领土国家的疆域，模糊国内与国际的界限，消除“自我”与“他者”的对立，以一种全球的视野、框架去审视全球化时代所显现的全球现象、事物、关系与价值。方法论全球主义把整体的边界从国家社会扩展到全球社会，凸显了全球主体、全球空间、全球制度、全球价值，即全球性的时代意义。显而易见，没有这种新的全球主义的方法论自觉，就不可能去认识全球化时代的新事物，也不能创建独立的全球学学科。
其次是本体论层次。如前所述，方法论全球主义本身属于认识论、知识论，但它无法摆脱本体论的纠缠。正如方法论个人主义或方法论整体主义必然要经历个人与社会何者为第一性，何者是构成事物的起点的论争一样，方法论全球主义也会面临人类、世界是否为实体，人类这一整体与国家、个人何者为先等问题的追问与辩论。对此，我们可借鉴哈耶克关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主张。其一，明确方法论全球主义本身不存在本体论问题，即不存在人类整体与国家、个人何者处于首位，具有优先性的问题。其二，不回避在研究假设和分析模式上，赋予人类整体在审视全球化时代新现象、新事物、新关系中更重要的意义与地位。也就是说在方法论上，全球主义的确更强调、更重视整体——人类的作用，从而与方法论民族主义相区分。当然，由于全球主义可从本体论角度进行思考与研究，所以方法论全球主义也就往往被牵连。全球主义的本体论主张关系本位、关系实在，即从关系的角度审视当代的社会现象与事物，从根本上突破了分离的、割裂的、对立的、等级的社会结构与关系，这样就与个人优先或社会优先的种种本体论区别开来。因此，在理解方法论全球主义时，关照到全球主义的关系本位和无等级的关系互动这一本体论基点，同样是十分必要的。
最后是价值论层次。人的认识是否价值无涉，社会科学是否像自然科学一样讲究客观性，保持价值中立？这种争论虽然并未终结，但认为人的价值取向渗透于社会科学研究似已成为一种主流见解。因此，方法论关涉价值或摆脱不了价值也就成为共识。当我们从价值论角度审视方法论全球主义时，自然就会感受到其对人类整体性的偏爱，对全球性的偏爱，以及对全球化、全球问题、全球治理等一系列全球学范畴的重视与强调。这种价值上的偏爱和重视，不是本体论上的何者优先、优越，而是对现实生活中体现全球价值、全球伦理的现象、事物、关系、制度的关注与强调，以及对由此而产生的知识进步的渴望与追求。所以，全球学无须回避对全球主义价值优先、意义优先的倡导与承认，这是方法论全球主义的内在逻辑与必然结果。
20世纪60年代，由于研究复杂系统的推动，一批区别于经典科学的新科学陆续产生，这些新科学主要有一般系统论、控制论、非平衡性热力学，自创生系统理论、细胞自动机理论、突变理论和动态系统理论等，被统称为复杂性科学。
复杂性科学与传统的物理科学、生物科学、社会科学在理念和思维上的最本质区别是，从强调平衡状态转向非平衡状态；从强调决定论转向非决定论，重视概率化；从强调线性发展转向非线性发展，重视随机性；从还原主义、机械主义转向有机论、整体论，重视物理、生物、社会领域的现象与结构向更高组织层次和更大复杂性的会聚。显然，这些新的理念与思维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它提供了观察和研究自然与社会所有现象与事物的新方法。
复杂性科学方法无疑适用于全球学研究。全球化、全球问题与全球治理所展现的复杂性、多维度性、不平衡性、整体性、全球性只有突破简单的平衡论、决定论、线性思维、领土性、国家与民族性，才能被理解和认同。甚至不妨说，全球化、全球问题与全球治理这些社会领域内的新现象，正是复杂性科学在社会领域的体现，正因为如此，复杂性科学方法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全球学的研究方法。
在对复杂性科学及其方法的理解与当代运用方面，拉兹洛所倡导的广义综合进化论最具有代表性。广义综合进化论从进化的动力与形态角度，系统、完整地探究了从物理系统到生物系统再到人类社会文化系统进化的特点与趋势。其要点正如拉兹洛所说：“在能量流作用下的非平衡系统是靠催化循环圈维持的，由有序动态平衡与非决定性相变周期的交替导致系统有决定性和随机性以及趋向更大复杂性、更高组织层次并带有更密自由能通量和更小熵值的具有统计意义的趋势。”[42]不言而喻，以复杂性科学为基础的广义综合进化论，其理念与思维同复杂性科学如出一辙，因此，它同样可以指导全球学研究。
哲学是对世界本质及其意义的研究，表现出整体性思考、终极性关怀，以及高度抽象性、学理性等特点。这些特点无疑与全球学研究有共鸣之处，因此，哲学方法也应当是全球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比如，全球学锁定的研究主体是人类，这种类研究当然具有整体性，而无论是全球伦理、全球意识还是全球秩序、全球性，这些追求与价值都指向终极性关怀与思考。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全球学对哲学方法的运用，尤其体现为对系统哲学的青睐。宇宙的进化、生物的进化，人类社会与文化的进化，这是一个大系统，只能用系统哲学的视角与逻辑去推演、认知。客观地讲，全球学所探究和力图展现的过程与逻辑，正是对系统哲学所关心的过程与逻辑的一个注释，因此，两者的内在关联性不言而喻。同时，系统哲学又与广义综合进化论有血缘关系，它们共同由拉兹洛创建。所以，哲学方法，主要是系统哲学的方法，同样是全球学研究的方法。
现代科学一般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跨学科不仅指上述三大学科各自学科内的诸学科的融合与相互渗透，更是指三大学科之间的融合与相互渗透。由于全球学是一种跨学科的综合性学科，或交叉学科，所以，其研究方法必然要求跨学科方法。换言之，无论是单一的自然科学方法，还是人文社会科学方法，或是技术方法都难以胜任全球学研究。比如全球性的研究，既涉及地球、生态的全球性（属于自然科学），又涉及价值、伦理、经济、政治的全球性（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还涉及技术层面政策、方法、机制科学性、可行性的评估。至于具体的全球问题，如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全球公共卫生问题，几乎都需要来自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技术科学不同视角的分析与探究，唯此才能整合出较为全面，较为合理的观点与意见。
跨学科方法的关键是跳出已有学科与知识的界限，从研究的对象、问题入手，从众多学科中博采有益的知识、方法，并通过梳理、叠加、整合、选择，确立适合于自身研究领域与对象的知识与方法。除此以外，跨学科方法还意味着对非学科的关注。也就是说，跨学科方法要关注、尊重尚未被纳入学科之内，但却是有价值、有前途的知识与研究视角，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社会的需求与实践总是不断催生新的知识、新的理念，而这种压力就使得跨学科方法总是倾向于科学、人文、技术、社会的有机联系与整合，从而把非学科的知识与方法也及时吸纳到自身之中。
比较方法广泛运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全球学研究之所以也需要比较方法，是因为全球学所探究和张扬的全球性、整体性、超国家性、超领土性，是同至今仍占主导地位的地域性、国家性、领土性、民族性等制度、价值与观念相比较而存在的。没有后者也就没有前者，全球性的现象、问题、制度与观念只有以国家性的现象、问题、制度与观念为参照才有意义。同时，也只有通过两者的比较，才能明确两者的差异，从而更好地认知变动中的人类、转型中的世界。由此可见，比较方法是全球学必须采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