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什么是礼

如今，谈到“礼仪”，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西方世界的种种礼仪。无论是书店里有关礼仪方面的书籍，还是社会上的各种商务活动，几乎都被打上了西方礼仪的标签。其实，中华民族作为“礼仪之邦”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也形成了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礼仪文明。

在中国这个传统的礼仪之邦，本国的“礼”在人们的社交往来中曾经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如今，它却渐渐被人们忽略、淡忘。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它的寂静和沉默？我们又该怎样做，才能使它焕发出新的生机？这些便是我们今天需要关注的问题。穿越千年的历史时空，凝聚着儒家思想智慧的“中华礼仪”，究竟有着怎样的特殊魅力？它又会给我们的心灵带来哪些启迪和帮助呢？

从今天开始，我要和大家谈一谈中华礼仪这个话题。每天，我们都要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也许并没有想过，自己的举手投足、一言一行，是否都合乎礼仪规范；自己为人处世的方式，是否妥当。事实上，言行举止合乎礼仪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别人对我们的看法。

大家不妨思考下面的一系列问题。

有人向朋友介绍自己的配偶道：“这位是我的夫人。”这么说对不对？

我们给老师写信，信封上写着“某某老师敬启”。这样是否表达了对老师的敬意？

我们给朋友写信，抬头写着“某某愚兄”，落款写“某某愚弟”，是不是得体？

我们请客人吃饭，走到饭店门口，应该让客人先进门，还是自己先进门？如果在席间站起来向坐在桌子对面的客人敬酒，是否合乎礼数？

当我们送客人上车时，是让客人坐在副驾驶座位，还是坐在后排？

报告会的主持人应该坐在做报告的人的左边，还是右边？

进出电梯轿厢的时候，我们是应该让孩子在先，还是让老人在先？

当我们上主席台领奖时，是应该从容不迫地走过去，还是小步快跑上台？

追悼会上的花圈，为什么中间都要写个“奠”字？

……

如此种种，不胜枚举。这些问题，大家时不时会遇到，谁也无从避免。它们看起来好像只是小事，不过，如果你选择了不同的处理方式，旁人对你的看法却有可能因此而改变。如果我们能把为人处世中的每个细节都处理得非常得体，别人就可能会高看我们，觉得我们是有修养的人，我们也可以借此建立积极和谐的人际关系，并在交往中逐渐赢得主动。

当然，近几年，大家也经常能在网上看到，某些公众人物把别人的称谓搞错，或者使用了错误的肢体语言，显得失礼不说，甚至因此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有些外国人毫不客气地说，如今的“中国只有富人，没有贵族”。这里的贵族并不是指血统高贵，而是说其没有与财富相匹配的文化素养。这话说得有些刻薄，但仔细想想，也不无道理。

曾经有一位企业家跟我聊天，说每次与客户谈判或者做东宴请客户，心里总是有些忐忑，生怕自己话不得体、举止失当，得罪客户，影响公司形象，但苦于没有渠道学习相关的礼仪知识。也有不少刚刚为人父母的年轻人，希望孩子知书达理，从小就有良好的修养，但自己对相关问题知之甚少，想指导孩子却无从教起。

我曾经在清华大学开设一门名为“中国古代礼仪文明”的课程，向同学们介绍礼仪知识，很受大家的欢迎。后来，我发现上过这门课的同学，身上的气质都有了明显的变化。可见，要在社交场合举止得体、彬彬有礼，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稍事学习之后，你就可以运用自如。下面，我就为大家简要介绍一些基本的礼仪知识，希望大家能有所收获。

西方礼仪关注的是诸如刀叉应该怎样摆放、领带应该怎样打、面对客人应该怎样微笑等细节。在现代人看来，这些似乎更实用，而中国传统礼仪，如鞠躬、作揖等，现在往往很难派上用场，所以没有必要讲究。对于这样的看法，我们该如何认识呢？中国传统礼仪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到底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可能有朋友会问：“我们凭什么要遵守礼的规定呢？不学不行吗？”我的回答是，一定要学。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灵魂，灵魂左右着人的一切行为，它很活跃，需要自我约束和管理，否则会有麻烦。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处理办法。西方人是把灵魂交给上帝来管的。西方文化是宗教文化，在很多西方人看来，上帝是万能的。《圣经》的故事里说，亚当跟夏娃不顾警告，在伊甸园里偷食了禁果，触怒了上帝，被赶出伊甸园。为了进一步的惩罚，上帝还同亚当订立了契约。契约中规定，亚当的每一位子孙只要一生下来，心中都会存有邪恶，邪恶会驱使他们做坏事。这个宗教故事的寓意是，每个人生下来就是有罪的，做坏事是人的本能。如果不能将邪恶的灵魂管住，人们将会无恶不作，最终沦为恶魔，被打入地狱，永世不得翻身。怎么样才能拯救人的灵魂呢？宗教文化告诉西方人，他们应该信教，要时常向上帝祷告，做错了事，就要忏悔。

中国文化不是宗教文化，也没有上帝那样至高无上、本领无边的神。在我们的先人看来，人心是向善的，只要保持自己善良的本质，没有上帝，我们依然可以凭借道德将自己塑造为高尚贤良之人。中国人相信，天地之间有正气，有公理，人有良知，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孟子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失道之至，亲戚畔之。得道之至，天下顺之。”这代表了中国人的历史观。但是，道义、道德这些概念都太抽象了，看不见、摸不着，很难对社会直接发生作用。古人用自己的智慧将它们转化为一整套可以操作的规范，总称为“礼”。

很多朋友都读过《左传》，这本书的写作模式大家想必并不陌生：作者往往先叙述一件事情，然后借“君子”之口写下评语。譬如“君子曰：礼也”，意思是说这件事情是合于礼的。倘若事情做得不妥，作者就会评论道“非礼也”，也就是讲，这种做法不合乎礼仪。其实现实生活里面也是如此，按照礼的要求做事，我们的行为就很少有错，因为这种行为是合乎道德理性的。反之，如果不按照礼来做，我们就有可能背离道德理性。所以《左传》中说：“礼者，理也。”意思是说，礼是按照道德理性的要求制定出来的规范。按照它来行事，就是按照道德理性的要求做。我们每天坚持按照礼的要求在做，道德理性也就会一天一天地在我们心中扎下深深的根基。这样一来，道德便不再显得虚无缥缈，而是可以通过“礼”来体现的。

周公制礼作乐以后，社会上陆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礼仪，例如冠礼（就是成年礼）、婚礼、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丧礼、祭礼等，逐渐形成了伴随人走完一生的成套礼仪，可以称之为“人生礼仪”。在人生的某些关键点上，通过某种礼仪来感悟人生，接受人文熏陶，提升气质，培养德性，就会按照道德理性来进步，收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这是中国文化非常有特色的地方。因此，作为一名中国文化的传人，如果我们对人生还有很多美好的期许，就有必要学习一些传统礼仪。

曾经有不少朋友问我：我们总是说自己的国家是礼仪之邦，这个“礼”和“仪”，是一个概念，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事实上，礼是由两大要素组成的，一是外在形式，二是内在思想。古人在礼仪形式的设计当中，刻意隐含着一定的深意，外在形式只有服务于内在思想才有生机，而内在思想只有通过外在的形式才能展现出来。举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每天早上天安门升旗，有一套非常严格的仪式：旗手、护旗手的人数，从天安门内走到旗杆用多长时间，走多少步；升旗开始后，旗手应该怎样把旗扬起等，都有严格的规定。这样一套仪式，是为了体现“国旗庄严”的理念，这是整个仪式的内涵。

礼仪活动中的形式往往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学习起来也比较快。至于其中的内涵，却不容易为人们所领悟，于是有很多人把它忽略掉了，甚至误以为那一套表面的形式就是“礼”的全部。在学校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上课铃声一响，老师走上讲台，班长喊一声“起立”，教室里的学生都起身给老师行礼。大家齐声说“老师好”的时候，似乎只是在敷衍了事，或许并没有那种发自内心的恭敬，这个过程至多只能算是“仪”，称不上“礼”，更有甚者连“仪”都没有做到位。其实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是，在每一个动作里面，都由内而外地生发出一些内涵，这才叫“礼”。礼有表面形式和深层内涵之分，因此，中国古代充满智慧的思想家告诉我们，在观察一个人的时候，不要光看他表面上做了些什么，也不要认为“仪”的步骤都能做到位的人，就一定是深谙礼法的人。《左传》里有一个故事，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有一年，鲁昭公率领外交使团到晋国（今山西一带）去访问。古代距离国都50里的地方称为近郊，那里建有宾馆。友邦的贵宾来到近郊，东道国要派官员去慰问，安排客人在那里下榻休息，这叫“郊劳”，也就是在郊区犒劳远道而来的客人。这一步的进行也标志着一系列外交礼仪活动的开始。第二天，晋侯与鲁昭公、两国的卿大夫要在晋国的国都进行会谈，之后还有宴请、参观等一系列活动。所有的外交程序结束之后，宾客准备踏上归途。此时，晋国要尽地主之谊，向客人赠送一路上所需的食物和钱财以及马匹用的草料等，这种礼节叫“赠贿”（这里“贿”是指钱财，跟我们今天说的“贿赂”不是一回事）。赠贿是外交活动的最后一个仪节，标志着这次外交活动告一段落。之后，客人一行就回国了。

这次外交活动虽然短暂，从“郊劳”到“赠贿”却有不少烦琐的礼节。尽管如此，鲁昭公处处中规中矩，没有丝毫差错，这是很难做到的。所以晋侯对鲁昭公佩服得五体投地，感慨地对大夫女叔齐说：“鲁昭公不是一个很懂礼的人吗？”不料女叔齐却说：“他哪里懂得礼呢？”晋侯觉得奇怪：“人家从头到尾毫无差错，你为什么说他不懂礼？”女叔齐说：“他做的只不过是‘仪’，而不能称为‘礼’。对于一国之君来说，礼的根本作用，在于帮助他有效地推行各项政令，赢得老百姓的拥护，让国家长治久安。可如今的鲁国政局非常混乱，政令被三家大夫专擅，鲁昭公却没有能力收回。子家羁是鲁国著名的贤者，他却不能任用。与大国结盟，他偷奸耍滑；与小国相处，他又总想欺负人家。鲁昭公身为一国之君，行事却本末倒置，对怎样用礼之精神把国家治理好的问题不感兴趣，精力全都用在细枝末节上，国家内政外交一片混乱，他却只对礼的仪节如数家珍。这样的人，也能算是懂礼的吗？”在场的人听了这番话，无不为女叔齐的过人见识深深折服，认为他才是真正懂礼的人。

类似鲁昭公的故事非常之多，古时候有些人能把仪式做得非常完美，供桌上的玉器丝帛，堂下的钟鼓乐器，一应俱全。他们表面上装模作样，实际上却是一群乱臣贼子，也可以说是礼的敌人。孔子曾经感慨道：“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意思是：礼啊礼啊，说的就是玉器丝帛吗？乐啊乐啊，说的就是钟鼓乐器吗？当然不是。前些年，湖北随州出土了著名的曾侯乙编钟，这套编钟音域宽广，跨越五个八度，每一枚钟都有两个乐音，属于双音钟，体现了很高的修养和工艺水平。于是有人认为，这套编钟的出土证明，当时的礼乐好得很，所谓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说法是错误的。其实，这种认识的错误，正如孔子所批评的一样，把“乐”理解成了乐器，将形式当作了本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很多人的自我意识也越来越强，他们不愿意被繁文缛节所约束，崇尚自由的、快节奏的生活。但在获得自由的同时，人们也常常会产生这样一种困惑：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似乎不再像过去那样和谐融洽了。那么，出现这种困惑的根源在哪里呢？被我们忘记甚至舍弃的“繁文缛节”，是否有重拾的必要呢？

我们在前面讲过，只重形式并不是真的讲究礼仪，但形式是否可以忽略呢？曾经有一位本科生在课堂上对我说：“老师，我家是农村的，农村人原本就质朴得很，不需要学这些虚礼。”我跟他打趣道：“人人都要讲礼，无论是内心之中的，还是外表上的。假如我在讲课的时候不讲究外表上的礼节，只怕你们也会受不了。试想一下，今天的气温很高，我既然早就汗流浃背，衣衫尽湿，又何必穿得如此体面整齐，要是赤膊给你们讲课，那该有多舒服！再说今天上课之前，我还走了不少路，现在腿还有点疼，不如坐在椅子上，把双腿架在讲台上讲课，以便下肢的血液回流。这样质朴自然地摆出我的姿态，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呢？”

历史与现实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翻开《论语》，我们就会发现，早在两千多年前，卫国有一位叫棘子成的人，对孔子的学生子贡就提了一个类似的问题。他说：“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意思是说，做一名君子，质朴就行了，为什么还要学文（文采）呢？子贡打了一个比方：虎豹与犬羊，都是哺乳动物，可是，虎豹身上有斑斓的花纹，犬羊却没有。如果把虎豹皮上的花纹都剃掉，和犬羊的皮挂在一起，谁还能分辨得出来呢？子贡用虎豹身上的花纹比喻君子举手投足间流露出来的气质，身上有没有“文”，外界的观感很不一样。动物如此，人更是如此。

要不要学“文”，实际上涉及人们对自己人生价值的期待。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与西方人的价值观有很大差别。西方人渴望充分实现自我价值并攫取财富，所以要用财富的多少来衡量人的价值。他们认为，一个人拥有的财富越多，他的价值就越高。但在中国，特别是在传统中国，情况却大不相同。小人抑或君子，贤人抑或庸才，这些对立概念都是以素养为标准划分的。品行不端之人，即便是腰缠万贯，也会被别人看不起。反之，如果一个人“身无半文，心忧天下”，也会被大家视为君子，受到万世景仰。在传统中国，财富与价值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两个概念。成为君子，甚至成圣成贤，才是人们的志向所在。

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君子”一词似乎离我们有些远了，其实不然。譬如，时至今日，我们在赞扬一个人时仍然会用到“德才兼备”这样的说法。由此可见，即使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今天，品德和修养依然是评价一个人是否有素养的重要标准。而这些标准和“君子”的定义基本吻合。那么，不妨让我们跨越时间的界限，了解一下，要想成为君子，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呢？

我们读《论语》等儒家经典，可以知道古人经常拿“君子”与“小人”作对比，君子是道德高尚、人格完美的人，小人是蝇营狗苟、饭囊衣架式的人。这样的观念对中国人影响很深。大家都不希望成为小人，但要成为君子，却也十分不易，必须经过长时间的、由内而外的修为，也就是要兼备“质”与“文”。

上文也提到过这两个概念。所谓“质”，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未经任何人为加工的质料，比如玉、石、木、竹等，不同的物有不同的质。人是万物之灵，质的方面自然优于禽兽。人一定要珍视自己的“质”，有意识地自别于禽兽，保持朴素、善良的本质，并努力做到身心和谐，谦虚自守，衣着得体，谈吐优雅，举止有度，这些就是上面提到的“文”，也就是礼。“文”是文明进步的产物，也是文明时代对每个人的要求。俗话说“玉不琢，不成器”，质地再好的玉，不经过雕琢，与普通石头也没什么差别，这样的话，玉本身的质地越好，就越让人觉得惋惜。

有些人之所以很平庸，没有如君子般完美，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身质与文之间的不平衡，要么质胜于文，要么文胜于质，这两种情况都不理想，对此，孔子有一段著名的论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孔子批评说“质胜文则野”，在这个高度文明的世界里，过于质朴而缺少文华的人，未免偏于率性。反之，风范和文采多得过头，又显得不实在。这里的“史”，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假、做作，外在的形式过多，让人觉得是在作秀。在孔子看来，君子应当表里如一。“文质彬彬”这个词大家都不陌生，不少人取名叫“王彬彬”“李彬彬”“范彬彬”，就是借用了《论语》里的这段话。

“文质彬彬”，是说文与质均衡发展，两者相互烘托，既有做人的质朴，又有文明人的行为方式，这才是君子的风范。就像老虎、豹子身上的花纹，跟自己的体魄搭配得恰到好处、相得益彰，使人感到与之交往是非常愉快的事。周恩来总理是文质彬彬的君子典范。他温文尔雅又富于亲和力，与他谈话有如沐春风之感，难怪他可以赢得人民的信任。我们身为普通人，虽然可能无从建立像伟人那样的丰功伟绩，但仍可以心向往之，效仿这些榜样式的人物，让自己的人格尽量向他们靠拢，既有君子般的精神追求，也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君子的风范。

孟子也非常重视礼，认为君子内心必须常常念着礼。他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在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君子与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孟子认为是“以其存心也”，就是你心里存着什么。他说“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意思是君子把仁和礼这两样事物存放在心里。他还进一步解释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仁者会爱人，好比今天的一个人，不管到什么地方，他都会关注社会民情，关爱周围的人，秉持内心向善的自我要求。君子心中还要有礼，因为爱是抽象的概念，君子有仁爱之心，也须以实际行动表示他对人的尊敬。一个人时刻将仁与礼这两样事物装在心中，就会慢慢形成“君子”的行为习惯。这样做的结果，是“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关爱别人，别人就会关爱你；你敬重别人，人家也就敬重你。我们如果真想成为君子，就应该把仁爱与礼敬时时刻刻放在心头。如果大家都能将这番话牢记在心，我们就都有成为君子的机会。

两千多年来，中国人成为君子的愿望没有改变。“君子”这个词最早在《易经》中就出现了，原意是“国君之子”。由于“君子”是未来的一国之君，将来要世袭君王之位，身份极其重要，因此，他从小就要接受人格和理想等方面的教育，以便在个人修养方面成为全体国民效仿的楷模。后来，“君子”一词不断演化，最终成了有文化有修养的人的代名词。

1914年，梁启超先生应清华大学学生会之邀，来到清华大学做了一场题为“君子”的演讲。梁先生说，中国自古就是把君子作为“人格之标准”的，《周易》六十四卦，其中五十三卦都与“君子”有关。他认为，乾卦象传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及坤卦象传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就是君子的气象。在山河飘零的时代，国家需要大批的君子：“莽莽神州，需用君子人，于今益极。”他衷心希望大学生们不仅要学习科学知识，还要“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将来即为社会之表率，语默作止，皆为国民所仿效”。“语默作止”，“语”是说话；“默”是静默、不说话；“作”是行动；“静”是静止。大学生要做到“语默作止”都足以成为国民的表率，“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底柱，则民国幸甚矣”，国家的希望正在于此。梁先生的这篇演讲实际上是对全国青年学子说的。重温这段讲话，我们心中依然感慨万千。今天，我们的国家依然需要大批“语默作止”，足以成为“社会之表率”的君子。

或许有朋友会说：“都什么年代了，还在讲那么遥远的君子、礼仪，难道你是在鼓吹复古？”其实，谁也没有能力把时代拉回到明清甚至汉唐，历史一直在进步，没有必要复古。这一点，历代的学者都很清楚。《礼记》说：“礼，时为大。”礼是要与时俱进的，唐朝的礼与先秦的礼不同，宋朝的礼又与唐朝的礼有区别，清代的礼又不同于明朝的礼。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方式不断改变，礼的形式也会随之调整。文明固然是在进步，文明的精神却在我们心中亘古不变，生生不息。礼的核心精神是尊重他人，无论是古代的跪拜礼、近代的鞠躬礼，还是现代的握手礼，其中的精髓都是要表达对他人的敬意，这种内涵贯穿着中华文明的演变历程，始终没有改变。现在还要向大家介绍古代礼仪，因为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然我们的祖先曾经是这样生活的，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就有了解这些礼仪的必要。此外，我们介绍古代礼仪，着重在介绍它的内涵，以便了解古人为什么要这样行礼。

我们中国的礼仪凝聚了儒家的思想智慧，如今却渐渐掩藏在历史深处，被人们忽略和淡忘。尽管如此，古老而又新鲜的礼，对现代中国人而言，依然有它的价值和魅力，因为它能对我们的素质和修养的提高带来很大的帮助。以上内容大致是对中华礼仪内涵和功用的概括介绍。希望这些内容有助于成就大家的君子风范。从下一讲开始，我会逐一向大家介绍礼仪中最常用的内容。

比如有一项最常见的礼仪——人跟人见面首先要称呼对方，如果不了解其中的原则，可能会导致一些尴尬。因此，称谓的妥当与否就显得非常重要。下一讲，我会跟大家谈一谈称谓的礼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