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世纪下半叶西方古典复兴建筑在鼓浪屿的影响

1.对外廊式建筑的影响

19世纪下半叶，在中国的开埠城市，包括厦门租界隔海峡相望的西方人居留地——鼓浪屿，外廊式建筑（Colonial Veranda Style）是当时西方人城市建筑的主流。

外廊式建筑，被认为起源于18世纪西方人在印度次大陆的殖民地，殖民者模仿当地人的简陋棚屋（Bangal或Benggolo）（见图1）。建起遮阳、通风良好的简易廊房（Bungalow）（见图2）。18世纪末、19世纪初期这种建筑形式传回欧洲，并转化为富裕阶层的郊野别墅，之后又传播到他们在世界较温暖地区的各殖民地，演变为外廊式建筑。^[3]18世纪末，外廊式建筑已经在中国当时官方许可的商埠地——广州十三行商馆建筑中出现。从建筑样式上，十三行的外廊式建筑受到18世纪流行的英国乔治王朝（Georgian）时代新古典主义与帕拉迪奥主义的影响。^[4]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初来中国沿海开埠地的西方殖民者，他们需要有效率地建设起经济、实用、卫生的建筑及城镇基础设施，帮助其尽快展开殖民活动，同时能适度彰显其优越的近代化形象。因此，他们最初的建设是功利而且实用的，选择此前在南亚及东南亚殖民地得到充分实践验证的外廊式建筑。

图1 George Chinnery 1813年绘制的印度原生的“Banggolo”木棚屋

资料来源：Anthony D.King，The Bungalow：The Production of a Global Culture，Routledge & Kegan Paul，1984，p.22。

图2 1836年印度喜马拉雅避暑地英国殖民者的度假别墅

资料来源：Anthony D.King，The Bungalow：The Production of a Global Culture，Routledge & Kegan Paul，1984。

在鼓浪屿也是同样的情况，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者在鼓浪屿建设起大量满足他们日常需求，并且能够帮助他们适应这里湿热气候的外廊式建筑。这些建筑的形式非常简朴，基本是方盒子形状的建筑周围环绕着宽阔的外廊，顶上覆盖着简单的直坡屋顶（见图3）。

图3 1880年前后拍摄的鼓浪屿景色局部，可以清晰地看到 这些外廊式建筑

资料来源：引自瑞生与宜芳照相写真馆，Views of Amoy and Surrounding Country系列照片，美国康奈尔大学图书馆藏。

对鼓浪屿这样的中国早期开埠地，来自当时殖民者母国流行的古典复兴建筑的影响，除了集中体现在西方人建设的少量教堂等公共性的建筑外，大多体现在外廊式建筑中，是一种比较节制的西方历史性风格。

鼓浪屿早期的外廊式建筑，宽阔的外廊主导着建筑空间及建筑的立面。建筑的样式大多表现于建筑外廊部分的形式。^[5]

从现存鼓浪屿19世纪下半叶的历史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带有英国乔治王朝时代摄政样式（Regency Style）影响的外廊建筑，建筑立面排列着白色列柱是其主要的特征。如当时在鼓浪屿弥陀山山腰的德国领事公馆，其外廊整齐地排列着摄政样式白色古典列柱，列柱间安装着地方做法的菱形格栅，格栅遮阳而透风、透光，格栅的中间扇还可以向上开启，增加通风的效果（见图4）。摄政样式流行于英国19世纪初期，主要对19世纪中期鼓浪屿的外廊式建筑产生影响，可惜这些摄政样式的建筑湮没在鼓浪屿后期建筑的不断更新当中。

图4 德国领事公馆

资料来源：引自爱德华兹，St.Julian Hugh Edwards，1880年前后的摄影作品，紫日收藏。

在接下来的19世纪中后期，乔治王朝摄政样式的影响逐渐式微，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逐渐流行起来。在鼓浪屿外廊式建筑中，主流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新文艺复兴风格，它以建筑立面连续的饱满半圆拱券（semi-circular arch）外廊为显著特征（见图5）。由饱满半圆拱券的基本形式，也演化出扁圆拱（segmental arch）、椭圆拱（elliptical arch）、三心拱（three centred arch）以及华丽的威尼斯拱（venetian arch）等形式的外廊。维多利亚时代代表性的维多利亚哥特风格（Victorian Gothic）的尖券（lancet arch）也有所运用，但不是主流（见图6）。

图5 位于鸡母山脚下的伦敦差会女传教士住宅旧址（钱毅摄）

图6 各种类型的拱券

资料来源：〔日〕铃木博之编《图说西方建筑风格年表》，沙子芳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1880年前后在鼓浪屿田尾建成的毓德女子学校也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主义风格融入外廊式建筑的典型代表（见图7）。该建筑是一座二层的外廊式建筑，整体采用维多利亚时代流行的清水红砖墙。正立面中轴对称，横向划分为三段，中间部分略向前突出，在其正中首层设建筑主入口，顶部设三角形山墙。两翼的外廊采用新文艺复兴风格的砖砌半圆拱券，中部由三种不同宽度的砖券开洞相间，形成节奏感。外廊券洞下，用镂空砌法砌成美观的围栏，上面以条石板封顶。建筑横向三段式的对称布局、三角形山花、腰线及檐口处砖叠涩形成的线脚及齿状装饰，转角处采用分层凹凸相间的砖砌法模仿隅石的效果，都体现着新古典主义建筑的影响。

图7 毓德女子学校旧址（钱毅摄）

2.少量的历史主义建筑实例

在19世纪下半叶的鼓浪屿，西方古典复兴建筑除了对鼓浪屿外廊式建筑的风格有所影响之外，还在鼓浪屿留下少量历史主义风格的建筑实例。

1863年，由美国归正教会（RCA，The Reformed Church in the American）、伦敦差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大英长老会（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联合成立的“三公会”建设了鼓浪屿岛上第一座专用的礼拜堂，最初被称为国际礼拜堂（见图8）。这座教堂采用矩形的平面，朝东的入口设置门廊，由四根多立克（Doric）石柱支撑着巨大的三角山墙。表现出当时在英、美流行的希腊复兴风格（Greek Revival）。该教堂1911年经过翻建，改称“协和礼拜堂”，留存至今，翻建后的建筑，保持着原有的形式、风格（见图9）。

图8 1868年S.辛迪摄影的国际礼拜堂（协和礼拜堂）

资料来源：S.Sidney，Amoy，American Missionary Church.收录于泰瑞·贝内特，《中国摄影史》，紫日收藏。

图9 今天的鼓浪屿协和礼拜堂（钱毅摄）

19世纪70年代末在洋人球埔东南建成的鼓浪屿“共济会会堂”（the Masonic Hall，也被称为正道院），是一座带有尖券窗与装饰有较华丽柱式的尖券外廊的建筑，呈现维多利亚时代的哥特复兴风格（见图10）。可惜的是，该建筑于20世纪末被拆除。

图10 1880年代的“共济会会堂”

资料来源：截取自瑞生与宜芳照相写真馆，Views of Amoy and Surrounding Country照片，美国康奈尔大学图书馆藏。

另外，建在鸡母山脚下的杜嘉德纪念礼拜堂，是鼓浪屿中国人为纪念大英长老会传教士杜嘉德牧师（Cartairs Douglas）在1880年建造的礼拜堂，^[6]也是一座维多利亚哥特复兴风格的建筑（见图11）。该建筑后来据说遭白蚁侵害而颓败，而后被拆除。

图11 19世纪80年代的“杜嘉德纪念礼拜堂”

资料来源：紫日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