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后“商办”铁路的一例实证

——姚锡光日记所见之刘鹗

一、问题的提出：刘鹗与芦汉铁路

刘鹗（1857—1909）以《老残游记》闻名于世，而观其一生，几乎与晚清五十年相始终。胡适（1891—1962）总结说：“刘鹗先生一生有四件大事：一是河工，二是甲骨文字的承认，三是请开山西的矿，四是购买太仓的米来赈济北京难民。”在他眼里，刘鹗不仅是“很有见识的学者”，同时又是“很有识力和胆力的政客”。然而，这位留名文学史的人物，一生境遇多舛，济世、救民的抱负一无所偿，乃至落得“杀身而丧名”的结局。其中开矿、筑路诸创举，在生前即被指为“汉奸”罪名，身后仍然为遭到集中批判的两大问题之一。胡适在列举刘鹗生平四事后，有按语谓“为了后面的两件事，他得了许多毁谤”，尤其“山西开矿造路一案，当时的人很少能了解他的”。其实，岂止是“当时”，在胡适作此文数十年后，也未必有多少人厘清此历史公案的来龙去脉。

一般认为，刘鹗最早投身路矿事，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如蒋逸雪《刘鹗年谱》，记是年“六月，应两湖总督张之洞召，赴鄂，商芦汉铁路事，十月回京建议筑津镇铁路”。刘蕙荪《铁云先生年谱长编》为谱主生平分期，也将“自应张之洞召赴鄂办铁路，至被诬流放新疆止”划为一阶段，此期活动主要为“倡办洋务，想借径实业，富国养民”。按刘鹗倡办芦汉铁路，实为其夤缘政界、以开商途的新发端。此事发生时，正值甲午战后举国阵痛、群言变法之际，兴筑铁路也作为“方今切要之图”被清政府提上日程。继芦津铁路上马，光绪二十一年（1895）冬清廷批准芦汉铁路立项，并以该路“道里较长，经费亦巨”为由，宣布实行“商款商办”方针：“各省富商如有能集股至千万两以上者，着准其设立公司，实力兴筑，事归商办，一切赢绌，官不与闻。”这是中国铁路史上的“空前壮举”，也是有史以来朝廷第一次将如此巨大的工程招商承办。全国范围内，响应而起者颇不乏其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广东在籍道员许应锵、广东商人方培垚、候补知府刘鹗、监生吕庆麟四人，他们均向政府宣称集股已有成效，要求承办。清廷因此谕令共负芦汉路务的直隶总督王文韶（1830—1908）、湖广总督张之洞（1837—1909）对前述四人“详加体察”。所谓刘鹗“应张之洞召赴鄂办铁路”一节，即以此为背景。而结果是刘鹗等人一无所获，全数出局，盛宣怀（1844—1916）则经王、张二督共同推荐，奉派督办铁路总公司，获准举债修路，再招股偿还。

“芦汉四商”在中国铁路史上自有其位置，有论者谓其失败咎有应得，因为他们“几乎全是替外国资本家效劳的”。刘鹗后人的多种著说，将其谋芦汉事未果归因为“与盛宣怀氏龃龉”“宣怀嫉其能，抵排不遗余力”等等。刘隆平等所著《刘鹗小传》，勾勒了此事的大致经过，并谓张、王、盛等人排拒刘鹗并无真凭实据，不过“罗织罪名”而已。最近张海荣研究芦汉铁路的论文，就“各方争揽芦汉与盛宣怀独擅胜场”的内情，做了相当细密的考订，使我们对“四商”的身份背景及各色人物的复杂人脉关系，有了较前清晰的认知。稍觉遗憾的是，对于刘鹗这样一位特出人物，“四商”并论而不见其特性，又因限于史料，无法详论其人在湖北时交游和钻营的情状。新近公刊之《姚锡光江鄂日记》为我们深入探讨刘鹗与芦汉铁路关系提供了可能。

姚锡光（1857—？），字石荃，江苏丹徒人。早年曾随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出使日本。光绪乙酉科（1885）拔贡，戊子科（1888）举人。初官内阁中书，历佐直隶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李秉衡、两江总督张之洞幕府，曾任安徽石埭、怀宁知县，和州知州，累保道员，后迁至兵部右侍郎。入民国，任参政院参政、蒙藏事务局总裁、弼德院顾问大臣。著有《东方兵事纪略》《东瀛学校举概》《筹边刍议》等。《江鄂日记》始于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二日（1895年11月28日），止于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日（1896年10月26日），时间跨度近一年。日记之初，姚锡光经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调江南委用，后张回任湖广总督，姚亦随同入鄂，委充武备学堂总稽查职。刘鹗谒见张之洞始末，亦被完整载入日记。缘姚、刘系同乡，且有世交，关系非同一般；在湖北任内，姚常与张幕僚属过往，获知许多官场秘闻，事后又勤于笔录。如此，刘鹗这段鲜为人知的经历，在《江鄂日记》中有了历历如绘的记叙。如日记整理者所言：“从中可以看到张之洞的举棋不定，盛宣怀的得陇望蜀，刘鹗的憨直与热诚，姚锡光的爱莫能助，张之洞幕宾的见风使舵。仅此一事，整个晚清官方机构的运转、办事程序、内部错综复杂的沾带及成一事之难，让人一目了然。”这部日记对甲午战后官场生态和新政实况的描述，不仅为研究刘鹗其人提供了新素材，也为讨论近代铁路史上外资利用的问题补充了思想资料。本文拟以日记为线索，旁参相关档案、文集，考订刘鹗赴鄂一行具体经纬，进而尝试理解此事件在刘鹗个人历史及中国铁路史上的适当定位。

二、刘鹗由津入鄂

刘鹗最早在姚锡光日记中出现，是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十七日（1896年6月27日），日记谓：

刘云抟太守来拜。……云抟现以承办铁路事来鄂见。盖中国将创办铁路，去年赴军务处禀请承办者四人，一刘、一许、一方、一吕，刘即云抟也。云抟才气甚大，前以同知曾办山东河工，见知于张勤果公。经勤果保奏，送部引见，后积劳保荐知府。自前年秋冬之交即经营中国开铁路事，往来津、京、上海间，外商洋人，内谒当道，南北奔驰，再历寒暑。现适朝廷决计开办是事，命直隶王夔帅、湖督张香帅两制军督办，遂将刘、许、方、吕四人禀请承办之事发即（该）两制军核定。故云抟来鄂见香帅取进止焉。

刘鹗，原字云抟，又字铁云，监生出身，先以治河专长赴河南投效，在河道总督吴大澂（1835—1902）幕下帮治黄河工程。光绪十六年（1890），经山东巡抚张曜（1832—1891）幕府咨调协办河工，是为其“入宦之始”。张曜即文中“张勤果公”，唯“送部引见”说稍误。光绪十八年（1892），刘鹗经继任山东巡抚福润保奏，咨送总署“考验”，得知府任用，是为其“入京之始”。

罗振玉《五十日梦痕录》录有“刘铁云传”，记其甲午后事：

君于是慨然欲有所树立。留都门者二年，谓扶衰振敝当从兴造铁路始，路成则实业可兴，实业兴而国富，国富然后庶政可得而理也。上书请筑津镇铁路，当道颇为所动。事垂成，适张文襄请修京鄂线，乃罢京镇之议。

刘鹗很早留心于造路，此时欲“有所树立”，其用世的抱负实与朝廷新政的潮流合拍。按清廷颁发“实力兴筑”铁路的上谕，时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末，而此前，刘鹗已忙于“内谒当道”，为办路而铺路。不久，清政府“决计开办”芦汉铁路，即上文所谓“京鄂线”，前述刘鹗、许应锵、方培垚、吕庆麟四人分别出具承办，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二日（1896年4月24日）颁下上谕：

芦汉铁路，关系重要，提款官办，万不能行，惟有商人承办，官为督率，以冀速成。王文韶、张之洞均系本辖之境，即着责成该督等会同办理。道员许应锵等分办地段，准其自行承认，毋稍掣肘，并着该督等详加体察，不得有洋商入股为要。

上谕中反对“洋商入股”，确保主权在我，体现清政府自创办新式企业以来对外资一贯闭拒的态度；将“商款商办”修正为“官督商办”，则透露上位者既欲借资商力却又对商情有所疑忌，不觉重弹战前的老调。“四商”中有多人，包括刘鹗先期赴津拜见王文韶，但此行结果并不理想。据王文韶向张之洞通报：

吕、刘先后到津。吕，山东人，在京开堆坊一，饭庄一，财东为巨商韦立森，直言不讳，亦殊可笑。刘更渺茫。现均饬赴鄂矣。……大约许、方、吕三人皆有洋东在其身后，洋东皆觊办铁路之人。刘则敢为欺谩，但伊包揽而已。一经犀照，当毕露真形也。

王文韶对可能隐在集股人背后操纵的“洋东”最为忌惮，尽管刘鹗似无外资背景，对其所言虚实仍多不信和不屑。他对盛宣怀表示：“刘鹗办此，尤为可怪，余亦不知其人。……鄙见即使筹款，十得其五必系洋款居多。”查王文韶与刘父成忠系咸丰二年同科进士，其子王稚夔又与刘鹗素有交往，所谓“不知其人”，并非确实。近人笔记中多有对王氏“为人透亮圆到”“其言甚滑”的描述，而在“会同办理”芦汉路事上，似也可见其老于官场的一面。对“四商”问题，他只有模糊的倾向，将决断责任推给了张之洞。大约因其虚与委蛇，刘鹗在津周旋颇苦于此，后来和姚锡光私谈，还忍不住有所抱怨：“人称夔帅为水晶顶子。言其亦明亮，亦圆滑，物小而坚也。夔帅纵好军机章京才，朝廷以为封疆，误矣！”

五月间刘鹗湖北一行，正为接受鄂督张之洞再次“核定”。其《芬陀利室存稿》录有“鄂中四咏”，其中一、二首有句云：“此去荆州应不远，倩谁借取一枝栖。”“莫问古来争战事，眼前盛事且高歌。”蒋逸雪解读前韵，谓“比之洞于刘表，而以王粲自况也”。可见刘鹗此行大有“依附意”，且欲襄成“盛事”，一展宏图。怀兴赋诗时自信满满，尚对前途抱有期待，而待入鄂后，他所遭遇的却是另一番情形了。

三、所谓“履祥洋行所保千万华股”之实相

张之洞是“会办”芦汉路的另一关键人物，他对“四商”观感又如何？奉旨后，三月二十六日（5月8日）致王文韶电透露出其一二心意：

试想粤商四起，各称集股千万，岂华商具此大力耶？有银行具保者，岂外国银行肯保华商千万巨款耶？吕庆麟粘有银行保单，其为银行招洋股无疑。刘鹗无银行作保，其为不正派之洋人招揽洋股无疑。朝廷欲令详加体察，似亦略见及此。……但不揭破粤商认股影射之弊，政府之误信莫解，办事之良策难进。自应电请督办军务处迅速饬令诸人即行赴鄂，由鄂赴津，公与弟会同考察，面询实在，股份是否悉属华商，如何承认分办，自能水落石出。揭破之后，再行会奏真实办法。

归纳意见约有三点：一、不认为当时华商有能力集资千万巨股；二、明确反对集入洋股，并怀疑刘鹗有“招揽洋股”之嫌；三、主张在鄂、津分别“面询”集股诸商，“揭破”真相，而最终会奏仍由天津定夺。

就张氏观念而论，对“商办”铁路存一种先入为主之偏见。他本人甚至说过“总之，华商不出于商学，其趋利也，近则明，远则暗；其谋事也，私则明，公则暗”这样的话。有论者指出，张之洞在官办、商办之间的态度是“以两者互为补充，而在不同的情况下则又各有偏重，但多主张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无论督办或合办，“官重商轻”的格局终难突破。前署理两江总督时招股筹修苏沪铁路，就对起而响应的华商予以压制，主张一切“概由官主持”，甚至公开说出“铁路为全国利权所关，不甘让利于商，更不肯让权于商”的话，招商无果而终。今奉旨考察“四商”，又怀疑“岂有一无名望之人能招千万巨款”，批驳刘鹗等人为“纰缪”。

刘鹗在津已遭冷遇，继被“饬令”南下，其境遇可想而知。据姚锡光日记五月十七日（6月27日）条，刘鹗在武昌与张之洞有过一番对话：

帅询以已经集股有着之款几何？云抟对以：“已集有一千万两。”帅谓：“现拟办之芦汉铁路非一千万所能济。”云抟谓：“现在请办者四人，每人集股一千万，则芦汉铁路之事济矣。”帅意复不以四人合办为然，因询以：“汝已集股一千万，尚能多集否？”云抟对以“铁路乃有利益之事，开办以后，股分必旺，不患无股分”云云。因将上海履祥洋行所保一千万华股保单呈上。帅云：“姑留阅，尔候定夺。”

上述对话中，张之洞已流露出“不以四人合办为然”的意态，而刘鹗坚称集股有成，并拿出证据——上海履祥洋行所保一千万华股保单。张不能断然拒绝，于是向上海调查核实：“上海有履祥洋行存放知府刘鹗芦汉铁路股本银一千万两，声明无洋股在内。请详查是否属实？该洋行所操何业？是否殷实？行主何名？能签押出字据保认，乃可为凭。望速查复。”数日后，上海道黄祖络禀复称：

遵派员详询履祥洋行主贝履德，据称：该行在沪系伊独开，专造匹头生意。刘守鹗系素识，曾与商议，如禀准有承办芦汉铁路明文，由伊行转向外洋凑借一千万两，非真有股本存在伊处。现既未奉有核准明文，伊更不便签押保认，等语。查刘守在别埠有无招有股本，未可知。惟履祥洋行开设未久，局面不大，纵使转借洋股，恐亦未可靠。

张之洞据此得出结论——“该洋行并不殷实，即洋股已不可靠”。在“核准明文”或“银行借款”两者均未落实的情况下，刘鹗视同既成事实，分别向洋行和政府两边口头允诺，借用为揽办铁路的资本。其初衷或出于成事心切，结果却难逃“虚诞”的指控。这种具有投机性质的行为，也为官场中人抨击“商办”平添了口实。事实上，在集股办路的多路神仙中，非仅刘鹗一人有“系洋股影射”的嫌疑，经多方查核，最后证明“四商”所言无一可落实，均属“海市蜃楼”。盛宣怀攻击说：“在沪时亦有洋商来言，外国银行允认股数千万，包办数十年，许华人挂名总办，饵以重贿，谅此辈皆入此迷途。”刘鹗与外人有无此种交易，尚难证实，但其言论却明显流露对“招洋股”的警惕。在与姚锡光论及此事时，他有意识地区分道：

洋债可借，洋股不可招。洋债，不揽我铁路利权，一招洋股，则利权尽入彼掌握矣。

刘鹗已然有分别“洋债”“洋股”的自觉，他的如意算盘是借洋债而托名为华股，但此种牵扯不清的关系，却为抱“先入之见”的张之洞等人所利用，进而引为排拒的理由。张之洞对王文韶表示说：“事既责成直、鄂，必当遵旨不令洋商入股，以绝无穷后患。关系太巨，万不敢稍有含糊。弟与盛道熟商，官款难拨而注意商办，洋股不准而注意华商，华商无此大力，无此远识。”“洋股”必须排斥，“华商”又不可信，如此便只有“归官”一途。还在刘鹗接受“核定”之前，张之洞已将“四商”划入另册——“似此影射支离，四家皆恐成画饼，似宜早日定议复奏，即奏派盛道招商承办，免延时日，或致旁生枝节”。两处文中“盛道”，即盛宣怀，字杏荪，时为津海关道。张之洞拟联合王文韶，推荐盛氏督办芦汉路，实质为对“四商”方案直接否决。前述有说法，刘鹗南下败于“与盛氏龃龉”，真相究竟如何？探明此问题之前，有必要梳理当时张、盛的关系。

四、张之洞与盛宣怀之利益联盟

刘鹗于五月中旬面见张之洞，此后一直停于武昌“候进止”，实际上被冷处理。时逾半月，不见后续，刘鹗终于等不及，主动向张幕成员探询内意。姚锡光日记五月二十九日（7月9日）条记：

刘云抟太守来，将询制府定夺铁路意旨于钱念劬。于时念劬太守适来，因言制府之意，将以盛杏荪观察督办铁路，以军务（机）处奉旨交下承办铁路，刘、吕、方、许分段认办，不日即以出奏矣。盖以刘、吕、方、许四人认办，不过有此名目，实则专任盛杏荪也。盛杏荪之认办湖北铁厂，本意在铁路，今果入其掌握。伊已专招商轮船、电线之利，今复将铁路之利攘而有之，甚矣其善据权利，而中国亦舍是人无此气魄也。

如注意到盛宣怀个人事业的发展阶段，光绪二十二年（1896）是一分界，当年原为湖北官办企业的汉阳铁厂被转让于盛，改为官督商办，同年盛受到光绪帝召见，获授“四品京堂”并铁路总公司督办职。如论者所见，“这两个新的工业职责是紧密相关的”。关于盛宣怀承办汉阳铁厂，是否出于张之洞强迫，一直存在争议。查盛宣怀是年沿江视察招商各分局，三月中旬抵汉口，其致王文韶电即表露接手铁厂的兴趣：“今日到汉，香帅约观铁政，上方锐意求矿，鄂厂已糜五百万，但可设法补救，宣系创始得矿之人，颇愿为之区画。”同电针对直、鄂会办芦汉路，也提出办法：“此路不可缓，宜筹直捷痛快办法，权自我操，利不外溢，循序而进，克期成功。”盛宣怀对汉阳铁厂的兴趣由来已久，但能够与张之洞真正实现合作，实以开办芦汉铁路为契机。张之洞素知盛宣怀“为人极巧滑”，对其人并非情有独钟，他做出这样的选择，仍然是出于现实考虑，看重的主要是后者的实力。盛、张之间可以说做了一个交易，张将亏损严重、不堪其累的铁厂脱手，作为代偿的，则是同时交盛“招商承办”芦汉路的主权。前引姚锡光日记所谓“盛杏荪认办湖北铁厂，本意在铁路”，可作旁证。对于盛宣怀与“诸商”两端，张之洞已有明显的抑扬倾向，盛固然“巧滑”，刘鹗简直就是“荒唐”，等于排除了由“华商”承办铁路的可能性。

盛宣怀为操权起见，特别注意到“借洋债与招洋股，大不相同”。此意为张之洞所认同，并有类似表述：“或谓铁路未成之先，华商断无数千万之巨股，惟有暂借洋债造路，陆续招股、分还洋债之一策，集事较易，流弊较少。盖洋债与洋股迥不相同，路归洋股，则路权倒持于彼，款归借债，则路权仍属于我。咄嗟立办，可以刻期成功，故曰集事易；路款划分，可以事权不移，故曰流弊少。”盛、张两说较前述刘鹗意见，几乎如出一辙。唯不同的是，盛宣怀附有但书，强调“须奏明芦汉铁路招商局准其借用洋款，以路作保，悉由商局承办，分年招股还本，路利还息”。也就是说，借款造路须由一官方的、统一的“商局”承办，这也是盛氏“权自我操”的真正凭借所在，在这一权力架构中，如刘鹗一类的华商个体是没有位置的。刘鹗遭到排斥，重点不在华、洋股债的轻重，而在官、商权利的博弈，这背后还牵扯到官、官之间的利益交换。早在三月二十六日（5月8日），张之洞致电王文韶，在对“四商”不屑一顾的同时，却对盛宣怀推崇备至：

昨招盛道来鄂商办铁厂，连日与议芦汉铁路事，极为透澈。环顾四方，官不通商情，商不顾大局，或知洋务而不明中国政体，或易为洋人所欺，或任事锐而鲜阅历，或敢为欺谩但图包揽而不能践言，皆不足任此事。该道无此六病，若令随同，我两人总理此局，承上注下，可联南北，可联中外，可联官商。

同电内拟议奏复办路之办法，正式将底牌翻出：

先举商务总办，设立芦汉铁路招商总局，由商筹借洋债，先行举办，奏明即以芦汉铁路作保，分作二三十年归还。路成，招到华股，分还洋债，收到车费，抵付洋息厘。订官督商办章程，虽借资洋款，雇用洋匠，权利仍在中国，不致喧宾夺主，否则终属空谈，坐延岁月，必不能刻期而成。

即以私交论，王文韶与盛宣怀关系，较张之洞更近一层，对此事自无异议之理。如此，刘鹗南下，实际面对的是一盘已定议之局，无论其主张曲直如何，结局早就注定。张之洞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向朝廷复奏“四商”案并正式推出盛宣怀，刘鹗则被撇在一边，几乎无所事事，曾向督署递禀文言铁路事，也无任何下文。据姚锡光六月初七日（7月17日）记：

作函与刘云抟太守，告伊制府准伊假归。盖云抟以经营铁路事来鄂，暂时不能有成议，因请假暂归去，制府已允行。余故作函告之。

刘鹗见事不可为，失望告辞，张之洞亦无丝毫挽留意。六月十一日，姚锡光等好友在汉口设宴践行，当晚刘鹗即附轮前往镇江，无奈而走。

五、盛宣怀得陇望蜀与刘鹗再度入鄂

张之洞、王文韶联衔奏结“四商”案，事在六月下旬。致总署电内陈述查核情形，结论为“四商均不可靠”，并建议“设芦汉铁路公司，奏派熟悉商务、身家殷实之员为总理”。“四商”事件至此似已尘埃落定，然而不数日，忽又起波澜，并有少为人知的刘鹗第二次入鄂之行。姚锡光日记六月二十八日（8月7日）条记：

早起。制府传见，因急赴辕，候至午刻未见。……制府遣文案邹元辨大令来，询吾乡刘云抟太守家世及伊人品若何？余据实告之。又询余以云抟请办铁路，究竟是洋股是华股？余告以云抟所集铁路股本，亦有华股，特别能过多，余系洋债，并非洋股。盖洋债可退还，而洋股不可退还。创始之时，不得不借洋债开办。开办以后，人见铁路有利，则华股日多。华股日多，则洋债自可逐渐退还云云。又询余以云抟何以能取信洋人，得借有千百万洋债？余告以云抟在吾乡，家世甚好，乃刘子恕（成忠）侍郎、曾任开归陈许道之子。且伊曾事张郎斋中丞办山东河工有年，曾经郎帅保奏送部用，见其为人，颇有才气云云。元辨将余言历复制府，往反数四。末乃传制府谕，令余点召云抟从速来鄂。余乃立即电往淮安召云抟。

作为全程旁观的知情人，姚锡光对张之洞“召云抟从速来鄂”有所解释：

先是湖北铁政局，自开办以来，历年亏耗，势不支。制府乃召盛杏荪来鄂，命以招商股承办铁政。今年四、五月间，盛杏荪来鄂接受铁政局，即以铁路要制府，云若不兼办铁路事，则铁政局所炼出钢条无处出售，则铁政不能承办云云。制府许以开办津芦铁路必命伊督办，盛杏荪乃接受湖北铁政，去往上海，复以两事电请王夔帅［夔帅与香帅均奉旨督办津芦铁路］。一伊办铁路，须香帅、夔帅奏请朝命，命伊督办，如胡云楣廉访办津芦铁路故事。一请香帅、夔帅奏请开官银行，由伊督办，以为铁路招股张本。非此，则伊不任铁路事。

盛宣怀承办铁政已如前述，而其所欲尚不止于此，上文即拈出两事：

其一，办路“总理人”的权重问题。直、鄂奏设芦汉铁路公司，初以盛宣怀为“总理”的合适人选，后者也自视当仁不让。但由张之洞所拟电奏中仅笼统言“派熟悉商务、身家殷实之员为总理”，盛为此不满，并向王文韶等抱怨：“上年特旨派胡云楣办津芦，郑重冠冕。芦汉工长款巨，艰难十倍，声光稍减，难动视听。……今阅会电拟派‘熟悉商务、身家殷实’之员，不过寻常盐典商考语，大题小作，决难交卷。”“胡云楣”，胡燏棻（1840—1906），安徽泗州人，同治十三年（1874）进士，甲午战时以广西按察使留天津，在小站编练“定武军”，上年冬奉命督办芦津铁路，旋擢升顺天府府尹。盛宣怀以之比拟，“意甚怏怏”下的潜台词实在谋进止、要牌子。姚锡光虽处局外，却颇了然情势：“其督办铁路，必由奏请朝命也，则必不受督抚节制，可单衔奏事，仿佛钦差督办铁路大臣矣。”张之洞老于世故，反应多不以为然，谓“盛太性急，不审步骤”“盛极聪明，而此电又似不聪明矣”。

其二，兼办铁路问题。盛宣怀在收揽路权同时，还另有所图：“铁路之利远而薄，银行之利近而厚，华商必欲银行、铁路并举，方有把握。如银行权属洋人，则路股必无成。闻赫德觊觎银行，此事稍纵即逝。”这番向张之洞进言，意在铁路、银行一手掌握，故美其名曰“一气呵成，交相附丽”，而与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的较量，属于向“洋人”争权，理由似亦冠冕正大。但张态度仍有保留，回绝说：“铁路、银行为今日最大利权，人所艳羡者，独任其一，尚恐众忌所归，一举兼营，群喙有词，恐非所宜。”今人夏东元指出，盛宣怀所谓“权自我操”，“是借国家民族的‘权’的名义，达到个人操‘权’的目的，不足取”。而当年姚锡光评价道：“其请奏请开官银行也，盖欲尽攘中国利权。一经奏定，必请官本；既领官本，仍必多方将官本销融净尽，易名商本；而实则商本其名，盖尽数攘为盛家之本，仍其攘窃招商轮船、中国电报利权故智。甚则害则归公，利则归己，种种不可端倪。”

综上两事，盛宣怀“得陇望蜀”之心昭然，与张之洞的关系也发生微妙变化。姚锡光观察到“制府见其嗜利无厌，要求无己，颇厌苦之，故意将转属云抟”。前述张之洞对“商办”铁路颇不以为然，但朝廷谕准开办芦汉路，本有“商人承办，官为督率”的意向，张复奏推盛宣怀为“总理”的同时，也留有“责成该员招集华股，归商自办”的补笔。既符合官督商办之旨，逢迎了上意，又为防盛独大，预备掣肘之具，足见老吏之笔的圆熟。当与盛宣怀意见分歧上升，张之洞果然有意汲引其他力量，其召刘鹗面议，内容即与上述引起争议的铁厂、银行事相关：

一询其能领受芦汉铁路全局事否？一询伊能先领湖北铁政局事否？盖制府以不允盛杏荪官银行诸事，恐盛杏荪即不办芦汉铁路。伊既不办铁路，则铁政局一事伊亦必即辞退，故须询云抟能否承办铁政局事。一询云抟究竟集有若干华股。制府之意，洋债可借，惟照铁路资本，须有五分之一之华股以为根本，方可开办，故将询云抟究有若干华股。胥俟云抟来鄂询悉，则芦汉铁路一事，与盛与刘，方能定计。

此事至此，似有峰回路转之势，奉命召刘的姚锡光一度心生不解：“是事也，虽已从制府谕往召云抟，而余心颇疑之。盖铁路一事，制府颇属意盛杏荪，将令其督办，而何以命召云抟？又如此之急？既而探之，乃知杏荪要挟过当，制府已稍厌之。”刘鹗奉召后，眼见希望重燃，风尘仆仆再度入鄂。七月十一日（8月19日），“甫下轮船，即冒雨来省。……云制府所询诸端，伊俱能应允照办，因属念劬先为告制府，再往禀见。”对所询各事一口承应，颇透出刘鹗兴奋难抑、急欲成事的心态。

六、无果而终

二度入鄂，刘鹗急欲见张之洞，而后者似迎还拒，仅谕令“与钱念劬太守、蔡毅若观察商量铁路事”。奉命周旋者钱恂（1854—1925）、蔡锡勇（1847—1898），皆湖广督署亲信幕僚。姚锡光日记七月十九日（8月27日）条记：

晚间，刘太守铁云假自强学堂内请客，同坐者钱念劬诸君子，余为帮作主人。据念劬言：制府将以芦汉铁路派盛杏荪、刘铁云合办。盛杏荪即于明日到鄂云。刘铁云私谓余曰：伊不愿与盛杏荪合办。如芦汉铁路由盛杏荪办，伊即愿办苏沪铁路，与盛杏荪分道扬镳云。

刘鹗久等无下文，向钱恂等探问内情，结果事机又有变化——盛宣怀也前后脚赶到了湖北。实际上，约一周之前，七月十三日（8月21日）张之洞已电告盛宣怀“紧要情节甚多，必须面谈，始能详尽妥善”，邀其“即日命驾来鄂详筹一切”。查考背景，张、盛因复奏芦汉路事，在前述总理权限、兼办银行问题上小生龃龉，彼此不满，导致刘鹗等人返场，然就在此时，由于汉阳铁厂经营不善，遭北京户部挑剔，张之洞欲用盛宣怀、翁同龢的关系借为缓颊，不得不又有所妥协。

对幕后发生的一切，刘鹗还全蒙在鼓里，但张之洞示意芦汉路“合办”，较前口风已转，再加上盛宣怀接踵而至，不由得让他产生怀疑。在给表弟卞子新信中，充分流露出这一情绪：

兄十一日到汉口镇。既过江，知香帅电召，为欲将铁政、铁路二事并归兄办。及到，又变计矣。前日电召盛杏荪来，令兄与盛商酌，或分办，或合办，议定即出奏。今日盛到，盛称洋债借不动。香又变无主义矣。数日之间，业已三变，此后尚不知如何变法也。

刘鹗尚悬犹疑，消息更灵通的姚锡光已感事态渺茫，七月二十二日（8月30日）记：“念劬谈铁路，言及盛杏荪谓借洋债不成；刘铁云谓借洋债必成。盛杏荪谓借洋债须国家作保；刘铁云谓借洋债无庸国家作保，且洋人并能保险，保创办铁路必不歇本云云。太守之意颇左杏荪，不信铁云；未知制府之意何如？”

两天后，七月二十四日（9月1日），事情终有了结果。当日姚锡光记下与钱恂的一番对话：

钱念劬太守来言“芦汉铁路制府已决计归盛杏荪督办。现在正办折稿，不日将出奏矣。其刘鹗诸君，无论集有华股数十百万，准其入股，并照商例派伊等入大股之人管事”云云。余言：“由盛杏荪督办，则大利全归盛杏荪。刘鹗等不得分段认办，且不得会办名目，而仅令之入股、入局管事，伊等未必情愿。今芦汉干路既归盛杏荪，何不令刘鹗等认办支路？”念劬谓：“盛杏荪之意，在将干路、支路、凡中国铁路一应包去。今若将支路另令刘鹗等认办，则必大拂盛杏荪之意，制府不能也。且即芦汉铁路得与刘鹗等入股，已大非盛杏荪之意，实制府强而后可”云云。

由盛宣怀督办芦汉全路，已获张之洞允可，至此板上钉钉；而所谓商人可“分段认办”“准其入股”，貌似给刘鹗等人留了参股机会，却缺少实际意义。稍后直、鄂总督联衔复奏，即强调“此项铁路，论旨以官督商办为指归，以不入洋股为要义”，并以“四商”为例，指出其实质即为“全恃洋股为承办张本”，进而对商人眼界、商股价值大加贬低，否认“华商自办”的可行性。经过一番较劲，张、盛终于达成默契，联手将刘鹗等华商踢出局外，而这背后有着不为外人所知的利益交换。姚锡光为表象所惑，不禁感慨：“盛杏荪之垄断把持，而制府之甘受挟制，亦一奇也。”

当天，姚锡光将结果径告刘鹗，后者知事已不可为，不愿再行久留。七月二十七日（9月4日）姚锡光记：“刘铁云太守来辞别。……以办铁路来鄂，不得志，将往沪，即午后启行。”

在汉停留期间，刘鹗作有《登伯牙台》一首吟咏其怀，诗曰：

琴台近在汉江边，独立苍茫意惘然。

后世但知传古迹，当时谁解重高贤。

桐焦不废钧天响，人去空留漱石泉。

此地知音寻不着，乘风海上访成连。

既然“知音”难觅，只能无奈而返。而此行的曲折突变与功败垂成，实令当事人与后来读史者均有不胜“惘然”之感。

七、余论：“南拳北革”之间的“老新党”

甲午战后清廷鼓励“商办”铁路的热潮中，刘鹗应声而起，继而悄然出局。在当时对铁路感兴趣的华商既乏资本，又无势力，欲有所作为，似只有借用外资一途。“四商”因缘际会出现在历史前台，各自面目却相当可疑，当时官家指其“均系洋股影射”，无一可靠，后世论者也强调“四商”争竞绝非商情踊跃之表征，只是一小撮人利欲熏心，自投洋商彀中。今据姚锡光日记为一手资料，可清楚地知道刘鹗谋办芦汉路时，确有向洋行借债之举，但较“许、方、吕三人皆有洋东在其身后”的情形，则又有不同。在观念上，刘鹗认定“洋债可借，洋股不可招”，对维护利权已有相当的自觉；但在具体操作时缺乏凭借，只能一面向洋行虚应将有“承办芦汉铁路明文”，一面向政府夸口已获“上海履祥洋行所保一千万华股”。作为刘鹗攻关的主要对象，张之洞对“商股”本无信任和信心可言，加之与盛宣怀在铁厂、铁路交易上结成利益联盟，最终由“官督商办”名义将“四商”统统划入另册，并非偶然。而前述刘鹗做出类似现代“皮包公司”的投机行为，更让官家落实了“敢为欺谩”的印象，被视为“贪狡妄人”，部分也属咎由自取。不可否认，刘鹗等人兜揽路矿，在“兴利养民”的愿望下，或有“为了他自己的剥削收入”而打的个人算盘，但须指出的是，甲午后清廷所谓鼓励“商办”，口惠而实不至，“既无护商之诚，又乏重商之政”，无怪有论者在举张之洞为例证后感慨：“作为一名公认的‘开明’总督，尚以如此粗暴态度对待‘商办’，则其他官员的面目可想而知。”刘鹗的境遇，如具体而微的缩影，折射了国家举办新政之际官、商不复同心的现实，也透露出华商个体格于形势、举步维艰的无奈。刘鹗一生醉心于开矿筑路，第一次尝试即告完败，似乎不能为“搅乱了甲午战后稍有好转的经济形势”的罪名负责，但却清晰而残酷地预示了他悲剧性人生的结局。

光绪二十二年九月，清廷发下上谕：“直隶津海关道盛宣怀着开缺，以四品京堂候补，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不到一个月，再颁谕旨，银行一事准盛宣怀“招集股本，合力兴办”。以此为起点，盛氏不断扩张事业、晋升官阶，走上飞黄腾达之路。办芦汉路未果后，刘鹗在发展实业的路上屡仆屡起，“世俗交谪，称为‘汉奸’”，乃至庚子年（1900）以“私售仓粟”获罪，充军新疆，1909年死于流寓。仅仅两年后，盛宣怀在邮传部尚书任上，到达仕途顶点，而由他一手主导的铁路国有政策激起官、商间的空前对立，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最终引向革命，导致清政府的覆亡。

刘鹗已经无缘见证这一切。成书于1905年的《老残游记》里，他把清政府比作“一只帆船在那洪波巨浪之中，好不危险”，但认为“驾驶的人并未曾错，只因两个缘故，所以把这船就弄的狼狈不堪了”——“一则他们是走太平洋的，只会过太平日子”；“二则他们未曾预备方针……，所以他们就没了依傍”，只要“送他一个罗盘，他有了方向，便会走了”。可见刘鹗仍对保存清政府之实体留有信心，期待其实现“自改革”，所赠予的“罗盘”，就是兴办实业，筑路开矿，以富国养民。刘鹗曾自我剖白道：

晋铁开则民得养，而国可富也。国无素蓄，不如任欧人开之，我严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矿路归我。如是，则彼之利在一时，而我之利在百世矣。

而此“扶衰振敝”之药方，在后人眼中却无异“饮鸩止渴”——“符合当时统治者的主张，在本质上是卖国的办法”。论者多注意刘鹗作为“太谷学派”第三代传人的特殊身份，他不仅有理论继承，且见之于行事，不恤己身从事赈济、治河、开矿、修路，正与“圣功之纲，不外教、养两途”相合；特别关怀下层百姓，“以养天下为己任”，亦足见社会危机对中下层儒家知识分子的刺激。在同时代乡贤中，刘鹗最推崇马建忠（1845—1900），欣赏其“负治事之才，通达中西学术”，并为此类“能言而又能行”之人辩护，认为世俗非议不过“少见多怪，无足异者”。这番言语中间实有自我认知的投射。不过，以在野之民奋然而起，挽救世局之衰，在当时显然并不现实。姚锡光日记中记有两人泛论世局的一场对话，姚谓“当督抚，非将李相之聪明、香帅之规模、右帅之坚实合为一人，而上有秦皇、汉武、元世祖之君，不能宏济艰难”，刘鹗深以此说为然。但刘鹗自视可以“兴利养民”的种种努力，却为督抚所鄙、国家所弃，那种足以托付、“宏济艰难”的上位者，也终于没有出现，清朝还是无可挽回地覆亡了。

刘鹗的现实道路没有走通，但却预言性地在文学创作中暗示了改造历史的其他力量。他借老残之口发挥的一大通“北拳南革都是阿修罗部下的妖魔鬼怪”之类的宏论被指为“反动”，身后引起过无数麻烦。验诸评价历史人物的政治光谱，刘鹗被认为出身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家庭”，一度被视作“小资产阶级”，后来定位则变为“既反对各种形式的革命，又不属于坚决的保皇党，基本上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刘氏的家族后人略带辩护地总结说：“综计先君一生事业，无不识远虑深，创于人所未知未见时，卒以此致人攻讦。今者代异时迁，先君昔所受人诟病者，悉成利国要图，群知而竟立矣。”

《老残游记》的文学价值被发现的五四时期，距刘鹗相对较近，但已明显经历世代更替，钱玄同（1887—1939）径直批评刘鹗究竟是“老新党头脑不清楚”，而同时代的胡适指出：

就是那最荒谬的部分，也可以参见一个老新党的头脑，也未尝没有史料的价值。我们研究思想史的人，一面要知道古人的思想高明到什么地方，一面也不可不知道古人的思想昏谬到什么地步。

在老残眼中，“北拳”守旧，“南革”趋新，而性质皆属于“破坏”；后人赋予“老新党”之谓，意涵指向折中，近似更后的“改良主义者”。胡适出此语，意在抛开一时政治褒贬，取历史眼光看待《老残游记》的思想，别具视野，颇富提示性。这一文艺批评或者说思想研究史的方法论，同样适合于考量《老残游记》的作者。将刘鹗放在具体历史脉络中来观察，他本人的言论与行动作为一种“史料”，可以透露时代信息，而经由背景的烘托，他所处的历史位置的价值与局限也同样可以突显。本文就是这样一种尝试，希望新、旧史料配合利用，考订某一微小的（仅就体量而言，不包括价值层面）历史事件的多个面向，在此基础上贴近去理解历史当事人所遭逢的时代和问题，以及他所可能给出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