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学科国际化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叶文振　李静雅

在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的关注与支持下，与计划生育工作一起发展起来的中国人口学科，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有过比较高的对外开放度，是当时最具国际化的一个学科[47]。国际化反过来也给中国人口学科增添了活力，成为中国社会科学当中发展最快、活动最频繁的学科之一，并扩大了在国际人口学界的知名度与学术影响。

而今，中国人口学科的国际化程度是继续走高，还是保持不变，甚至出现回落？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们最近举行的专题问卷调查结果，试图对这个问题做出尽可能客观的回答，并通过主要影响因素的分析，提出推进中国人口学科进一步国际化的主要对策。

一、研究背景

（一）文献综述

人口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作为一门关于“人口”的学问，人口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门国际化的学科，加上中国又是世界人口的第一大国，所以国际化更是中国人口学科必须具备的学科特色，也是中国人口学科发展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为了推进中国人口学科国际化进程，中国人口学者不仅用自己的国际化行为参与到这个进程中来，而且还对这个进程给予学术关注，进行了数量不是很多但对加快中国人口学科国际化建设具有指导意义的调查研究。

比较早关注这个问题的是我国著名人口学者、北京大学的张纯元教授[48]，他认为，学科的国际交流活动是测量一个国家学术繁荣程度的一把尺子，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人口学界的国际交流活动却在急剧减少。1990年有7人次出席国际学术会议，9人次短期出国进修，16人次出国进行学术性考察，5人次出国留学，可谓多样而活跃；可到1995年只有4人次（对方资助）出席国际性学术会议，1人参加地区性项目合作研究；到了2000年只有2人次（对方资助）出席国际性学术会议，2人次出国短期进修，其他活动也就没有了。对中国人口学科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进入所谓的“转折阶段”的评论，除了张纯元教授的“萎缩论”以外，还有“正常论”和“发展论”的说法[49]，但持“萎缩论”观点的学者显然占多数[50][51]⑤。南开大学张再生教授通过对自己所参加美国东西方中心人口问题研讨会、美国人口学会（PAA）、国际人口科学联盟（IUSSP）大会等国际重要人口科学学术研讨会的有关情况分析，发现国际人口会议上中国人口学者参会人数与中国人口规模极不相称，认为这种不相称与中国人口科学发展中存在着人口学研究与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学家规模与国际基金资助情况两个高度相关有着密切的关系，与相关学科的发展及其收入状况明显改善导致优秀人口学家流失有着密切的关系，强调中国人口科学研究必须走出传统的“人口学”栓桔，走出“唯计划生育研究”的思路，努力克服人口科学研究缺乏综合性和创新性等诸多问题，真正走上与社会发展及国民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相结合的道路，以及国际化、综合化、微观化和应用化发展的道路，特别要重视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对策研究的紧密结合，改变忽视理论研究的倾向。叶文振等学者更是直接指出，联合国对华的人口资助项目帮助中国人口学科打开了对外的国际交流大门，成为诸学科当中最具国际化的一门学科，但是这种对外的合作交流优势并没有保持下来，真正发挥推动学科发展的重要作用。派出去的人口学留学人员留在海外的转行不少，学成归来的也日趋回归本土，加上一些制度缺陷的挫伤，如在国际人口学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不能参加优秀成果评奖等，继续活跃在人口学国际学术交流第一线的研究人员为数不多，和外国学者一起合作研究的学者更是少见，中国人口学科的国际化水平在严重下降，人口学界跟踪国外学术前沿的热情、与外国学者同台竞技的学科意识和能力都不同程度地弱化了。

以上综述表明，虽然我国学者意识到人口学科国际化的时期变化问题，但相关方面的学术研究明显不足，尤其是以此作为专题的调查研究更是稀少。加上关于学科国际化的概念界定与统计测量、理论解释的框架搭建等问题还没有解决，以及缺乏第一手资料无法展开定量的统计描述与实证检验，都说明我们有必要把中国人口学科国际化作为一个重要领域，联合更多的人口学者在理论思考与统计调查相结合的层面上进行更多的学术投入。

（二）理论设想

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本来是和产品性能适应性相关联的概念。后来国际化被应用到学科领域，甚至成为许多国家的发展战略与政府的执政理念。在这里，我们把学科国际化理解为，是一门学科与国际学界的融合程度。从融合的方式来看，它主要包括“请进来”与“走出去”两类别，如我国人口学者到国外参加国际或其他国家举办的人口学术会议，以及每年都有一些外国人口专家来参加我们的中国人口学会年会；从融合的内容来看，那就更加丰富多彩，仍以人口学科为例，既有人口科研课题的国内外合作、人口高端论坛的中外联合举办，又有东西方联手编写人口学的通用教材、中外合作培养人口学的高级人才，还有我们中国人口学者在国际人口学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或者在国际人口学界担任重要学术职务等等。一门具有比较高国际化水平的学科应该达到与国际学界的双向融合以及在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各个方面的多元融合。所以，在以下的概念测量以及描述分析中，我们会从纵向的时期变动角度、从中国人口与世界总人口的比例关系视角、从中国人口学界与国际人口学界在人口学科的各个方面互相参与与合作的具体表现来展开，进而对中国人口学科国际化进程做出较为客观的判断。

关于中国人口学科国际化程度的理论解释，我们以为，中国人口学界整体的国际化意识与能力是最直接的影响因素，如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学科国际化真的是步入一个萎缩期，那么这种的萎缩是和中国人口学界整体的国际化意识与能力减弱有着直接的关系，或者说，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始于1980年、长达15年之久的对中国人口项目的资助，虽然在相当程度上帮助复活和繁荣了中国人口学科，但并没有真正转化为中国人口学界自觉与自强的国际化意识与能力，所以联合国对中国人口项目的资助终止后，中国就出现对国际人口学界的学科撤离与渐行渐远。与此同时，我们更要强调，如果中国人口学界整体的国际化意识与能力减弱是直接影响因素的话，那么中国人口学界的学科文化与制度的缺陷则是更为关键的初始变量，是这种缺陷限制了我们在外援期间把更多的资源与机会用来培养与强化我们人口学界的国际化意识和能力。

（三）资料来源与分析方法

本文资料主要来自通过网络实施的《中国人口学科国际化水平问卷调查》。该问卷包含学科整体评价、所在单位状况以及个人国际化行为等三个人口学科国际化层面，共43个选项。为了提高对问卷选项的回答率，我们使用较多的主观指标来反映广大人口学者对中国人口学科、所在人口科研与教学单位以及本人的国际化实践的三个不同层次的评价。问卷选项的设计主要涉及两个维度的多元测量，一是“走出去”指标，包括中国人口学者出席国际人口学术会议，输送人口专业学生出国深造，派遣国内人口学者出国考察、访学与攻读学位，参与国际人口科研项目合作，以及在国外发表人口学学术论文或出版专著的情况；二是“引进来”指标，包括邀请国外人口学专家学者来华讲学或进行科研项目合作的情况，举办人口学国际研讨会，使用国外人口学专业教材和参考文献以及开设英语教学或双语教学的人口学专业课程等。

在中国人口学会的协助下，我们于2011年7月通过邮件形式向全国各人口学教学和研究机构共发放300余份调查问卷。一个月后，我们收到来自全国60多个不同类型人口学研究和教学机构共计95份的有效问卷[52]。整个被调查群体的主要特征是：

（1）年龄分布，年龄最大的为67岁，年龄最小为21岁，平均年龄为40岁；

（2）性别分布，男性受访者占55.8%，女性占44.2%；

（3）教育背景，博士学位占50%，硕士学位占30.4%，学士学位占19.6%；

（4）职称和职务结构，教授占43.3%，副教授占24.4%，讲师占14.4%，助教及以下占17.8%；其中有承担院长/副院长、所长/副所长、主任/副主任、学科带头人、地区人口学会会长/副会长等行政职务的学者共占47.3%；

（5）从受访者从事人口学教学或研究的年限来看，除个别研究生受访者以外，最长的从业年限为36年，平均从事人口学的时间为13.25年，可见受访者平均从业时间较长，对中国人口学科的发展状况较为熟悉。总体来说，受访者的性别分布合理，学历水平较高，他们较高的学位背景、职称分布和行政职务，以及较长的从事本专业工作年限，特别是在互动当中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认真态度，都使得这次调查除了收回有效问卷略少一点以外，具有较大的说服力和可信度。

根据前人研究的发现与对这次调查结果的统计整理，本文侧重于让被调查者来评价中国人口学科国际化的现有水平与时期变化，然后结合各位接受调查的人口学者对国际化的主要影响因素与推进对策的个人选项，来检验我们前面提出的理论假设，并展开对提高中国人口学科国际化水平更深入的对策思考。

二、人口学科国际化的描述分析

为了更客观地对中国人口学科近30年来的国际化进程作出一个总的判断，我们分别从整个人口学界、所在的人口学教学与科研机构以及受访者本人等三个层次来多元地展开描述分析。

（一）被调查学者个人的国际化实践

经常参加国际人口学术会议是人口学者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指标，它不仅反映人口学者通过学术会议这个面对面交流的平台了解借鉴国际人口学研究动态与最新成果的学科意识和热情，而且还体现出自己参与国际人口学术交流的水平，以及整合和拥有国际学术资源的能力。当我们向受访者问及其个人对国际人口学术会议的参与程度时，大约快一半（46.8%）的受访者“从来没有参加过”人口学的国际会议，42.6%的受访者表示“偶尔参加过”，两个选项的比例总和占到九成，只有一成左右的学者能“经常参加”国际人口学术会议（见表1）。

当进一步询问受访者在使用外国文献、跨国发表文章或出版专著以及参与国际项目合作等方面的情况时，频数分析结果显示，75%的学者“从来没有在国外发表过学术论文或出版过专著”，16.3%的学者虽有在国外发表过学术论文或出版专著，但现如今则“越来越少”；71.7%的受访者表示自己“从来没有接受过国际机构的人口学课题资助”，而57.6%的受访者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参与过国外的人口科研项目合作”；此外，在全球化日益加快、信息化发展越来越迅速的今天，仍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表示自己“从来没有”或“相当少”使用国外人口学的最新教材或教学参考书，而表示“比较多”或“非常多”使用外国文献的受访者所占比例则不到全部受访者的10%（见表1）。

由于这是被访者个人的国际化情况，应该最没有水分或最准确的，没想到这些重要的国际化指标水平都比较低下。其实，参加国际人口会议、国外发表科研成果、接受国际人口课题资助、参与国外人口科研项目合作这些国际化指标是彼此拉动的，没有国际人口课题研究的合作参与，你就没有高质量的科研产出和经费被邀请参加国际人口学术会议，也谈不上在国际人口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反过来，不参加国际人口学术会议，你也没有机会在国际人口学界展示自己的学术实力与优势，在被国外人口学者认识与认可的过程中，寻找到更多的对国际人口课题研究的参与机会。值得一提的是，使用国外人口学最新教材还是国际化意识与能力在我们人口学科新生力量中传承的重要指标，可是这方面的情况也是不容乐观，比较多与非常多使用的比例还没超过10%（9.8%），意味着每平均10个中国人口学者当中只有不到1个热衷于或有能力在他（她）的教学当中使用国际人口学教材，这种状况将直接影响我们的人口学学生把现时的学习与未来到国外深造、或者立志成为国际化的人口学专家紧密地联系起来。

表1　受访人口学者国际化的个人表现

（二）被调查学者所在单位的国际化情况

从被调查学者所反映的单位情况来看，我国人口学科研与教学机构的国际化也没有发展到一个令人满意的水平。尽管有超过四成的受访者认为从总体上看，其所在单位的人口学国际化程度“呈上升态势”，但是，当我们向受访者问及其对所在单位参与人口学术国际会议、派遣专业人员出国培训、在国外发表文章、邀请国外专家学者来华讲学、参加与申请国际人口科研课题、使用国外人口参考文献等方面情况的分项评价时，所得到的结果却很不容乐观（见表2）。

表2　被访人口学者所在单位的国际化情况

从表2的统计结果可以清晰发现，在11个具体的国际化水平评价指标中，没有一个指标的正向评价（即选择“越来越多”的选项）是超过半数的，而选答绝对萎缩（即越来越少的）与相对萎缩（即没什么变化，这是在整个国家以及其他学科越来越国际化的背景下，没有同步变化，也是一种萎缩）的比例却都超过50%以上，其中接近或超过6成的国际化指标有“派遣人口学专任教师出国考察/访学与攻读学位”（62.5%），“输送人口学专业学生出国深造”（65.8%），“学者在国外发表学术论文或出版专著”（57.4%），“申请接受国际基金人口科研项目资助”（64.4%），“培养人口学专业外国留学生的人数”（67.6%）等。所以从人口学研究与教学机构层面来观察，在过去30年，中国人口学科的国际化进程不是加速，而是日渐和缓；国际化水平不是继续走高，而是停滞不前甚至逐步走低。

（三）被调查学者对人口学科国际化的主观评价

与以上所描述的受访学者国际化的个人表现和对其单位国际化水平的主观评价不吻合的是，有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认为，我国人口学科整体的国际化程度“呈上升态势”。我们以为，这种的不相一致，除了与对“国际化”的界定本身存在个体理解差异有关以外，主要还是归因于被访学者从事人口学事业的时间长短不一。不同年代的人口学者对学科的评价难免会带有自身经历的印记和影响，一个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人口学“黄金”阶段的学者与一个90年代以后才入行、特别是入行不久的年轻学者对学科过往的认知和感受必然有所不同。我们将不同的从业年限与对人口学科国际化水平的整体评价、对所在单位国际化水平的个体评价分别做了交叉分析。从表3中可以看到，从事人口学的年限越长，认为人口学科国际化水平“呈下降趋势”的学者在该年龄组中所占比例也越大，二者成正向相关。如果把相对萎缩也考虑进来，那么从事人口学研究与教学20年以上，也就是经历过当年联合国人口基金扶持年代的中老年人口学者中，持萎缩论观点的比例却提高到7成以上，达到71.2%。整体评价与个人以及单位的评价之间的差别消失了。

表3　从事人口学年限与对人口学科国际化水平评价的关系

表4　从事人口学年限与对所在单位国际化水平评价的关系

与人口学科的整体评价一样，从事人口学的年限越长，被访者认为所在单位国际化程度“呈下降趋势”的在该年龄组中的人数也越多（分别是26.2%，29.4%，44.4%），而且再把相对萎缩计算在内后，不论从业20年以上，还是从业11—20年的人口学者，认为国际化水平逐步下降的比例都超过6成以上，分别达到64.7%与66.6%（见表4）。当我们进一步控制被访学者人口背景和个人经历这些因素之后，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从事人口学的年限对于个体对所在单位国际化水平评价的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解释方差为3%，显著性水平为0.045），这充分说明，从事人口学时间越长、越是有经历过当初“辉煌”时代的学者，对当前人口学国际化的现状越是担忧。

三、人口学科国际化的解释分析

综上可见，自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终止对中国人口项目资助以后，不论是在人口学者的个人层面，还是在人口研究与教学机构以及整个学科层面，中国人口学的国际化程度走的是一段日趋萎缩或减弱的历史过程，即使到了今天，也还是处于比较低下的水平，今后的发展前景也不很明朗。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在众学科当中率先国际化的中国人口科学至今停滞不前，甚至与时俱退呢？我们先来看看被访学者在调查中给我们提供的解释。

从国际化的单项指标来看，对于那些从未参与过国际会议的人口学者而言，“缺乏相关信息”被认为是首要原因，选项比例高达29.5%；位居第二的原因则是“单位的限制和不鼓励”，以及“资历不够”。这三项多选原因实际上还是体现在对学科国际化的态度上，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本来不应该出现国际学术信息相对闭塞的这个问题，当我们国际化意识不强时，即使遇到甚至国际人口学界送来这样的信息，我们也可能视而不见，更谈不上主动地去传递这些消息或者开通更多的渠道获取更丰富的学术信息。至于“单位的限制和不鼓励”与“资历不够”更反映一个单位主观上的国际化意识之淡薄，以及这种淡薄已经严重地限制了我们人口学新生力量在更多的国际学术会议的参与当中去养成更强的国际化观念与能力。

从人口学科国际化的整体评价来看，当我们向受访者问及“如果您认为中国人口学科国际化水平逐年走低的话，那么主要原因是什么”时，被排在影响最大的前五个选项分别是“缺乏激励和扶持”（42.1%），‘单位不重视不支持”（33.7%），“缺乏国际化经费”（32%），“国际化氛围不浓”（28.4%）以及“国际化意识淡薄”（26.3%）等（见图1），其中前面三项可以说是所谓的外部制约，后面两项则是内部障碍。下面让我们展开更为具体的分析：

（1）从学科发展的外部环境来说，20世纪整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中国人口学在国内需求和国际援助的共同刺激下，大大缩短了其落后国际人口学界整整30年的差距，并在许多方面跟上了国际人口学界的步伐，但由于这种繁荣主要来自外力的作用，因而只能是短暂的、甚至有些“泡沫”的成分。实际上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人口学便陆续感受到来自国内、国外发展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双重压力。

从国内环境来看，从1980年中国开始全面推行“一胎化”人口政策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口学研究都主要集中在控制人口增长以及为计划生育活动做宣传和指导。国家的重视、政策的需要使人口学不再成为禁区而逐渐成为一门社会科学的显学。然而，这种“显学”的背后却潜藏着巨大的危机——那就是使得中国人口学的大发展从一开始就带着明显的政府庇护和依赖，是个典型的“政策庇护下成长起来的孩子”[53]。当中国的市场经济还没有发育到运用人口科学及其方法进行市场运营的程度，人口科学的需求者不是公司而是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这就决定了人口科学的发展条件与空间受到很大限制，经费来源渠道极窄，主要还得依靠政府才能行动。加上9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教委和社科院系统原本强有力的人口学科发展统筹规划和指挥功能逐渐失灵，研究单位各自为战，有什么搞什么，能搞什么就搞什么，力量分散，难以拧成一股绳，无法联合攻关，中国人口科学的萎缩态势与此不无关系。另外，人口科学的激励机制既单一，力度又小，只每4年一次的评奖活动远远不够，时间长，奖金少，起不到真正的激励作用[54]。尽管在人口规模得到控制以后，人口学研究热点已逐步向人口素质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出生性别比问题、生殖健康问题、人口迁移和流动问题、人口资源环境问题以及人口分析方法和人口学理论的创新等方面拓展和深化，但是当日益深化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把人口学发展进一步推向市场的时候，人口科学因政策支持逐步弱化而引发的后遗症便尤为突出。

从国际环境来看，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从1980年开始对中国人口研究课题、机构建设和人才培养给予了长达15年的全方位资助，一度使人口学成了中国社会科学当中发展最快、最繁荣、也最具国际化的学科之一[55]。但是，1990年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宣告停止对华人口学科研和教学的援助，支撑人口学科发展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资金支持因此受到了严重的冲击。随后，我们不难发现曾经红红火火的人口学术研讨、频繁的国际交流、迭出的科研成果的一派学术生机都逐步消退了，一些高校和社科院的人口研究所规模明显“萎缩”，或名存实亡或人去楼空甚至个别停办。此外，90年代开始的经济体制转轨引发了某些价值取向的改变，再加上国内和国外支持经费的减少，人口研究工作对一部分学者而言逐步失去经济意义上的吸引力，学界因“下海”，“跳槽”和“滞留海外不归”等现象流失了大批人才，中国人口研究队伍规模不断缩小、人才结构水平日益下降，愿意和能够出席国际人口科学会议的中国学者也逐渐减少，科研成果和学术活动的质量也成了令人担忧的问题。

如果说1995年以后由于国内环境变化和国际援助停止的双重影响致使人口学的发展出现一段时期的“低谷”是在情理之中，那么新世纪的10年已经过去，我们看到的情况并没有发生好转，由此我们不能不反思其中的“内因”，根据唯物辩证法，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也是事物发展运动的源泉和动力，这一点在人口学科脱离政策庇护和国际资助而走向市场化的自力更生发展道路后尤为如此，然而原先的政策服务有余而学科自发能力不强、外力扶持有余而学界自我完善不足终究使得人口学在“断奶”之后仍表现出对政策的过分依赖和期待，且自我成长后劲不足甚至方向迷失的后遗症。

（2）从学科发展的内因来说，凭借20世纪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曾经的大力资助和支持，再加上中国人口控制所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效，中国人口学本应该拥有良好的国际化基础和优势，但是很显然，我们并没有充分利用这样的优质资源和优势来提升人口学科的国际化水平，而中国人口实践中不断涌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也没能成为人口学者们向国际学界展示自己研究实力的领域。

南开大学张再生教授[56]在研究中具体地揭示了这种弱化的情况，如2002年PAA年会上中国参会学者的人数不及印度的一半；而在2002年IUSSP的会议上，与会代表达838人，其中中国的与会代表仅有10人，不到印度的1/4（44人）；在参会的95个国家中排在第18位，而印度仅次于巴西140人、美国132人、法国65人，排第4位。学者刘莉[57]的研究也证实这一现象，她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大陆学者发表的被SSCI和A&HC收录的9951篇文献按学科分类统计和分析，得出学科分布状态，排在前列的是心理学、经济学、文学、管理学、卫生学、政治学、人类学与考古学、教育学、社会学等，而单纯的人口学科文献量不是很多，国际学术影响比较微弱。中国人民大学顾宝昌教授在接受此次调查时告诉我们，“总的来说，中国人口学科的国际化最好的是在80年代，90年代后客观上由于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中断对中国人口研究经费的支持而出现弱化，但90年代是被动弱化，而到了2000年以后就是主动弱化了。人们对国际交往的积极性和热情越来越淡化，不感兴趣，而且越到上层越严重，比如，去年在新德里召开的第一届亚洲人口学会的大会，中国的年轻学者积极参会，去了20多人，感到很有收获，但资深学者却参会很少。IUSSP、美国人口学会、亚洲人口学会、ESCAP等国际人口学术组织多次表示希望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和交流，但都没有获得积极的反响。这是很令人不幸的。”福建师范大学朱宇教授同样认为，在国际人口科学的舞台上难以见到中国学者的身影，这本身与中国人口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符。在国际人口科学领域，中国学者不仅缺乏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和学术精品，而且参与国际交流活动的人数也很少，主要表现在中国学者在国际人口组织中担任顾问和重要职务的人数寥寥无几，与印度等国家相比，亚洲人口学会和国际人口学会中的中国会员人数也十分稀少。朱宇教授在接受访谈时还表示“实际上，中国人口学的国际化学者原本就不多，但关键问题是这些年新增的数量却非常少，80年代虽然送出去很多的学者，但现在看来，当初被送出去的这些海归人口学者并没有发挥他们对本土学者与学科国际化的带动和影响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当前中国人口学科国际化进程不是加速，而是日渐和缓，国际化水平不是继续走高，而是逐步低落。而中国人口学科国际化没有继续攀高的根本原因，不能简单归因于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停止对我们的人口专项资助，也不是国际人口学界与组织没有提供参与机会，关键是中国人口学者整体的国际化意识和能力都在下降。一方面，由于缺乏激励和扶持，也缺乏国际化的经费，许多人宁愿把注意力放在有较明显经济效益的应用人口课题调研上，把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与人口学相去甚远的其他学科领域的拓展上，正如此次调查结果所显示的，许多人还处于对国际交流不重视不了解也不主动的孤芳自赏中，国际化的意识总体较为淡薄，“走出去”的意愿也不强烈。另一方面，由于把过多的追求放在扩大社会影响、经济收益和提升政治地位上，荒废了学术追求，自然也拿不出有学术分量的成果参与到国际性的交流之中，亦即学术国际化的能力也在下降。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中国人口学科的国际化发展其实呈现出“内卷化[58]”的状态，即在经历了“辉煌一时”的历史阶段之后，当外部发展环境发生了改变，这个学科不是依靠原来建立起来的与国际学界融合的良好基础和进一步强化自身的国际化意识与能力来扩大中国人口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而是继续在教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等各方面重复着较低国际化水平的学科生态，不论是学者的队伍结构还是其背后的人口学学科机构，都始终无法向更高层次的国际化水平迈进，而陷入停滞不前的纠结状态。

尽管我们已经证实是国际化意识与能力下降造成人口学科的“内卷化”，但还需要究其更加深层的根源，深入探讨是什么原因制约了我们人口学界国际化意识和能力的继续提升？或者说，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和其他学科一样，我们都处在整个国家更加开放、国际化进程加快的时代背景下，为什么许多学科却后来居上在国际化跑道上超过我们人口学科呢？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了解一下会计学科的国际化实践[59]。近30年来，会计学科经历了一个完全与人口学科相反的变化，它从适应于计划经济时代以独立的中国国家化为主要特征的一个学科，发展成为适应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以国际趋同为主体特征的会计学科。而这种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会计学科的国际化文化与制度建设。不论是在拥有会计学国家重点学科的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东北财大、上海财经大学、中南财经大学等重点大学，还是在正积极推进会计学科建设的云南财经大学、浙江财经学院、广西财经学院等地方院校，我们都可以感受到非常浓郁的国际化学科文化氛围，发现与之相对应的各种支持学科国际化的制度创新。如提出“将会计学国际化进行到底”口号的厦门大学会计学科带头人之一的陈汉文教授认为“会计学是一门国际化的学科，学习国外的先进知识理念是向国际看齐甚至超越国际的重要基础”。也就是这样一种学科文化理念，加上设立相对应的国际化制度，引领着厦门大学会计系不断取得学科国际化的新突破。从与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ACCA）合作开设ACCA成建制班（国际会计班）到《国际会计研究学刊》首届年会在厦门大学隆重举行，再到后来的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新兴经济体工作组在中国的成立等等。特别是在所举办的会计国际班中，10%左右的学生选择了继续研究深造，15%左右的学生则选择了出国留学。他们学成归来后，大部分又投入到国际会计班的教学指导中，不仅创造了一套符合会计学国际化人才培养目标的专业课程体系，还打造了一支国际化会计专业双语教师团队。

所以，我们还是要从人口学科文化与制度上找原因。人口学界之所以缺乏国际化意识，主要还是没有借助当时的最好发展时期，进行学科的国际化文化与相对应的制度建设，并把国际化内化为人口学界的学科责任与文化自觉，转化为制度性的对人口学者与人口学机构国际化作为的激励与推动。有了这种国际化的学科文化与制度，我们中国人口学会的年会就可以开成国际化的人口学术会议，我们人口学者就会少一些急功近利的对国内人口课题的重复制作，而多一些对国际人口学术交流与研究合作的积极参与，我们在人口学科国际化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口学者就会得到更多的学术荣誉与担当更多学科领导责任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国际化文化底蕴与氛围，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制度架构支撑的学科国际化意识和能力是不可持续的，也不可能产生内发的国际化发展动力。我们人口学科国际化水平也就是这样从过去的高处落入今天的低谷，从过去在社会学科中独领国际化风骚转入而今的国际化比较优势的逐步丧失。

四、提高人口学科国际化的对策思考

很显然，人口学科的国际化是经济的全球化、人口流动的全球化以及信息全球化的必然要求，中国人口学科只有走国际化之路，不断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才能取得更大的发展[60]。

所以，结合以上原因分析的结果进行对策思考，是激活中国人口学科国际化进程的重要环节。

从本次调查看，受访人口学者对“哪些因素有利于提升我国人口学科的国际化水平”问题的选答，被排在前五位的措施分别是“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和引导”（66.3%），“及时传递国际化的学术信息”（60%），“加大国际化激励机制建设的力度”（58.9%），“确保国际化资源与机会的共享”（58.9%）和“强化人口学者自身的国际化意识与能力”（56.8%）（见图2）。很明显，被访人口学者也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把人口学科的国际化文化与制度建设列入了最重要的举措之中。

本文认为，除了依靠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政策引导之外，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提升中国人口学学科的国际化水平：

首先，营造人口学界的国际化文化氛围，增强人口学者的国际化价值取向与文化自觉。过去十几年间，中国的一部分人口学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名不副实”或“名存实亡”的状态，而相当一部分人口学者也在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不务正业”的浮躁心态，甚至以功利得失权衡对国际人口学界的学术交往，这种以市场导向为唯一原则、以经济收益为取舍标准的学科状态和学者心态不仅影响人口学的国际化水平，更严重影响了学科的现代化建设，制约其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建构与创新，弱化中国人口学对世界人口学科的贡献和地位。因此，要把人口学科的国际化文化建设纳入中国人口学界与各个人口学研究与教学机构重建之中，纳入它们所依托的大学现代文化建设当中，让我们人口学者在了解中国人口学科与国际人口学发展的差距及其后果中接受一次先进的学科文化教育，重新呼唤起当年的国际化热情与责任，并注入先进学科文化的内涵与自觉，进而加强人口学机构的学术回归和增强人口学者的国际化意识和能力，为中国人口学科重返国际人口学界和提升自己的国际学科地位担当起时代的责任！

第二，结合国家科研基金管理制度与现代大学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加大人口学科国际化激励机制的建设力度。要用国际化的学科文化导向审视和检讨现有的人口学科制度，对所有不利于学科国际化发展的体制机制、政策规定、管理办法都要做出切合实际的调整甚至废除；国家自然与社科基金、国家人口与计生委与国家统计局有关人口项目资助、中国人口学会的重要资源要加大对国际化的人口重大科研课题与人口研究的国际化合作的扶持力度；对人口科研与教学重点基地、常设机构的定期水平评估要加入国际化测量指标，并加大它们在评估指标体系中的权数；还要像前面提到的会计学科那样，建构一种具有国际化文化导向的评价体系与教育体系，把对人口学科队伍的建设、对人口学专门人才的培养带回到国际化的正确轨道上来；对人口学科国际化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口学者或人口研究与教学机构，要给予精神与物质上的双重鼓励与爱护，为他们或它们创造更好的科研与教学环境，以吸引更多的国际化人口学专家学者来华工作。

第三，构建国际化的科研和学术交流平台，及时传递国际人口学术信息。中国人口学界要注重搭建各种形式的与国际人口学界在经验交流、资料分享、能力建设、人口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以及战略发展等方面的合作平台与机制，努力增加中国人口学者在各种国际人口学组织中的会员数量、重要职务的人选、并充分发挥他们展示中国人口学科风采与能力、整合更多国际人口研究与教育资源、传递重要国际人口信息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要在国内外人口学界中形成互通有无的长效机制，促使国际人口学术交流活动的信息能够及时有效地传播给国内人口学机构和学者。通过邀请国际的专家学者来华讲学与开展合作研究，以及翻译国际最新的人口学术论文和著作，让中国人口学界及时了解国际人口科学前沿和最新的人口统计技术，为与国际人口学界双向交流增强能力打好基础。

第四，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重机制培养国际化的人口学高级人才。一个国际化的学科还需要一个国际化的学术新生力量的培养与储备。只有花大力气培养一批真正具有全球意识和国际化眼光的人口学后起之秀，中国人口学的国际化之路才会越走越宽。我们不仅可以利用中国的人口研究优势将国际人口学者吸引到中国来从事研究，诸如在人口与健康、资源、环境、经济等问题上形成跨国界的合作平台，在此基础上增加人口学学生参与国际化人口研究的学术机会，也可以通过电子传媒共享国外的网络课程，培养人口学学生拥有国际思维的综合素质和与国际接轨的能力，使年轻一代的人口学者拥有“走出去”的自信和实力。

最后，提升学科的解释力和应用性，使人口学的发展与全球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增强中国人口学科在国际决策机构建设、国际发展战略咨询、解决重大国际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等方面的竞争能力。刘坤亮[61]的研究认为，中国人口学的解释性功能差，不能为国家治理（当然包括人口治理）提供理论支持，因而越来越远离了国家和社会的需要，从而招致了冷遇和衰落趋势。其所谓的解释性功能差即理论性差，即只能或只会描述“是什么”，而不能或不会回答“为什么”。当前中国人口学界对于理论贡献的追求热情还不高，我们遗憾地看到人口学研究因此失去了其应有的理论魅力、思想深度以及对现实世界的指导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人口学科的国际化还面临着双重的任务，一方面要通过与国际人口学界的互动，加强我们的人口学理论建设与对现实人口问题的科学解释能力，另一方面还要提升我们的国际站位，从过去更多关注本土人口问题转向逐步增加对国际人口问题研究的介入，进而在向世界各国提供有特色的本土研究成果与推出全球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国人口理论思考两个方面重塑我们中国人口学科的国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