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结语

两千多年来，地处北方游牧民族与内地农耕民族交错的陕北地区，历史上一直是多民族杂居的地区，见于文献及考古资料记载的古代民族，先后有商、周时的鬼方、猃狁，春秋战囯时的白狄（赤狄）、义渠；秦汉、魏晋南北朝时的匈奴（南匈奴屠各、铁弗匈奴等）、西域胡、丁零（敕勒、高车）、鲜卑（三交五部鲜卑、薛干部）、羌、高丽、卢水胡、稽胡、费也头等；隋唐时的突厥、铁勒（包括回鹘）、吐谷浑、党项；宋、金、元、明、清时的党项、女真、蒙古、回族等。而作为汉族前身华夏族及东汉形成的汉族，则一脉相传地聚居于陕北地区。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陕北地区的各民族及其他文化相互碰撞、分化，重新组合，最终相互融合，形成为近现代的陕北的汉族。这一名为汉族的族体中，流淌着历代各民族的血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构成了近代形成的“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也正因为如此，近现代形成的陕北汉族的容貌、性格、语言和风俗习惯中，具有区别于关中及其地区汉族的不同特点。

历史上，陕北地区的民族和民族融合，在近代以来陕北地区汉族的姓氏及地名中，还可找到这种民族融合的遗迹。如上述陕北汉族姓氏有匈奴呼延氏、卜氏；鲜卑有薛氏（有部分原为薛干部）、宇文氏、慕容氏（慕氏）；有大致融合了先秦以来各族的稽胡姓氏，如刘氏、乔氏、贺氏、郝氏（原为匈奴姓氏）、白氏、何氏、康氏、石氏（原为西域胡姓氏）；还有原为羌及党项羌李氏、党氏、马氏、钳耳氏（后改王氏）、莫氏（原为莫折氏）。此外，还有女真姓王氏（完颜氏改），等等。至于近代以来，陕北地名及山川河流名称也有许多与历史上少数民族居地有关，如上述的呼家塔、吐浑川（今秃尾河）、吐谷岭，还有如神木的白家湾、白家土寨、李家山、贺家梁（仅神木县以贺为名的地名，达六七处）、乔家沟、康石畔等。此外，陕北还存留有大量蒙古语译为汉语的地名，如神木哈托免沟、乌兰布拉、尔林免等。如果查检20世纪20—70年代以来出版的陕北各县县志及地图，就可发现更多的地名与历代少数民族居于该地有关。总之，上述的姓氏、地名反映了历代居于陕北地区少数民族活动的遗迹；然而，因年代久远，姓氏、地名语言多种多样，又几经变化，同一姓的族源也不止一个，因而要真正弄清陕北姓氏、地名的源流，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田野调查和研究。

陕北地区的民族与民族融合的历史，对今天如何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及民族融合有着重要的启示。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各族所建的封建王朝统治下，在存在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时代，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在相互杂居、相互接触、友好与斗争中，形成了相互融合的潮流。其间，有各族统治者的强迫同化，也有自然的融合。陕北地区的民族融合即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到近代民国时期，终于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正如2014年9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所指出：“经过诞育、分化、交融，最终形成了今天的56个民族。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

在21世纪全球化和中国现代化的今天，中国各民族的关系早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基本上消除了民族不平等，逐渐建立新型“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关系。但是“民族融合”不仅没有停止，而且比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更加迅速地向前推进。这种“民族融合”已与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有本质上的不同。它不仅基本上消除了强迫同化的因素，而且其融合的主体是近现代形成的一体的“中华民族”，而不是大民族融合、同化小民族。因此，那种害怕今天重蹈历史上汉族融合、同化其他少数民族的心理是不正确的。因为国内各民族，包括汉族都是在现代化、全球化及日益发展的科学技术的形势下，不断地改变、发展着自己的文化，共同接受新的先进的世界文化，而不断趋同和融合；即是说，中华民族一体性的不断加强，各民族的国家意识的不断加强，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是现代民族融合的大趋势，是任何人或事物都阻挡不了的。

（原文载《西北民族论丛》第12辑，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