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1 国外研究成果综述

2.3.1.1 城市群理论研究的萌芽

在国际学术界，与城市群有关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1898年，英国著名社会活动家、城市学家、风景规划与设计师霍华德出版了《明日：一条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Tomorrow:A Peaceful Path to Real Reform）一书，提出了建设新型城市的方案，即一种把城市生活的优点（就业机会多、生活便利等）同乡村良好的自然环境条件和谐地结合起来的田园城市，并首次从城市群体的角度来研究城市。1902年，该书修订再版，更名为“明日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y of Tomorrow），其中的“田园城市”正是通过“组合群体”来协调和发展的，它是由一个核心、六条放射线和几个圈层组合而成的放射状同心圆结构，霍华德给出了这种城镇群体（town cluster）的概念，并以此探求解决大城市过度膨胀问题的办法。“田园城市”理念的提出使西方国家在20世纪初兴起了一股“城市郊区化”的浪潮，推动中心城市与邻近地域逐步一体化。该理论对现代城市规划思想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对后来出现的一些城市规划理论，如“有机疏散”论、卫星城镇理论等颇有影响。此后，许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都对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内部群落的协调进行了研究。

1915年，英国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帕特里克·格迪斯最先提出把城市放到区域的层面上进行分析规划，他运用哲学、社会学、生物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城市地区进行综合研究，并在《进化中的城市——城市规划与城市研究导论》（Cities in Evolu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own Planning Movement and to the Study of Civics）一书中运用了区域综合规划的方法，以英国城市发展为实例，分析了城郊的扩展与某些地方的区位等特性相呼应，可以推动拥有卫星城的大城市形成，预见性地提出了将城市扩散到更大范围内而集聚、连绵形成的新城市群形态：城市地区、集合城市甚至世界城市。

在霍氏思想的基础上，1922年，恩文提出了著名的城郊居住区（即卧城）和卫星城理论，主张在大城市外围建立卫星城借以疏散人口，控制大城市规模，并以此指导伦敦等大城市的建设与调整。卫星城市是现代化大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中心城市职能的延伸，与中心城市密切相关，可以分担中心城市的一部分功能，同时又具有相对独立性。1924年，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国际城市会议将卫星城镇列为限制大城市恶性膨胀的方法之一。此后，英国伦敦、法国巴黎、美国纽约、日本东京、韩国首尔等大城市都先后规划建设了一系列卫星城，成功控制和疏散了大城市的人口和产业。

其后，关于城市群的研究不断产生新的突破。20世纪30年代初，西欧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发展，城市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工业、商业、对外贸易等各种经济活动由于集聚效应开始向城市集聚。1933年，德国地理学者克里斯塔勒通过对德国南部城市的大量调查研究，首次将区域内的城市群体系统化，提出了城市群体组织结构模式和著名的中心地理论。中心地理论是研究城市空间组织和布局时，探索最优化城镇体系的一种城市区位理论，是城市群研究的基础理论之一。克里斯塔勒探讨了一定区域内的城镇等级、规模、数量、职能间的关系及其空间结构的规律性，认为一定区域内的中心地在职能、规模和空间形态分布上具有一定规律性，中心地空间分布形态会由于市场、交通和行政三个因素的影响而形成不同的系统，并采用六边形图式对城镇等级与规模关系加以概括。芬兰建筑师伊利尔·沙里宁为缓解由于城市过度发展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在其于1943年出版的学术专著《城市：它的发展、衰败与未来》（City:Its Growth, Its Decay, Its Future）中提出了“有机疏散”理论，认为城市是有机的生命体，城市群体的发展应当从无序的集中转变为有序的疏散，以解决城市布局和发展问题。

2.3.1.2 城市群理论的完善与创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城市化大步推进，国外关于城市群的研究出现多学科交叉的趋势。新的科学方法与技术手段的运用使城市群的相关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获得了突破与丰富。1942年，齐普夫率先在城市群空间结构分析中引入了万有引力定律。生态学方法也被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帕克和沃尔思等学者采用，他们形成了“芝加哥城市生态学派”，提出了城市群空间结构的三大经典模式：同心圆（伯吉斯，1952）、扇形（怀特，1936）、多核心（哈瑞斯和乌尔曼，1945）。1942年，威宁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在理论上证明了城市群结构体系存在的合理性与客观性。

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继续深入，城市群大量、密集地产生，相关研究也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阶段。法国经济学家弗郎索瓦·佩鲁于1955年提出的“增长极理论”和“点轴发展理论”为城市群研究做出了重要理论贡献。美国地理学家乌尔曼提出的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对城市群内外空间相互作用机制的研究影响深远。美籍法国地理学家简·戈特曼在考察了美国东北部沿海地区由一连串大都市区聚合形成的连绵城市密集地区之后，于1957年发表了《大都市带：东北海岸的城市化》（Megalopolis or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Northeastern Seaboard）一文，首先使用了“大都市带”这一概念，成为现代意义上城市群研究的开拓者。他指出支配空间的形式已不再是单一的大城市或大城市地区，而是集聚了若干个大城市，在人口和经济活动等方面发生密切联系的多核心、多层次的巨大整体。1961年，他在出版的《大都市带：城市化的美国东北海岸》（Megalopolis: The Urbanized Northeastern Seaboard of the United States）一书中，把美国东海岸5个大都市圈连接成的一个拥有3000万人口的地区，总称为大都市带，并进一步指出，大都市带是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最高空间组织形式，是在地域上集中分布的若干城市和特大城市集聚而成的庞大的、多核心、多层次城市集团，是由多个各具特色的大都市区镶嵌形成的自然、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组合体，而且其内部各个大都市区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和一定程度的分工。一个大都市带，至少应居住2500万的城市人口，过着现代城市方式的生活，其规模应是国家级甚至国际级的。从空间形态上看，在其核心地区形成资源要素的高度密集区域和整个地区多核心的星云状结构；从空间组织上看，大都市带是其基本单元即大都市区在宏观上的组合结构。戈特曼的大都市带理论开启了城市群研究的新一轮热潮，吸引了许多学者对其思想进行验证和发展。其中，金斯伯格在戈特曼的研究基础上，针对日本国情，提出了分散大都市带（dispersed metropolis）的模式，即一个由许多专门化职能的城市中心组成的多核系统。希腊学者杜西迪亚斯等认为，无论从形式还是功能上看，大都市带并非仅仅是一个都市区的过度膨胀形态，除了规模的突变外，同都市区相比，它是一种全新的地域空间组织形态，世界城市发展将形成连片巨型大都市区（ecumenopolis）。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关于城市群的研究进一步深化。美国学者邓肯的专著《大都市与区域》重点讨论了美国城市在国家系统中的变化以及区域间、大都市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首次使用了“城镇体系”（urban system）一词，并用这一新观念来描述美国的国家经济和地理。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弗里德曼结合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提出经济发展与空间演化的相关模式，反映了城市群的发展阶段和过程，把城市群的形成划分为工业化前期、工业化初期、工业化成熟阶段和空间相对均衡发展阶段，并提出了“核心—边缘”理论。1968年，瑞典地理学家哈格斯特朗提出了现代空间扩散理论，他指出，创新由发源地向四周扩散的形式有“波状扩散、辐射扩散、等级扩散和跳跃扩散”等，并阐述了空间扩散的多种形式，从而深化了对城市群空间演化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学者莫尔里进一步分析了创新扩散的具体特征。20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小林博氏在研究东京大都市圈的基础上，归纳出大都市地区（metropolitan region）、大城市区（metropolitan area）、城市化地带（urbanized area）等概念。1977年，哈格特等从相互作用、网络、节点、等级、面、扩散等6个角度研究了城市群的演化过程。

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的产业结构及全球的经济组织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管理的高层次集聚、生产的低层次扩散构成了信息经济社会的总体特征，经济全球化和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技术革命极大地促进了关于城市群的研究。加拿大学者麦吉提出了“desakota”的概念，他通过对30多年来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证研究，发现亚洲国家城乡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传统差别和地域差异日渐模糊，在地域组织结构上出现了一种农业活动和非农业活动并存、趋向城乡融合的地域组织结构。他认为，许多亚洲国家并未重复西方国家通过人口和经济社会活动向城市集中，导致城市和乡村之间存在显著差别，并以城市为基础的城市化过程（city-based urbanization），而是通过乡村地区逐步向“desakota”转化，非农人口和非农经济活动在“desakota”集中，从而实现以区域为基础的城市化过程（regional basic urbanization）。卢德耐里概括了区域城市群体中相互联系的7种类型：物质联系（公路铁路网、水网、生态联系）；经济联系（市场性质、行业结构及资金、原料、产品、消费和收入流动）；人口移动联系（移民、通勤）；技术联系（技术依赖、通信、灌溉系统）；社会作用联系（访问、仪式、宗教、社会团体作用）；服务联系（能量、信息、金融、教育、医疗、商业、交通等服务形式）；政治组织联系（权力、管理体制、行政区间交易与非正式联系）。英国城市与区域规划大师彼得·霍尔、西班牙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尔斯等人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新技术发展和扩散可能给城市空间结构演化带来的影响，他们认为，技术变化影响并决定了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影响并决定了城市发展；经济与技术，尤其是通信技术的发展的确为城市的蔓延扩展及大都市区的连绵创造了条件；而以信息为代表的现代技术发展可能给城市空间演变带来分散化的动力，也可能会要求城市空间更加集聚。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关于城市群的研究趋向于多元化，出现了世界城市（global city）、信息城市（information city）、有线城市（wired city）、技术城市（technopole）、数字城市（digital city）、虚拟城市（virtual city）等新概念。知识、信息、技术、生态等要素逐渐成为新的研究主题。例如，戈特曼在其1990年的著作中对早年许多忽视社会、文化、生态的观点做了修正。美国规划师莱特和斯泰因等也提出了与自然生态空间相融合的区域城市（regional city）模式——扩展大都市（dispersed metropolis）。同时，学者们对城市群的形成与演化机理的研究也更加深入，各学派、学科都有越来越多的理论渗透到了对城市群的探讨之中，相关的实证研究也日益成熟。美国学者耶兹建立了城市群体空间演化过程的模型，他从典型研究的角度将城镇群体地区的空间演化过程划分为重商主义城市时期（mercantile city）、传统工业城市时期（classic industrial city）、大城市时期（metropolitan era）、郊区化成长时期（suburban growth）和银河状大城市时期（galactic city）5个阶段。范吉提斯、昆曼和魏格纳分别研究了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形成的跨国网络化城市体系，并指出，作为一种新的地域空间组织形式和产业空间整合的产物，大城市带将占据全球经济的核心位置。法国学者沙且尔等人对“世界城市”的特征与功能做了界定。日本学者富田和晓以都市空间为经，以结构演变为纬，从人口、第三产业、居住、消费、通勤、中心地等级和职能等角度对日本的城市群进行了深入研究。巴藤认为，全球经济正在培育多中心城市新格局——城市网络，当两个或更多相互独立的城市基于潜在的功能互补和更快、更可靠的交通通信基础设施网络进行合作时，将取得显著的范围经济效应，这就是网络城市演化的动力。希腊学者帕佩约阿鲁阐述了全球城镇网络系统的发展过程，提出了由“大城市—城市群—大都市带—城市化地区—洲际城市化地区—全球城市化地区”组成的城市等级发展序列。日本学者文世一建立了城市群的人口规模、工业结构、贸易水平、土地扩展及房地产发展等与城市运网结构间的相互关系模型，强调运网投资带来的城市内部空间集聚特征以及运网发展引起的城市规模结构空间分异现象。日本学者小林清志则以高速铁路系统建设为例探讨了快速交通对城市资本、知识交流、城市规模分布、城际相互作用等空间结构的影响，并建立多因子区际增长模型动态模拟了城市群经济联系的演化。在城市经济学领域中，集聚这一关键要素也继续在城市群发展研究中发挥着作用。克鲁格曼和藤田昌久分析认为城市形成和城市体系演化的集聚力是制造品的种类，分散力是城市之间及其腹地之间的运输成本，并得出单个城市体系将向多个城市体系转化的结论。亨德森研究了城市集中度和制度因素在城市群形成中的作用。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和谐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等被人们普遍认同，关于城市群的发展理念又出现了新的变化趋向。各国学者普遍认为，城市首先应为人类居住提供适宜的空间，在实现经济功能的同时，须充分体现“关怀人、陶冶人”的功能。由此，关于城市群的研究也从偏重于经济因素更多地转向了偏重于人文关怀，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环境、资源、生态、安全等内容也逐步进入城市群的研究领域之中。同时，许多学者提出，城市群的空间演化不单是经济、技术因素驱动的结果，政府因素也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政府应重视城市群的发展规划，并进行必要的管控，着力打造宜居城市、高舒适度城市。而伴随着信息发展模式的演变和创新，一种新的不同于传统中心地模式的地域空间组合——“网络城市”（network city）产生了，其表现为基于快速交通要道和信息网络及范围经济的新型城市集合形态，具有独特的多中心结构和弹性功能联系。美国学者肯尼斯将这种基于信息网络技术的城市集合体称为“智能走廊”（intelligent corridors）。此外，英国学者斯科特还提出了“全球城市—区域”的概念，并对其发展趋势、理论与政策，以及美洲、亚洲、拉丁美洲“城市—区域”的发展与经济变化等做了系统论述。德国学者斯特凡·克拉特凯则重点研究了知识经济时代的欧洲城市群和大都市区的发展路径与现状，提出城市群是欧洲经济的发动机。城市群的研究进入了百家争鸣的繁盛时代，越来越多的新鲜元素都将融入其中，这种局面必将更加激发起广大学者的研究热情。

总之，由田园城市、集合城市到大都市连绵区等区域形态，国外学者对城市群的相关研究已非常成熟，积累了大量的理论基础与实证手段，为探寻城市化发展规律和城市及区域空间演化过程提供了丰富经验和资料，对我国的城市群研究起到了借鉴作用。但是，国外在城市群演化过程中的生态作用和生态影响方面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