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国内生态经济相关研究综述

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率低，特殊的国情促使我国在进行经济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积极开展了一系列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工程。然而，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边治理、边破坏，局部好转、整体恶化等现象依然频频出现，于是，开展理论与应用研究，协调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就成为我国学术界的一项长期、艰巨且极具意义的事业。早在1973年，《国务院转批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关于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情况的报告》中就要求“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同时并进，协调发展”。1980年，许涤新发起、召开了首次生态经济座谈会，并在他的著作中强调“在生态平衡与经济平衡两者之间，作为主导的一面，一般来说应该是前者”②。1989年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在第四条中做出了明确规定：“国家应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使环境保护工作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发展生态经济所具有的重要意义逐渐显露并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认可，同时，城市化的迅速推进也激发了我国学者们更深入地研究城市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的热情。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基于城市进行的生态与经济协调研究就在我国学术界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1984年，马世骏、王如松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提出以人类与环境之间关系为主导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并认为城市就属于一种典型的复合生态系统。在此基础上，1988年，王如松等分析了城市生态系统中的经济、社会和自然结构，以及生产和生活自我还原功能的结构体系，解析了城市生态位、生态库等原理，并提出运用生态系统优化原理、泛目标规划方法和控制论方法研究城市生态，还为生态城市建设规定了三项原则，即人类生态学的满意原则、经济生态学的高效原则、自然生态学的和谐原则。在之后的研究中，他更是在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天城合一的中国式生态城市的理念。与之类似，丁健认为建设生态城市将是人类共同的愿望，其目的就是让人的创造力和各种有利于推动社会发展的潜能都充分释放出来，在一个高度文明的环境里造就一代超越一代的生产力。生态城市是一个人工复合系统，它既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又是现代文明和发达城市的象征，一个合格的生态城市应当起到如下作用：充分实现技术与自然的融合，维护城乡环境的清洁、优美、舒适，保障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态保护三者之间的高度和谐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类的创造力、生产力，有利于提高城市文明程度的稳定、协调、持续发展。对于复合生态系统这一界定，还有许多学者也表示了认可。沈清基认为城市是由社会、经济和自然三个子系统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并强调其应该是结构合理、功能高效、关系协调且达到动态平衡状态的城市生态系统，生态城市应做到子系统间协调发展和整体生态化，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生态良性循环。屠梅曾等也提出生态城市是一个“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系统”，它以人的行为为主导、以自然环境系统为依托、以资源流动为命脉、以社会体制为经络。黄光宇和陈勇在研究中同样以复合生态系统的城市理论为指导，他们提出生态城市建设应综合利用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经济等各种信息，协调现代城市经济社会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保护与合理利用一切自然资源与能源，提高城市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修复、维持和发展的能力。“简单地说，生态城市就是社会和谐、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住区形式，自然、城、人融为有机整体，形成互惠共生结构。”生态城市的研究应包含哲学、文化、经济、技术层次，具有和谐性、高效性、整体性、多样性、全球性。

随着生态城市研究的不断深入，更多的理论和观点相继产生，使我国的生态城市理论日益丰富和发展。2000年，吴人坚以国内外生态城市建设的现实和经验为基础，运用生态经济学方法全面分析了生态城市建设的原理和途径。而在任倩岚的观点中，生态城市则被认为是现代城市建设的高级阶段，它是人类理想的生存环境，具备了生态化社会、生态化经济、生态化自然环境等特征。

2001年，冯端翊在研究中，为生态城市总结了多种内涵，包括：确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规划，控制城市的人口规模、提高其素质，推行清洁生产、清洁消费及建设清洁的交通体系，搞好市区的立体绿化，推进城区周边的农业生态化发展，控制区域的城市密度，改善城市考核办法和指标。彭晓春等则认为生态城市应包括自然—地理层、社会—功能层与文化—意识层三个层次。黄肇义和杨东援认为，生态城市是全球区域生态系统中分享其公平承载能力份额的可持续子系统，它是基于生态学原理建立的自然和谐、社会公平和经济高效的复合系统，更是具有自身人文特色的自然与人工协调、人与人之间和谐的人居环境。韩锡英提出在生态城市的建设过程中应提高市民的生态环境意识，调节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加强绿化建设和保护生物资源，以经济和法律手段促进生态环境质量提升，重视软科学的作用，建立生态城市建设协调机构和决策机制。黄金川等分析了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认为城市化通过人口增长、经济发展、能源消耗和交通扩张对生态环境产生胁迫；生态环境又通过人口驱逐、资本排斥、资金争夺和政策干预对城市发展产生约束。刘耀彬等同样肯定了这种相互作用关系，指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离不开生态环境的支撑，生态环境条件的好坏直接对其区域城市化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产生制约和反馈。盖凯程就我国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调发展进行了专门的分析和对策思索。陈晓红则以东北地区为例分析了生态环境与城市化进程推进的协调发展战略。

在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下，我国学者对生态城市的研究热情空前高涨，不仅相关著作与文献大量涌现，许多学术会议和交流活动也不断展开。如2002年，第五届生态城市国际会议在深圳召开，呼吁为推动城市生态建设采取相应行动，并提出了21世纪城市发展的目标、生态城市的建设原则、评价与管理方法，对生态城市建设做出了规范。我国还专门设立研究组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对我国的生态、资源、环境进行管理、评价，也为未来城市建设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持，议程中指出要建立资源节约型经济体系，将自然资源管理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建立自然资源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运用市场机制和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的手段，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同时，随着生态城市建设在我国如火如荼地进行，各类独具特色的规划建设方案也接连被提出。其中，钱学森先生提出的“山水城市”概念将中国山水诗词、古典园林建筑和中国山水画融合在一起应用到城市建设之中，设计了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相融合的人类聚居环境，吴良墉、周干峙等人也都肯定了“山水城市”概念为生态城市建设注入了中国特色元素，也为生态城市的中国化发展开辟了新的思路。此外，“卫生城市”“环保模范城市”“绿色城市”“花园城市”“园林城市”“天地园林”“文明城市”“可持续城市”“信息城市”“山地城市”“循环城市”“宜居城市”“低碳城市”等生态环境友好型的城市规划概念陆续出现，它们大大开拓了我国生态城市发展的视野。

总之，我国学者对生态经济的研究起步较晚，对国外早期理论进行了大量介绍和深入研究，其中仍以归纳描述居多。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也强化了对理论的实际应用，利用我国的现实数据进行了许多检验和论证，尤其在我国城市化蓬勃发展的时期，涌现了大量关于我国生态环境现状、成因等方面的研究，专著、论文数量极多。学者们对于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生态变化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关注，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在生态城市建设方面，从不同视角，利用各类方式方法给出了许多发展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