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的形成——关于短篇小说奖的笔记

李敬泽

1.1997年12月19日，1995—1996年鲁迅文学奖单项奖之一：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评委会以至少2/3的多数票选出了6篇获奖作品：史铁生的《老屋小记》，迟子建的《雾月牛栏》，阿成的《赵一曼女士》，陈世旭的《镇长之死》，毕飞宇的《哺乳期的女人》，池莉的《心比身先老》。

2．很难统计1995—1996年间公开发表的短篇小说究竟有多少，那肯定是个令人晕眩的数字。各地作协、各行业作协、各文学期刊及总政文化部经过审慎甄拔向评委会推荐的作品为180篇。

由180到6，这显然是一个艰难的、苦心孤诣的筛选过程。

3．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由张志忠、胡平、马相武、王力军、冯教、陈汉萍、李敬泽、赵则训、杨泥、宁小龄、程绍武等11名批评家和资深编辑组成的初选组阅读了全部推荐作品，投票产生了包括18篇小说的备选篇目。

4．现在，最终的结果已经揭晓，回头再看，6篇获奖作品也正在这个按票数多少排列的备选篇目的前7名之内。

也就是说，当评委们认定这6篇是1995—1996年间最好的短篇小说时，他们表达了范围广泛的共识，不同年龄、资历，不同知识背景的作家、批评家和编辑们做出了相同或相近的选择，似乎他们不约而同地发现，用“6”这个数字可以除尽1995—1996年间那个庞大的未知数。

5．当然，那个未知数是不可能被除尽的，会有许多人为所喜爱的作品未能入选而感到遗憾。但在90年代的文化语境中，评奖的真正意义不是排座次，不是论定兵器谱，而是为我们的文学、为小说探索具有公共性的尺度，由此可以判断哪些是公认的“好”小说。

6．在评委会的第一次会议上，评委们就曾慨叹标准之难、尺度之难，所“难”者在于小说的审美价值似乎失去了起码的可通约性。

很多人认为，这种情况是正常的。他们习惯地宣称，这是趣味无限多样而又无可争辩的时代，个人的审美体验具有绝对的价值，每个人的感受都是不可上诉的终审判决。

这种观点可能使人谦恭谨慎，充分尊重他人的感受和判断；也可能使作家和特定的读者在自我膨胀中认为小说的写与读都是师心自用、不假外求的“任性”。

7．一篇小说的发表意味着一个或大或小的公共的阅读空间的形成，这其中没有什么不是个人的，也没有什么不是公共的。因此，虽有尺度之难、标准之难，尺度和标准依然存在。这种尺度和标准并非源于某个权威，而是形成于范围广泛的商谈、争辩、交流。

8．所有这些获奖作品，最早的发表于1995年1月，最晚的发表于1996年9月，至今已迭经转载，并且均曾获得各种不同的奖项，所以，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不仅是评委和初评组的判断，也是更大范围、更长时间的公众商谈的结果，它反映了90年代的文化语境中纯正的、普遍性的趣味。

9.《老屋小记》：

这是史铁生的“追忆逝水年华华”。几间老屋，岁月以及人和事，如生活之水涌起的几个浪头，浪起浪伏，线条却是简约、单纯。

简约和单纯无疑是短篇小说的基本价值，当人们不厌其烦地反复谈论短篇要“短”，谈论“剪裁”，谈论“空白”时，实际上都是在要求简约和单纯。但短篇小说不是一门榨干水分，比赛枯燥的艺术，它的至高境界毋宁是简约而繁复，单纯而丰饶。

——《老屋小记》庶几近之，所以它是唯一获得全票的作品。

10.《雾月牛栏》：

有的评委认为，《雾月牛栏》“很难挑剔”。失忆的、弱智的孩子，他的继父、他的母亲、他的妹妹，每个心灵都被漫天的雾所遮蔽，在雾的深处，一个秘密被忘却、被保存。

的确很难挑剔——迟子建将几个相互隔阂、难以交流的视点围绕着一个关于人性弱点的事件精密地编织起来，由这个事件弥漫出刻骨的伤痛和温情。

要有雾，雾霭将润泽万物，在雾中，感性遭到限制，但被限制的感性更为单纯专注。

11.《赵一曼女士》

这是本届获奖作品中最短的一篇，阿城在相当小的尺度内安排了三重声音：由现实对历史的追问、沉思，历史的现场叙事，还有史料的拼贴。在这三重声音沉着从容的合鸣中，人们看到了一位英雄和圣女。

“他指着石碑说，‘赵一曼？'”“我说，‘对，赵一曼。'”

——这也许就是《赵一曼女士》的秘密，平静的宏大叙事。相对于它的题材，它是如此“朴实”，这给评委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2.《镇长之死》

当《镇长之死》被有的评委称为“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时，人们所想的是那个一头痛痢的镇长。在1995—1996年的短篇小说中，镇长或许是最生动的、能够被长久记住的人物。

真正的性格永远是有魅力的。但性格及它在环境中的战斗，这一切似乎已被消解，只余一些碎片随波逐流。这些碎片在很大程度上是理论话语的绞肉机的产物，我们没有耐心、勇气和能力使它重获生命。

所以，《镇长之死》是可贵的。

13.《哺乳期的女人》

母爱是人类最基本的神圣情感，适合以田园诗般的抒情调子咏唱，但《哺乳期的女人》所写的是关于“母爱”的犹豫、猜疑，因此这是富于激情的“爱”的故事，更是严厉的关于“爱”的禁忌的故事。

——但这也许还未能说尽。毕飞宇敏感但又不动声色地让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身处繁复的对话关系：与“水面”远处的“时代”、与“街巷”上的人群。由此我们看到了“欲望”对单纯的“爱”的侵害。

《哺乳期的女人》很清澈，但也像水一样深沉难测，这是它的魅力所在。

14.《心比身先老》

“心比身先老”，这是一种现代性的焦灼。我们很难想象，也不会忘记一个骑手纵马“由草原冲出来，横切公路，直奔机场”，这是一个美丽的童话，镶嵌在童话里的是一群“既不能负责又不敢承诺”的现代人。

池莉的语言蓝天白雪般明朗轻盈，这使这个很长的短篇在阅读中的感觉出乎意料地迅速，她所着力的并非沉思的深度，而是尖锐清新的对比。

像马一样快的小说，这在眼下一大堆灰扑扑、慢腾腾的小说中是如此醒目。

15．所有这6篇小说，代表着短篇小说目前达到的稳定、完善的艺术水平，也就是说．它们既非尖新的“先锋”，亦非陈腐的“后卫”。在小说的阵图上，它们正好是沉着、雄厚的中军。

因此，它们所体现的价值包含着一些尺度，这其实也正是任何一个具有一定审美能力和当代小说阅读经验的读者所通常持守的标准：

单纯、繁复、迅速；

真实、震惊、伤痛；

等等。

16.1995—1996年间发表的短篇小说与获奖作品之间在数量上的对比想必会使人印象深刻。无疑，这透露了评委会对于这两年间短篇小说创作整体状况的评价——评价较低。正如有的评委指出的，即使在初选入围的作品中，许多也经不起“纯粹”和“完美”要求的推敲。

17．无论两年前还是现在，短篇小说都已经成为一种相对“边缘”的体裁。在文学的生产和消费中，90年代以来一种新的体裁秩序已经形成，这种秩序中贯彻着无情的市场逻辑，决定着作家的想象力和艺术才能的分配，结果就是，现在很少有专写短篇小说的作家，短篇小说正在成为一种“余事”。

18．其中一个原因是，短篇小说由于它的规模限制。正在失去向大众提供故事资源的功能，在媒体的全面竞争下，它甚至很难唤起对于“片断”的凝视，而这似乎是它的最后阵地。

19．所以，对于1995—1996年间短篇小说整体状况的较低评价也是对短篇小说这种体裁面临的危机的警觉。

20．当然，当我们谈论危机的时候，总会有人摩拳擦掌，认为机会来临。实际上，一种处于“边缘”地位的体裁同时也具有更大的自由，可以更活跃地探索和创新。在这个意义上，我本人还愿意记住1995—1996年间的其他一些作品，比如余华的《我没有自己的名字》、李大卫的《出手如梦》、李冯的《十六世纪的卖油郎》、王芫的《旗袍》、朱文的《达马的语气》，还有毕飞宇的另一篇：《是谁在深夜说话》。

（原载《人民文学》1998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