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科技创新与科技风险的辩证关系

科技创新与科技风险关系的辩证审视，是人类一直面临的一种生存的困境。鼓励科技创新和科技风险防范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是科技创新活动必须遵循的一条客观规律。在长期实践的过程中，人类通过不断提高认识能力，从而形成了不同类型的知识，人类通过知识来规避风险。但是，在人类利用知识规避和消除风险之时，人类知识所带来的生产功能、消费习惯和文化观念又为自身创造了新的风险。

从理论上看，历史唯物主义看待历史发展和评析某种社会现象，采用的是历史判断与价值判断相统一的方法。从历史判断看，科技风险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性后果是客观的历史存在，因而它仅仅是和人类历史发展一定阶段相联系的社会现象，它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但是，揭示了历史趋势并不等于把握了问题的全部。从价值判断看，科技风险既昭示了人类从必然到自由发展进程的巨大的历史性进步，又蕴涵着巨大的价值不合理性。正是由于人类自身的发展，实践能力的增强，实践规模的扩大与程度的加深，人类才面临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科技风险，但这是以人类自由程度的提高为前提的。但是这种历史性进步并不能掩盖其在价值论视阈中的不合理性。

一方面，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科技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社会财富空前增加，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和福祉。人是一种文化动物，他与动物的本能生存不同，他必然以变革自然（劳动）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毫无疑问，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飞跃，都解放了人的身体，强化了人的功能，使人的劳动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相应的生产能力和物质财富成倍增长，使人离纯粹动物状态愈来愈远。现阶段我国存在着诸多利于科技创新的优势。譬如，有很好的经济基础，能够为科技创新提供必要的支持；党和政府建设创新性国家的发展愿景的牵引；我们有庞大的科学家、技术专家、工程师和技能人才队伍；等等。2013年9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中关村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题举行第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科技创新发展新趋势，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寻找科技创新的突破口，抢占未来经济科技发展的先机。我们不能在这场科技创新的大赛场上落伍，必须迎头赶上、奋起直追、力争超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敢于担当、勇于超越、找准方向、扭住不放，牢固树立敢为天下先的志向和信心，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在攻坚克难中追求卓越，勇于创造引领世界潮流的科技成果。”2016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指出，纵观人类发展历史，创新始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力量，也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不创新不行，创新慢了也不行。如果我们不识变、不应变、不求变，就可能陷入战略被动，错失发展机遇，甚至错过整整一个时代。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应对发展环境变化、把握发展自主权、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破解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必然选择，是更好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我们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谋划，加强组织，优化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总体布局。

另一方面，科技创新又与科技风险密切相关，我们同时必须坚持防范和规避科技风险。科技风险以科技创新为先决条件，科技创新为科技风险治理服务。如果我们原来关心的是外因导致的危险（源自自然），那么今天科技风险的历史本性则来自内在的人为，科技风险同时也依赖于科技的创新与建构。在科技创新中，所有建立在经验之上的知识不稳定性特征，我们必须加上“破坏性”的标签，而“破坏性”的根源在于：科技创新的论断都要重新进入到它所分析的语境中去。用科学技术的自身手段来防范和化解科技风险的机制，又必然会导致另一个不愿看到的结果。那就是，这种机制可能会牵扯出新的进一步的科技风险，可能会导致更大范围、更大程度上的混乱无序，科学技术的潜在风险暴露无遗。

在科技创新的道路上，人类走出的每一步都隐藏着风险，都要小心谨慎。我们要考虑的是怎样尽可能地减少科技创新的风险，使人类的每一项科技活动可能产生的负效应减少到最小。从传统科技创新到当代科技创新，不仅是经济发展目标的转向，是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而且也是人类生存观念和实践方式的重大转向。科技知识的有限性导致了科技在运用过程中风险的产生，从理论上来讲，科技创新是防范科技风险的合理办法。但由于科技创新的成果也是属于科学技术的范畴，新的科技成果也必然存在着有限性和风险潜在性，这就导致用一种风险来替代另一种风险，并不能真正做到防范风险的产生。因此，我们除了对科学技术进行技术上的创新，还要对科技创新中的观念、价值和科技伦理进行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