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关于统一意志和生动活泼
中国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进一步巩固，中国共产党的威望进一步提高，同时人民内部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地凸显出来。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毛泽东开始深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从政治思想方面来说，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条件下，应当形成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局面。
这时，毛泽东已经意识到：“现在我们胜利了，自己掌握了政权，很容易强调专政，忽略民主的一面。”[47]“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力量很大的党，如搞不好，人民就要怕我们。一个党使人民怕，这个党就不好了，就危险了。党内党外的紧张要缓和，要充分展开辩论，讲道理，这样党和人民才能接近。”[48]“人民有意见就应当让他们说出来，不然这些意见一旦爆发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就不得了。”[49]
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里，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过分强调集中统一，而忽略民主，在中国也存在这个问题。毛泽东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特别是鉴于斯大林的教训，认为这个问题必须想办法解决。
1956年9月，他同南共联盟代表团谈话时，他认为对斯大林的批评，揭开了盖子，使人可以独立思想，反对了家长制。接着就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想些办法。当然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统一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在短期内能实现工业化，能对付帝国主义。但这也有缺点，就在于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虑这些问题。”考虑这些问题的，确实不只是毛泽东，还有其他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就是其中之一。1956年7月21日他在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的讲话，指出民主应该更扩大是从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中得来的经验。他说：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到1957年3月，毛泽东又明确地指出：我们希望的就是要造成这样一个中国，把中国变成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民敢于批评，敢于说话。
毛泽东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形成他所希望出现的使人敢于讲话、敢于批评的活泼的政治局面，从理论上和方针政策上创造了条件。毛泽东强调，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政治生活的主题，在人民内部实行充分的民主，要使人民敢于讲话，敢于批评。对于人民中间的各种不满意，各种错误的议论，要用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压制的方法，更不能用专政的办法解决。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应该加以区别，对学术问题鼓励自由讨论。凡是思想方面的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都不能用粗暴的方法，而只能用说理的方法、说服的方法。如果采取压制的方法，不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
毛泽东对实行上述方针所要达到的目标，寄予很大希望而且充满信心。他说：“我们采取上面所说的这些方针，我相信，我们的文化、科学、经济、政治，我们的整个国家，一定可以繁荣发展起来，我们的国家就会变成一个有近代农业的、工业化的国家，人民的生活会要好起来，人民的政治情绪，人民跟政府的关系，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我们希望的就是要造成这样一个中国，把我们中国变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民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按照这样的方针，我们的希望就一定可以实现。”[50]他在这次讲话的提纲中，还提出要使中国“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后来，毛泽东把他希望达到的目标概括为：“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51]”这就是为邓小平所称道的、由第二个历史决议所肯定的“六有”局面。
集中和民主，纪律和自由，统一意志和生动活泼，都是对立的统一。两个方面都要有。只有前者而无后者，就会成为僵化的、呆板的、缺乏活力的社会，甚至会走上专制的道路。只有后者而无前者，就会是一个没有凝聚力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甚至出现乱的局面。但是，要使两个方面真正达到统一，恰当地结合起来，达到比较理想的境界，并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到的，要有许多条件，包括健全的法制、正确的政策以及有效的思想教育工作，等等。
毛泽东为创造一个理想的政治局面，有了一个很好的构想，可惜的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左”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这些构想终究未能很好实现。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总结历史经验，在新的历史环境中，为实现“六有”局面，做了大量的艰苦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1961年9月24日，英国蒙哥马利元帅问毛泽东：“主席遇到难题的时候，是不是同马克思联系？”毛泽东答：“他只有理论，他没有办过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列宁办过。所以遇到实际问题，要问自己，要问苏联。”
“遇到实际问题，要问自己”，的确是这样的。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主要靠中国人自己在实践中摸索前进。有胜利和成就，也有挫折和错误。在探索过程中，毛泽东提出过许多非常好的思想，至今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他提出的有些思想是错误的，也造成严重的后果。不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财富。对的，继承下来，发扬光大；错的，引以为戒，避免重犯。对毛泽东的错误，应采取严肃的、科学的态度。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52]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53]。批评他的错误，是为了认真汲取前人的经验教训，使我们今天能前进得更好。在讲毛泽东错误的时候，我们绝不能忘记他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所做出的伟大贡献。
在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确实是一件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也是一项极为复杂艰难的任务。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谁都不可能一下子认识清楚，客观形势也不容许把事情都弄清楚后再起步，只能边干边学，要有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可能只有成功没有失败，只有正确没有错误。失败的教训总结了，错误认识了、纠正了，就会转化为正确，走向新的进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为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苦而有益的探索，不管是成功的还是遭受挫折的，都为后来者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经验教训。综合正确的和错误的两个方面，加以总结，使我们党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自觉性和规律性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为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准备了条件。
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在谈到毛泽东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时，说过一段话：“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54]
[1] 毛泽东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20日。
[2] 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8日。
[3]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
[4] 毛泽东同薄一波等人的谈话，1964年3月24日。
[5] 毛泽东在中共华东五省一市党委书记会议上听取汇报时的讲话，1957年12月17日。
[6] 毛泽东同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的谈话，1964年4月21日。
[7] 转引自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9月6日。
[8]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341页。
[9] 毛泽东听取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时的谈话，1961年9月26日。
[10] 以上均引自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11]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页。
[12] 毛泽东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20日。
[13] 毛泽东会见南斯拉夫议会代表团时的谈话，1957年9月29日。
[14]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15]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
[16] 《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810—811页。
[17] 《孔从洲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519页。
[18]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0页。
[19]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页。
[20]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21]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3月20日。
[22]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5—56页。
[23]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129页。
[24] 《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802页。
[25]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页。
[26]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3月28日。
[2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97页。
[28] 毛泽东会见秘鲁议员团的谈话，1959年6月11日。
[29] 毛泽东会见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一书记乔治乌·德治的谈话，1956年9月27日。
[30] 毛泽东听取广东省委汇报时的谈话，1956年5月28日。
[31] 毛泽东会见索马里总理舍马克的谈话，1963年8月9日。
[32] 毛泽东会见南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鲁巴伊的谈话，1970年8月11日。
[33]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页。
[34] 李先念当时任分管财政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
[35] 毛泽东听取中共华东局负责人汇报时的谈话，1965年6月11日。
[36] 毛泽东听取国务院第三办公室汇报时的谈话，1956年2月14日。
[37] 毛泽东写的一个批语。
[38] 当时人民公社普遍办起了托儿所、幼儿园。
[39] 毛泽东审阅谭震林、廖鲁言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报告时加写的话。
[40]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1—452页。
[41] 毛泽东会见保加利亚驻中国大使的谈话，1957年4月25日。
[42] 毛泽东听取余秋里关于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的谈话，1965年6月16日。
[43] 毛泽东听取薄一波汇报工作时的谈话，1965年2月21日。
[44]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27日。
[45]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3日。
[46] 毛泽东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20日。
[47] 毛泽东在四省一市党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的插话，1957年4月4日至6日。
[48] 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的谈话，1957年4月21日。
[49] 毛泽东会见保加利亚驻中国大使的谈话，1957年4月25日。
[50] 毛泽东在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20日。
[51]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
[52]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
[53]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0页。
[54]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