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阿多诺大众文化理论的问题性

在阿多诺逝世半个世纪后，试图以某种方式重新阐发阿多诺大众文化理论，是一件危险而迷人的事情。之所以说危险，是因为：第一，阿多诺相关论述洋洋洒洒，著述宏富，范围辽阔。就阿多诺所讨论的论域而言，实际上几乎囊括了日常生活领域中所有重要的方面，不仅包括流行文化（尤其是以爵士乐为代表的流行音乐）、明星崇拜、闲暇时间、大众消费、电视、电台、电影，他甚至讨论了一般被人视为无害的占星术。就其著述而言，我们国内学者最为熟知的阿多诺文化工业理论的文本，可能是收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的《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以及至今尚未完全翻译成中文的《文化工业》论文集。但其实阿多诺还撰有《为电影作曲》（Composing forthe Films）、《音乐潮：电台理论的诸要素》（Current of Music Elements of a Radio Theory）、《堕入尘埃的群星》（The Stars down to Earth）等专著或专门性质的论文集，以及许多散见于其他专著或文集中的相关论文，有的重要论文如《伪文化理论》（Theory of Pseudo -Culture），甚至尚未收入英语世界的任何文集中，它只是到了1993年才在Telos这本著名哲学杂志中被翻译成英文的。但更麻烦的是，要理解阿多诺文化工业理论，还不能停留在这些具体的论述本身，还必须结合阿多诺的其他著作，例如《启蒙辩证法》、《否定的辩证法》或《美学理论》的基本论域和论证策略，也就是理解阿多诺的整个哲学思路，才可以对它具有较为系统的真切认识。显然，指望以多快好省的方式消化这些文本或认识，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而且，不消说得，阿多诺不厌其烦地反对我们对他进行化约式的解读，也就是说，反对我们自以为既然把握了他的某个文本，就可以无视这一文本在其哲学语境中的位置，就可以据此举一反三地对他的所有论述完整地理解。

第二，阿多诺故意启用了一种他称之为随笔（essay）的文体形式，[1]来承担他的哲学叙事任务。早在1931年春，在法兰克福大学哲学教师的就职演说《哲学的现实性》中，他就强调指出，为了避免哲学沦为专制主义或者意识形态，有必要将哲学改造为哲学阐释，或者说哲学评论。这种阐释必须动用后康德时代以来已经丧失了实验之风险的伟大哲学形式，也就是随笔。如果说系统的、完整的、安全的、必然的、确定的、层次递进的、逻辑井然的公理式文体，比较切合上述在今天看来已经具有物化形式的哲学，那么，实验的、碎片的、尝试的、偶然的、歧义的、未完成的、随性所至的随笔文体则更可能贴近表征真理的可能性。因为，“作为一种伟大的哲学形式，随笔变成了一个微不足道的美学形式。阐释的具体性通过这个表象而得到庇护。而本真性哲学在其诸多问题的伟大的维度中，已经很久不再处理表象了。”[2]这种观点贯彻了他后来的哲学书写，并在发表于1958年的《作为形式的随笔》一文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理论化。在他看来，主张客体优先性就意味着对客体进行各种角度的反思、感受、质疑、测试，也就意味着开放性，意味着一场不会停止的、不断重启的思想运动，意味着排斥理论化的连续性，因为后者其实是以主体为中心的。[3]这样，他的所有写作，当然包括有关文化工业的论述，不可避免带有晦涩难懂的特点，其思想内容密度甚大，往往不作论证，而直达结论，且一个意思未及说透，又从另一角度生发新义。其理路的连接以所谓星座方式出现，幽深曲折，似断而连，对大多数学术人的解读都应该是一种意志的考验。

第三，因为已经有许多中外学者对此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在中国，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是他的学说中知名度最高的理论，大部分中国学者谈论起大众文化或者文化工业很少不条件反射地立刻想起阿多诺的，反过来，我们一旦提到阿多诺，当然马上就会期然不期然想起他对文化工业的猛烈抨击。这自然就吸引了许多学者的兴趣，相关著述不胜枚举，赵勇的《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一书，以长达80页的篇幅对此进行了颇具深度的批判性阐释，当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在英语学界，此类研究专著也为数不少，最具功力的似乎为这样两部：一部是库克所著的《再论文化工业：阿多诺论大众文化》（The Culture Industry Revisited：Theodo W.Adornoon Mass Culture），其最重要的特点是从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学相结合的角度，对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进行了极具功力的剖析，另一部是魏特金的《阿多诺论流行文化》（Adorno on Popular Culture），此书对阿多诺的大部分大众文化理论论述（包括伪文化理论、占星术、流行音乐、电台、电影和电视等理论）进行了全方位批判性扫描，具有相当的哲学深度。

以上三点，简单来说，阿多诺的大众文化理论的相关文本是难以完全通读的；即使通读了也未必能够完全读懂；即使自以为读懂了，也早有蜻蜓立上头，已经有了不少中外专家进行了系统、丰富、详尽的研究。因此，纠缠于这样一个炒冷饭似的老问题，低水平重复的危险是不言而喻的。但“无限风光在险峰”，这样的危险，也辩证地唤起了另外一种认识欲望：也许我们可以从新的角度加以省思，并借此刷新旧知。

实现上述认识欲望，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围绕认识目的来构建研究对象。从某种理想的角度看，我们可以透过研究阿多诺的大众文化观与中国当代学术语境的互摄互入关系，也就是从互为他者的交往关系的立场，对这二者分别进行双重解读。这样的解读，一方面可以观察一种用以解决西方问题的理论，当它脱离了其原初语境的时候，在何种意义上仍然具有普遍性，在何种意义上已经不再是可以达到“上手状态”的分析工具；另一方面，着眼于西方资源本土化的视角，探讨我们该如何辨明中国当下语境下在文化/政治意义上挪用阿多诺大众文化观的有效性限度，并由此出发，力图考察并评估这样一种西方理论进入中国话语场时诸多可能的回应方式。实际上，这二者错综复杂，缠夹不清，我们也不必分解开来加以一一缕述。

围绕这样的论述方向，我们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要将阿多诺的大众文化理论予以问题化。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主要任务不是如其所是地复述阿多诺大众文化理论的一些主要内容，并结合这些论点进行批判性分析；而是质询阿多诺何以如此重视大众文化现象，也就是询问，大众文化问题在他的体系中处在什么战略位置，更直白地说，我们想了解，阿多诺如此不遗余力地批判大众文化，其目的何在；以及他是如何进行具体的理论操作的，也就是他采取了什么样的分析工具和话语策略，最后，结合中国语境而言，他的批判本身的学术意义与政治意义应该得到怎么样的评估。

阿多诺的写作既然具有某种类似现代主义文学写作的特征，也就是他不提供一个现成的叙述框架，而只是围绕一些概念的星座建立起一个哲学立场，那么，这一方面固然让我们难以穷尽其意旨，因为多义性是其文本的题中之义；但另一方面，这又为我们根据自己的理论目标来搭建一个重释阿多诺的话语脚手架，提供了可能性。从操作步骤上，笔者打算根据上述设定的论述目标，分成这样三个层次来渐次论述：首先，笔者想将阿多诺的大众文化理论化约为一个线性的逻辑思路，实际上也就是根据笔者的研究意图来组织、梳理和赋形阿多诺的大众文化观，也就意味着搭建一个简易的理论脚手架，阐明阿多诺何以要批判大众文化（侧重于政治维度）；其次，是如何将其批判形式化的（侧重于学理层次）；最后，笔者会简述阿多诺大众文化观的中国接受史，并将它置于上述脚手架之上，通过两相比较，笔者会指出，中国学术界对这两方面关注的不充分，并由此出发，辨析一下那些接受偏差何以会出现，也就是对阿多诺来说，可能至关重要的那些理论要素，何以在中文语境中却语焉不详，并对阿多诺理论的运用前景，进行政治和学术双重视域的展望。由于我们从事的是类乎某种缺类研究，我们必须勾勒出在阿多诺大众文化观接受中被忽略甚至遗忘的那部分，所以多少有些吊诡的是，前面两个层次将占据我们论述的主要部分。

如上所述，阿多诺关于大众文化的写作卷帙浩繁，而且意义重大。凯尔纳指出：“批判理论对于当代社会中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大众媒介的功能分析，是其最有价值的遗产的一部分。”[4]如果可以把阿多诺刊发于1932年的《论音乐的社会情境》对轻音乐尤其是爵士乐的批判视为其大众文化观的初试啼声，如果把他逝世前写作的《电影的透明性》、《闲暇》视为其收官之作，那么，可以说，他对于大众文化的关注贯穿了他大半个学术生涯。当然，我们不能说，阿多诺30余年的相关论述没有发生细微变化，但是令人留下强烈印象的倒是他对其持之以恒批判的连续性。尽管这些集中表达其大众文化观的篇什未必最能显示其哲学天才，但无疑，在中国和西方尤其是在美国，其声名卓著的最主要的来源显然来自他对于大众文化的抨击。[5]事实上，对大众文化的抨击也可以理解为阿多诺的现代性批判最为显豁，甚至最具杀伤力的一个维度。那么，阿多诺为何要批判大众文化？他又是如何批判的？这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实际上关涉到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涉及阿多诺对于西方现代性的诊断，涉及他对于大众文化所扮演的功能的看法，涉及他的乌托邦的理想。从根本意义上，它是神学—政治的维度，他关注的是个体在现代性中的迷失。第二个层次，也就是描述大众文化批判的具体过程，主要涉及一些理论的论证线路，涉及他所论述的对象与其分析推论之间的契合度，这基本上是学理性的维度。而学理维度，实际上也涉及两个方面：即阿多诺要回答：1.文化在何种意义上对社会具有干预性？为什么？他的回答是通过文化的真理性内容来展开的。2.大众文化何以是不具真理性的？何以是阻止个体性形成的？阿多诺一方面从哲学认识论角度，结合音乐知识进行了内在批判；另一方面，又把精神分析理论与大众文化文本结合起来，进行了深入剖析。本文将不会只是简单胪列一些个案分析，而是尽可能进入阿多诺理论系统的内部，希望能够触摸到阿多诺体系的钢筋水泥，虽然他一再说明他所建构的不过是哲学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