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教育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教育的发展离不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大背景。

马克思曾说：“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4]19世纪60年代，天津被迫卷入世界经济的旋涡，正是由这个生存原则所决定的。

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爆发，大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生产，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物理、化学、生物等近代科学技术取得了空前成就，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起来，而国内的资源和市场已经不能满足资本主义的发展需求，为了寻找新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西方殖民列强开始了疯狂的对外扩张，将魔爪伸向了中国——一个沉睡着的古老东方大国。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开放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5个通商口岸，从此，中国从一个闭关自锁的封建大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第一批开放的通商口岸都在南方，帝国主义列强又把魔爪伸向位于北方的天津。天津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商业，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就被帝国主义所觊觎、窥伺，1840年8月，英军曾入侵大沽口。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他们迫不及待地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在这里大肆划定租界，开银行、洋行，控制海关，建教堂、学校和医院，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对天津进行一系列的侵略活动，天津成了帝国主义在北方盘踞的最大基地。从此，天津从一个封建的商业、交通枢纽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工商业港口贸易城市，这也促使了天津的经济结构发生重大转变，即从原来的以农业、手工业为主变为以工商业为主，大量的外国商人和洋行涌入天津，大批国内外商品和原材料通过天津港运往全国和世界各地，进出口贸易额逐年增加，天津成为北方最大的贸易口岸。

清末，西方列强横行中国，民不聊生，清政府统治内外交困，岌岌可危。清政府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寄希望于旨在“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洋务派非常看重天津的政治和地理位置，1867年，在津设立“军火机器总局”（后更名为“天津机器制造局”“北洋机器制造局”），这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工业企业。同时，洋务派还在天津创办了一批工矿、轮船、钢铁、电报、纺织等民用企业，催生了天津近代的早期工业。

1902年，袁世凯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推行地方自治，天津出现了两次民族工业发展的热潮。第一次是在清末，袁世凯为迎合“新政”，接受直隶工艺总局总办周学熙的建议，大力兴办工艺、工厂。在“大兴工艺”的推动之下，以轻工业为主的天津民族工业开始有了初步的发展，从1903年到1913年，民族资产阶级在天津大量兴建工厂，资本在万元以上的约有32家，如北洋烟草厂、万益织呢厂、天津铁丝铁钉厂、北洋火柴厂、北洋榨油厂等等。第二次是在“一战”期间，西方殖民列强忙于战事，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天津的民族工业获得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特别是以棉纺织业和面粉业为主的轻工业发展更为迅速，当时建了很多纱厂，到1922年，天津一跃成为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棉纺工业城市。

在外力的压迫之下，天津逐渐偏离了中国传统城市的发展轨迹，工业、商业、贸易在全国都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北方的经济中心、全国第二大商埠，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地位迅速提升，正所谓“千年历史看西安，五百年历史看北京，百年历史看天津”^[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