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学前教育产生的背景

1860年以后，天津从一个传统的城市迅速崛起为北方最大的港口和工商业城市，学前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正与近代天津经济生产的发展相辅相成。

一 近代工业发展的客观要求

20世纪初期，天津民族工业兴起，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广大妇女走出家门进入社会，投身到大机器生产的行列，但是，其学龄前子女的教育问题随之浮现出来，父母都参加社会工作，孩子无人看管，更不用说教育孩子了。于是，一些女工把孩子带到工厂，“载于摇篮之中，置之于傍，其少解劳动，六七岁之儿童，则至于旁……”^[1]，这样既不利于女工劳作，更不利于孩子成长。传统的学龄前儿童家庭教育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在外部环境不断改变的情况下，学前儿童的教育逐渐摆脱家庭教育的形式，开始向社会化模式转变，建立专门的学前教育机构成为一种必然的社会要求。

二 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大力推介

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的一系列学前教育理论，为学前教育的兴起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准备。康有为在《大同书》中，针对传统家庭的陋习，提出建立人本院、育婴院、怀幼院、蒙学院、小学院、中学院、大学院的设想：妇女怀孕后进入人本院接受胎教；婴儿在3—6个月进入育婴院，接受学龄前的教育，一直到5—6岁，全部实行公养制。1896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幼学》中指出：“人生百年，立于幼学”；1902年，梁启超在《教育政策私议》一文中，借鉴日本经验提出分期教育的方案，分为幼童期、儿童期、少年期和成人期，其中5岁之前为幼童期，应接受家庭和幼稚园的教育，并对幼儿的身体、知、情、意做了严格要求，梁启超依据幼儿身心特征进行教育分期，构建了包括学前教育的学制体系，这对当时学前教育由家庭走向社会起到很大的宣传作用。正是在这些前沿思想的引领下，在“效法西洋、倡办西学”的过程中，天津的学前教育得以萌发。

三 教会幼稚园带动了天津学前教育的产生和发展

教会在天津办幼稚园，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带动了国人对学前教育重要性的认识。1866年，美国公理会在天津创办仰山小学堂，后经发展，附设仰山幼稚园。1905年10月，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发表《论中国丞需设立幼稚园》一文，提出：“吾党传道之士，苟知劝道华人之法，惟幼稚园之收效为最大”，所以，应该“必置他事于缓图，而以是为先务”^[2]。1913年，基督教全国会议议案规定，各地教堂都要附设幼稚园，此后教会幼稚园数量大增。天津的教会幼稚园大部分集中于租界，以招收华人幼儿为主。为了扩大教会的影响，这些幼稚园一般都拥有优美舒适的环境和良好的师资，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和刺激了天津学前教育的发展。教会幼稚园开设的课程除了宗教外，还有游戏、谈话、故事、音乐、图画、手工、算术等有益于儿童身心发展的课程，而且往往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所以，教会幼稚园的兴办，改变了中国传统学前教育的形态，同时也带来了全新的学前教育理念。

总之，在外力的强迫和异国文化的双重刺激下，民族意识不断自我觉醒，学前教育实现了由家庭实施向社会化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