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知识分子社会”的公共网络：学校、社团与传媒

晚清的思想家们如梁启超、谭嗣同等，都将学堂、报纸和学会，看做是开发民智和社会改革的三个最重要的途径。虽然他们不曾意识到这是即将出现的“知识分子社会”的基础性建构，但已经将之视为新式士大夫得以施展社会影响的重要管道。梁启超、谭嗣同的想法并非移植于西方，也不是凭空产生，而是来自于晚明的历史遗产。前面说过，宋明以后，士大夫的重心下移，从庙堂转移到民间，在基层形成了一个“士绅社会”。在“士绅社会”之中，各级士绅通过各种方式互相串连，形成了多个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交往网络。到明代，这一士大夫的交往网络已经发展到了空前的规模。明季士大夫的书院林立，讲学成风，士大夫们的结社也蔚成规模。晚明的东林党、复社这些士大夫群体之所以对朝野拥有影响，乃是因拥有书院、讲学和结社这些公共交往的网络。

鉴于晚明士林气焰过于嚣张，清廷统治者吸取教训，严禁士大夫结社、自由讲学和民间的书院，清代的士气归于沉寂。到了晚清，当内忧外患再度泛起，中央王权逐渐式微之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这些在野士大夫试图重新担当挽救危亡的使命，赋予他们思想灵感的，首先不是域外的新学，而是明代先人留下的历史遗产。

从功能的意义上说，学校、报纸和结社，既是现代中国的公共网络，也是中国特殊的公共领域。现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与以市民社会为基础、以资产阶级为基本成员的欧洲公共领域不一样，其在发生形态上基本与市民社会无涉，而主要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社会变革这些政治主题相关。它们从一开始就是以新式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为核心，跳过欧洲曾经有过的文学公共领域的过渡阶段，直接以政治内容作为建构的起点，公共空间的场景不是咖啡馆、酒吧、沙龙，而是报纸、学会和学校。在风格上缺乏文学式的优雅，带有政论式的急峻。而这一切，恰恰与明代士大夫的书院、讲学与结社有着非常密切的历史和精神联系。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社会”的公共网络，只有放在中国的历史文化脉络之中，才能理解其特殊的发展形态。

首先来看学校。中国的文化重心在历史上曾经有多次迁移。在春秋战国时代，文化的重心在私学，先秦的诸子百家都有自己的私家学校，以吸引门生。到两汉时期，文化的重心转移到太学，五经博士与帝国的官僚政治有着紧密的结合。魏晋南北朝贵族门阀崛起以后，文化中心转移到了世族，在黑暗混乱的中世，那些世家大族保留了中国文化的燎原火种。唐宋以后科举制度确立，虽然科举吸引了芸芸学子，但许多有识之士痛感科举制度害人，无法培养出儒家所期望的有德性、又有经世能力的人才，他们将三代的学校理想化，并按照这样的理想开设书院。书院成为宋明时代的文化重心。然而书院再繁荣，也毕竟有限，它并没有被建制化，虽然是士大夫公共交往的网络，但并非国家正式体制的一部分。只要有科举，一般读书人就会舍书院、奔仕途而去。有清一代，书院堕落为科举的附庸，而文化世家特别是江南的文化家族成为学术文化的重心。直到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学校才最终替代科举，成为国家建制所承认的精英培养的正式机构。从此，学校的文凭、特别是海外留学获得的洋文凭，替代了科举的功名，成为通向政治、文化和社会各种精英身份的规范途径。

在一个非民主的社会之中，精英是在社会中处于支配性地位的人物。在传统中国，察举制度、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度先后成为国家建制中的精英选拔机制。科举废除之后，虽然不再有类似科举那样规范的精英选拔制度，但社会逐渐形成了一些非制度性的共识，将海外留学生和国内名牌大学出身的，视为上流精英。

胡适在《领袖人才的来源》一文中说：“在我们这个不幸的国家，千年来，差不多没有一个训练领袖人才的机关。贵族门阀是崩坏了，又没有一个高等教育的书院是有持久性的，也没有一种教育是训练‘有为有守’的人才的。五千年的古国，没有一个三十年的大学！”胡适的这段话道出了一个事实：从古代到现代，中国文化的重心有一个从家族到学校的大转移。无论是太学时代，还是科举时期，学在官府，衡量文化和精英的标准也在朝廷，士人的独立性有限，哪怕有儒家的精神道统，也只有少数人才抗得住。宋明士人如此重视书院，原因亦在此。六朝隋唐时期士人之所以比较有力量，文化灿烂，乃是有世家大族的支撑，明清时期尚能保持一点学脉，也与文化家族有关。

晚清以后，传统家族逐渐衰落，但书院挟着欧风美雨的威力摇身一变为现代的学校，成为文化生产的重心。1904年的“癸卯学制”和1912年的“壬子癸丑学制”两次学制的大改革，奠定了现代中国学校的基本建制，从此，知识分子改变了依附于王权政治的历史，开始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立职业空间。新式知识分子的职业化，带来了两个悖论性的趋势。第一个趋势是学校使得知识分子无论在身份上，还是心态上都获得了独立，不再像过去那样依附于朝廷王权，这一次的独立不仅是精神上的独立，仅仅靠一脉道统支撑自己，而是有了一块实实在在的社会地盘，有了自己独立的建制化资源。读书人自魏晋南北朝以后，再一次疏离仕途，获得了相对于王权的自由。但这一次，凭藉的不是门阀世家，而是学校——是真正属于知识人自己的社会建构。儒家追求了两千年的学统，到了20世纪终于找到了学校这一肉身，精神的灵魂终于获得了安身立命之地。

在现代中国，无须说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即使是国立大学，国家权力的干预亦相当有限，大学有相当的自主性。大学的自主性又基本掌握在教授手中。学校拥有自身的文化标准和精英选拔标准。由于学校掌握了知识生产的核心权力，又将这套文化标准推广到社会，通过对商业精英、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技术精英的培养，以现代的学统为网络，建立起一个遍布全国的精英网络，从而拥有了现代社会独一无二的文化权力。

但独立又是一把双刃剑，它也带来了另外一个趋势：独立以后的知识分子越来越游离于社会。当学院里的知识分子以隔离的智慧，以学术为志业的时候，也就将自我放逐于社会之外。学院里的知识分子，可以与乡村没有关系，与所在的城市没有联系，也可以与政治隔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一种自我的边缘化。不少成为象牙塔人的知识分子，当成为某个专业的专家学者之后，不必再有社会担当。特别在乱世之中，如同魏晋时代的名士一般，清谈学术以自得，到1930年代，以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文化贵族。

传统的精英网络是以宗法血缘和地域关系为核心的。到了现代社会，由于原来的宗法家族系统的解体，精英的地域流动和社会流动加速，精英的关系网络认同转而以共同的教育为背景，特别是学校出身为中心。比较起同乡、同宗，校友更有一种内在的凝聚力，共同的师长关系、共享的校园文化和人格教育，使得校友之间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和感情认同。虽然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内在地镶嵌在现代学统关系之中，然而到1920—1930年间，一个以现代学统为中心的等级性精英网络基本形成。

在一个非民主社会之中，精英是社会中处于支配性地位的人物。在传统中国，察举制度、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度先后成为国家建制中的精英选拔机制。而科举废除之后，虽然不再有类似科举那样规范的精英选拔制度，但社会逐渐形成了一些非制度性的共识，将海外留学生和国内名牌大学出身的，视为上流精英。科举社会摇身一变为文凭社会。

在等级性的文凭社会之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留洋归来的留学生，其中欧美留学生处于金字塔尖，留日学生其次。处于第二层次的是诸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交通大学、中央大学以及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等名牌学府毕业生。第三层次则是一般的公立和私立大学出身的学生，最后一个层次是遍布全国的师范院校和专科学校毕业生。其中，上一个层次的毕业生通常在下一个层次的学校任教，逐渐形成了一个层次鲜明的师生网络。这一以学统为中心的知识人网络，替代了传统的以科举和书院为核心的同年、同门关系网络，渗透到行政官僚、商业金融、知识生产和公共传媒各个系统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权力。

中国两千年以儒家为中心的文官政治传统，使得政治不得不借助文化象征符号，才能获得其合法性。中世的士族门阀，凭借的是世家大族本身所拥有的文化优势，近世转为官僚政治以后，科举出身又成为士大夫最重要的文化象征资源。晚清科举废除之后，文化象征资源便出自文凭和学问。少年中国学会的领袖之一曾琦在五四时期这样说，从前鄙视学问的政党，“现在因受战后潮流的震动，也渐渐的知道‘学问势力’不可侮了”。在民国年间，虽然政权掌握在新旧军阀手中，但从中国政治传统来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却未必拥有政治的正当性。除了张作霖等个别土匪出身的军阀之外，大部分北洋和国民党军阀对读书人还是相当尊重，并争相延揽人才，以获得士林精英的好感。现代中国的大学，有点像战国时代齐国的稷下学宫。稷下学宫也是国立的，是齐宣王为了争取霸业养的人才，但那些“不治而议论”的稷下先生们，一方面自由讲学，一方面自由议政，与秦的博士们不一样，他们不是吏，而是师，与君王不是君臣关系，而是在师友之间。同样，在民国头二三十年，由于权力中心像战国年代那样一直不稳定，各路政治势力纷纷礼贤下士，招徕人才。不要说政治势力，连杜月笙这样的地方青红帮，都注意私门养客，善待文人。特别是1930年代以后，国民政府的用人逐渐改变过去延用私人的混乱局面，开始讲究学历和文凭，海外留学生和国内名牌学校出身的知识分子，在国民政府内部比例越来越高。

学校是“知识分子社会”的中心，经过大约近半个世纪从洋学堂到现代大学的新式教育，到1930年代前后，中国开始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知识精英阶层。这一精英阶层的标志是受过国内外大学的高等教育，拥有现代大学的文凭。之所以称为半封闭，乃是因为虽然从理论上来说，新式高等教育对所有阶级开放，但由于其成本比传统的科举教育高得多，不是一般的贫寒子弟所能承受。在传统的科举之中，由于考试科目比较简单，即使对底层读书人也未必形成致命的障碍。科举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反门第的，是门第的敌人。然而，晚清以后兴起的新式教育增加了教育的成本，无论是声光化电，还是人文博雅教育，无论是学费，还是素质成本都非常高，尤其是出国游学或者进国内的名牌大学，只有家境比较好的才能负担。而过去，家族承担了读书人的成本，也期待着中举以后的回报。然而，五四以后，家族意识在农村逐渐式微，新式教育产生的人才也未必会给家族带来实际利益，因此能够游学海外或受到名校教育的，多是殷实人家。贫困家庭的，只能上地方的师范学校，被排斥在主流精英层之外，这些师范生或者作为地方精英在乡间施展影响，或者流落到上海，成为城市的波希米亚人，或者甘于社会边缘，变为主流体制的反叛者。

新式教育的门第化趋势，到民国年间已经十分严重，竺可桢在1936年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后指出：“今日高等教育，几全为中等阶级以上子弟所独享。中人之产，供给子弟毕业高中已甚艰辛，至于大学学生，每年非三四百元，不敷应用。即如江苏富庶甲于全国而据该省统计，居民每年收入在90元以下者，占66%，浙江尚不及此数。则因经济关系，不能享受高等教育之子弟，实占全数90%以上。埋没人才，至为痛惜。”而外出留学的，阶级分野更严重。由于官费留学逐年减少，有实力到国外尤其是英美留学的，大都是富家子弟。据统计，1946年度留学生考试录取生的家庭职业中，商人占32%，居家者占16%，官员占14%，教师、医生占13%。这四项加起来占三分之二。

现代的文化家族研究表明，凡是能够跻身上层精英阶层的，大都是文化世家，即三代以上有功名，有一定经济实力，书香门第，世代相传。事实上，即使在明清的科举制度下，仕途的真正优势者也是那些文化世家，这些文化世家特别是居于开风气之先的沿海一带文化世家，到晚清民国的新式教育背景下，比之传统的科举教育拥有更明显的优势，继续传承下去，如浙江吴兴的钱氏文化家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不过，现代的知识生产主体已经从传统的文化家族转移到了大学。大学不仅生产知识，而且通过等级化的文凭，参与了社会阶层的生产与再生产。一定的大学毕业生总是与一定的社会阶层有着固定的、制度化的联系，叶文心的研究表明：晚清、民国期间上海的不同层次的大学所培养的学生，与社会的分层制度有关，顶尖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培养的是金融、工商业的上流人士，复旦公学、中国公学等私立大学的毕业生更多地进入中产阶级的队伍。

大约到1930年代，以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为中心，中国社会之中渐渐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学术贵族阶层，他们大都出身于文化世家，在海内外接受过良好的新式教育，其中很多是留学海外的留学生。他们有很高的工资收入，有着比收入更体面的文化地位和社会地位。他们学贯中西，谈吐文明，教养深厚，对西方和中国的高级文化和文化传统有着深刻的了解和体验，在融合中西文明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现代的精神贵族传统。这一新式知识贵族不必像过去那样依赖家族门阀或王朝官学，他们有了大学这一独立的生存空间和文化空间，在这个与世隔绝的象牙塔中，握有相当的自主权。

大学内部的学者们不屑与政治与社会共舞，保持着精神贵族高傲的冷漠，但是，现代中国的大学毕竟渊源自古代的学校传统，不仅是纯粹的知识和现代人才的生产场所，同时也是公共舆论的空间。这一传统来自于传统士大夫对三代学校的想象，并且试图将学校理解为一个代表公论、制约王权的士大夫公共机构。为晚清和民国的知识分子所再三致意的黄宗羲的“学校”论，就为现代的大学提供了历史的自我理解。黄宗羲所设想的“学校”，是独立于皇权和官僚的公众舆论机构，是“天下是非”的仲裁之地。其领袖与成员的产生，不是由朝廷选派产生，而是由士大夫通过自身的公议推举和更换。“学校”是民间的，但又对权力中心拥有制度性制约，每月初皇帝必须率领文武百官到“学校”，像弟子一般坐在下面，听取“学校”的学长讲学，该学长由“当世大儒”担任，地位与宰相相当，政治若有缺失，可以当着皇帝和宰相的面，直言批评。天下之是非，不是产生于朝廷，而是学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

这一东林书院式的学校范式，在中国公共领域的历史建构之中，曾经发生了非常革命性的作用。但民国以后按照西方的学科体制所建立起来的大学体制，为了保持大学纯粹的学术传统，防止过于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公共领域的功能有所削弱。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几任北大校长，都对大学的过于政治化有所警惕。不过，作为传统士大夫的精神传人，他们希望大学所培养的人才，不仅有现代的知识，同时也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大学虽然不直接生产公共舆论，代表公共良知，却有责任为公共舆论和公共良知提供知识的基础和理性的能力。

“知识分子社会”的第二个网络是社团。大学为现代知识分子所提供的是知识生产的基本生存空间，但知识分子的组织化和社会文化实践，却是通过各种社团而实现的。

根据阎步克的研究，传统中国的士大夫除了士族这一社会基础之外，还有士林这一公共空间。在东汉年间，士林有两个中心：一是以跨地域的太学为中心，二是以大名士的个人声望为号召，成为各地士人的凝聚中心，形成士大夫的交往网络。不过，传统的士大夫是一个具有共同价值观、文化趣味和社会身份的阶层，虽然在历史上由于地域、利益和经学内部学派的差别，分为不同的群体，但长期的“君子群而不党”的观念和王权对士人结社的限制，使得士大夫阶层无法以建制化的方式组织起来。不过，宋代以后，朋党的观念有所改变。欧阳修说：“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明中叶以后，东林党自认代表天下舆论，他们通过书院网络，形成了一个迥异于传统朋党的有着共同政治信念的同志式团体。晚明的士大夫结社成风，形成了对抗朝廷的非常大的民间压力。从各方面来说，晚清所继承的正是晚明的精神遗产，士大夫结社又起狂澜，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说：“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根据张玉法的统计，从强学会封闭到戊戌政变之前，全国成立的重要学会有62个，发起者基本上都是新式士大夫。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社团是在儒家文化传统崩溃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当士大夫所共同拥有的思想框架解体，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首先发生的就是意识形态的分裂。一方面，知识分子通过结社而自我组织起来，形成了政治权力无法控制的士林，另一方面，这一士林由于缺乏共同的宇宙观、价值观和知识背景，又分裂为互相冲突的意识形态团体。现代知识分子通过结社组织起来，又因为结社而相互冲突、自我分裂，成为同时出现的悖论性的现象。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体，基本上以各种政治和文化的意识形态为基本分野，比如五四时期的《新青年》群体、新潮社、改造派、学衡派和少年中国学会等。但是，也可以发现在那些知识分子社团内部，传统的地域和现代的学缘关系同时发挥着重要的凝聚作用，比如《新青年》早期群体基本上都是安徽籍的知识分子，国家主义派的核心成员曾琦、李璜等都是四川人，现代评论派的核心是留英学生，学衡派的主要成员都出身于哈佛等。现代的意识形态认同、现代的学缘关系与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相互镶嵌，构成了复杂的人际交往网络。

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社团，或许是受到传统的“君子群而不党”的影响，很少以正式的团体名义出现，通常以同人刊物为中心，形成一个松散的、志同道合的同仁共同体。从五四时期到1940年代，胡适组织过多个同仁共同体，都是以同仁刊物为中心：1920年代的《努力周报》、1930年代的《独立评论》、1940年代的《独立时论》。之所以不愿正式结社，而以同仁刊物为中心，乃是因为胡适等人对政治的态度是一种“不感兴趣的兴趣”，不是具体的政治参与，而是通过公共的舆论影响社会和政治。

知识分子社团的舆论影响，通过公共传媒得以实现，而公共传媒是“知识分子社会”中，除了学校之外最大的公共网络。

现代传媒不仅控制了知识的传播与消费，而且生产与再生产现代社会的公共舆论，而后者正是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来源。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无疑是报纸、杂志、书籍这些现代传媒的产物，按照哈贝马斯的经典论述，它们是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中国的公共领域，假如与欧洲的历史比较，有许多非典型的形态，甚至可以判定其不成为公共领域。不过，假如将其放在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里面来看，可以发现其自有渊源所在。公共传媒虽然是到现代才出现的，但作为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公共舆论，却是历史悠久。如今被称为公共舆论的，在传统中国叫做清议，它是士大夫的专利。士大夫的清议传统，最早恐怕是春秋时代的“乡校”，那是贵族社会中众人议政的公共空间。子产不毁“乡校”，乃是对古代清议的一种尊重。战国时期齐国创立的稷下学宫，那些被君王养起来的稷下先生“不治而议论”或“不任职而论国事”，也是一种清议。秦代所设的博士，其职掌是“通古今，承问对”，与“不治而议论”大体相同。到西汉年间，清议传统表现为乡议，乃是察举制度下考察选拔地方精英进入政治系统的基本依据。到东汉年间，大批士大夫云集京城，在太学里面议论国是，这些太学生的言论形成了对朝廷压力非常之大的清议。清议乃是与朝议相对，可以视为民间的批判言论。东汉的清议就其批判性而言，足与现代的公共舆论媲美，然而由于太学依然是在王权体制之内，太学生的身份亦官亦民，民间的色彩打了一些折扣。到明代中晚期，王学讲学之风的盛行、东林书院的崛起，使得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清议出现了。各地纷纷出现的书院、讲会和结社，正是明季士大夫清议的建制化基础。赵园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一书中分析说，清议强调的是言论的合道德性，往往突出其非官方性质，清议是由士人议论构成的言论场。虽然清议不能等同于士论，但“在舆论的造成中，士的主导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民论’接受‘士论’的‘导向’”。

在明代，清议也叫公论，很接近现代的公共舆论。之所以被称为公论，乃是因为在激进的王学左派们看来，君主不能代表公，只代表一家一姓王朝之私。而公论者，出自人心之自然，所以君主不能夺匹夫之思想。匹夫之想法，乃真诚之见，是天下是非的标准。如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所说：“是非者，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士大夫的公论，被看做是维系人心之本和国家之元气，士大夫最应在清议上着力。如果士大夫不主持清议，那么清议就必出于匹夫匹妇之心，游谈处士之口。明代中后期是民间士大夫最活跃的时期，也是公共舆论最嚣张的年代，“处士横议，品核公卿”，成为晚明的一大景观。

晚明士大夫的精神遗产到晚清被重新发扬光大，书院演化为现代的学校制度，讲学变迁为现代的传媒，而结社光大为现代的知识分子社团。这些都是“知识分子社会”得以形成的制度化条件。其中最重要的革命性事件，乃是公共传媒的出现。明季王学士人的讲学，还是局限在士人圈里面，尽管有面向民众的讲会，亦有限。然而，晚清所出现的以报纸为中心的公共传媒，以前所未有的现代传播方式，将本来仅仅属于士林内部的清议，放大为影响全国的公共舆论。

现代公共传媒的出现，与印刷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现代报纸的前身是邸报，有研究表明，明末士大夫的结社与邸报大有关系。邸报成为社会舆论、形成天下的中介。到了晚清，邸报逐渐演变成为民间的《京报》，由民间的书坊印制。由官方的邸报到民间的报纸，其影响从中上层的士大夫，逐渐向民间的一般知识公众扩张。之所以如此，乃是与不断改进的印刷业提供了技术基础有关。报纸的出现，使得分散在各地的士人们有可能聚合为现代的公众，形成一个“想象的舆论共同体”。

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认为：公共领域有两种形态：主题性的公共空间和跨区域的公共空间。前者是指区域性的集会，公众们以共同关心的主题聚集在一起，那是一个有形的空间，比如沙龙、酒吧、广场、街道、学校、社团等等。而跨区域的公共空间，则是包括报纸、杂志、书籍和电子传媒在内的公共传媒，它们是一个无形的、想象性的舆论共同体，以共同的话题将分散在各地乃至全世界的陌生人，结合为一个现代的公众。按照查尔斯·泰勒的看法，公共领域的参与者不一定是哈贝马斯所说的资产阶级，而是一群有着共同主题的陌生人群。他们形成了想象的共同体，是现代社会想象的一部分。

在晚清中国，当出现了《申报》、《新闻报》这样的公共传媒，特别是1896年出现了《时务报》这样以舆论为中心的现代公共领域之后，以公共舆论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社会”才拥有了可能性基础。报纸不仅传播现代知识，也是事实真相和公众舆论的生产者。现代的公共舆论从其自我理解来说，从传统的清议演化而来，但清议只是在士大夫阶层内部，并不是面对社会公众的。而现代的公共舆论是意识形态，对社会公众有着直接的动员作用，影响非过去的清议所能比肩。

所谓的社会公众，并不是一个客观的、固定的存在，他们是被现代传媒和公共舆论建构起来的，是一群流动的、临时的、想象性的人群，比如阅读公众、戏剧公众、文学公众等。参与公共舆论的知识精英在大多数的时候，其实并不与大众直接接触，他们只是通过公众而影响大众。与宋明时期的士绅不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其实并不是直接面对底层民众，而是通过传媒所连接起来的知识公众，是在特定的公共空间之中所聚集起来的各个阶层的知识人。而这些公众即报纸的读者，通常是底层的士绅和新式知识分子。与此相对应，全国的大报、地方性报纸以及面向基层的白话小报。形成了一个等级性的传媒网络，它们各自面对的公众也是不同的，这一公众中的大部分，其实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社会”中的等级性网络。启蒙者与被启蒙者，都处于一个相对的位置，全国性大报的读者，可能是地方报纸的作者，而地方报纸的读者，又可能成为家乡小报的作者——公众就这样一层层蔓延展开，形成一个以上海和北京为中心、以中大城市为中介、最后遍布全国城乡的知识分子公众网络。而这一网络，正是通过公共传媒的“想象的舆论共同体”建构起来的。

钱穆先生说：中国士绅的影响一在清议，二在门第。到了现代，清议演变为公共媒介和公共舆论，门第嬗变为学校和文凭。无论是公共舆论还是学校出身，都成为现代社会公认的建制化力量。知识分子也通过传媒和学校，构建了一张等级性的、遍布全国的文化权力网络。而知识分子的各种社团和同仁刊物，则成为这张文化权力网络的网结点。这些网结点似乎没有中心，彼此联络的人脉网络也各有交叉，却使得这张文化权力网络实实在在地形成为一个整体，同时又互相对抗、平衡和互相抵消。不管如何，这一正在崛起的“知识分子社会”，其在现代中国社会获得的文化影响力，是过去难以想象和比拟的，从晚清到1930年代，达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程度。传统中国政治的“二重权威”之中知识分子所拥有的道统权威，如今因为拥有了相对独立的学校、传媒和学会这三大“基础建构”，而变得空前的强大，令掌握枪杆子的军阀、把持政权的政客官僚、拥有金钱的财团和握有底层势力的秘密社会，都对知识分子不得不有所借重，奉为上宾。

现在的问题在于，既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舆论影响和文化权力如日中天，空前膨胀，为什么他们最终还是无法成为社会的重心，衰败下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