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在这个转型和发展的伟大时代，我们不能不面临许多未曾解决和不断涌现的理论新问题。在我的思绪中，首先是文化相互渗透交流的结果是不是会使世界文化的差异逐渐缩小，乃至因混同、融合而消失呢？接受外来影响会不会改变其原有文化的根本特征？文化是否因其差异而“不可通约”以至无法沟通呢？

其次是对话中的“自我”与“他者”的问题。“他者”既是我所“不是”，就应该首先关注其相异性本身。只有充分显示这种“面对面”的相异性，“他者”才有可能成为反观“自我”的参照系。然而，只强调相异性，又往往会“各不相干”，难于达到理解和沟通的目的；不强调相异性，又会牺牲对方的特色而使他者和自我趋同。应该如何处理这个悖论呢？

再次，更重要的是不同文化对话的话语问题。平等对话的首要条件是要有双方都能理解和接受、可以达成沟通的话语。目前，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正是多年来发达世界以其雄厚的政治经济实力为后盾所形成的，在某种程度上已达成广泛认同的一整套概念体系。这套话语经过数百年积累，汇集了千百万智者对于人类各种问题的思考，并在与不同文化的交往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抛弃这种话语，生活将难以继续；然而，只用这套话语及其所构成的模式去诠释和截取本土文化，那么，大量最具本土特色和独创性的、活的文化就会因不能符合这套模式而被摒除在外，果真如此，所谓对话就只能是同一文化的独白，无非补充了一些异域资料而已，并不能形成真正互动的对话。如何才能建构一套真正有利于平等对话，有所创造的新的话语呢？

除了这些我们曾长期讨论而尚未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之外，还有许多新的问题不断涌现：如强势文化对新独立文化的随意“挪用”以及后者如何才能终于从精神的殖民中得到彻底解放的问题；如何勾画出跨文化、跨时空边界的书写史和阅读史的问题；以及中国和世界正在经历的印刷文本文化的移位和媒体意象文化的兴起，及两者交织互构的动态关系问题等等。

总而言之，我们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时期，人们越来越感到在建构一个全球文化多元共生的理想世界的过程中，文学，特别是比较文学、世界文学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全世界所有文学研究者将并肩前行，为重新考虑人类的生存意义和生存方式，铸造新的精神世界而共建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