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重提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新逻辑与新要求
金融危机以来，随着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重提发展混合所有制面临着新的形势与要求。因此，应该继续坚持“摸着石头过河”的所有制改革思路，在新的逻辑起点上加快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和推进所有制改革。
（一）新一轮所有制改革面临的新形势
从所有制改革面临的新形势出发，近年来我国经济运行和发展呈现出以下趋势。
第一，经济效率呈现下降趋势。归结来说，一国的经济效率直接反映为生产效率，而生产效率主要反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生产率有两个办法，即提高资本劳动比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其中，因为资本报酬递减，提高资本劳动比是不可持续的，所以还是要指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2005年以来，随着技术引进效应的递减和体制变革效应的弱化，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虽然，近几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上止住了持续下降的态势，但仍然处于197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意味着我国经济效率正处于低谷，经济持续增长面临极大挑战。
第二，经济结构优化任务艰巨。经济结构不优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难题，近期这一问题仍然较为突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我国要素投入结构仍不合理，要素使用效率仍然不高，劳动生产率还比较低，土地、能源等资源使用效率也不高，低于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甚至低于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其次，我国产业结构仍然有待优化，工业加工度不高，高技术产业主要处于产业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产业附加值较低；重化工业领域，甚至碳纤维、风电、多晶硅、光伏等新兴产业，均出现较为明显的产能过剩。与此同时，投资、消费需求结构不合理，最终消费率持续下降，近年保持在50%以下的水平；投资率不断上升，但投资效率总体上不断下降，2008～2013年，实际投资效率系数均值仅为0.188，大大低于改革开放以来任一时段的水平。经济结构不合理，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经济发展的效率，其优化任务仍然艰巨。
图9 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Cai和Lu（2014）文章计算数据。
图10 我国需求结构演变过程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第三，收入分配格局不容乐观。从分配结构看，不论初次分配比例还是再分配比例，居民所得比例近年出现了增加，政府所得比例呈现出下降趋势，而企业所得保持较为稳定的比例。但是，从历史趋势看，居民所得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比例仍然在55%左右，较之90年代初60%以上的较高水平还有差距，与主要发达国家60%左右的水平相比也存在差距；政府所得比例仍然较高，维持在20%左右的水平，与世界主要国家10%左右的水平相比偏高较多；而企业所得比例仍然偏低，在25%左右的水平，与主要发达国家30%左右的水平相比存在一定差距。收入分配格局失衡，抑制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同时将产生影响经济发展的诸多社会领域的问题与矛盾。
图11 我国初次分配构成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资金流量表计算得出。
第四，金融债务风险显著强化。近年来，由于危机管理式的刺激性宏观经济政策和长期经济结构不合理等多方面的因素，我国金融债务风险骤升，且其与房地产行业风险绑定在了一起。首先，审计署的调查结果显示，从2010年底至2013年6月，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增长67%，相当于GDP的33%；如果将2012年和2013年中央财政赤字与地方政府新增债务相加后，所谓广义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分别高达8.8%和8.1%，超过了政府赤字警戒线。其次，过去几年中国金融体系逐渐积累了大量不平衡问题，自2008年以来，信贷增速大幅超过名义GDP增速，社会债务总规模占GDP的比例从2008年的145%升至2013年的200%以上，而企业债务（截至2012年底占GDP的124%）远高于其他国家。此外，房地产泡沫通过信贷与金融风险绑定，通过土地财政与地方债绑定，形成了系统性的或有风险。这些财政金融风险，不仅可能对短期经济运行造成极大冲击，也可能影响经济长期健康发展。
图12 我国再分配构成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和《中国税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第五，在更高层次上提升开放水平面临困难。金融危机后，全球治理格局正在酝酿新的变化。发达国家认为，现有国际贸易体系和全球治理格局不利于其在全球经济中继续发挥主导作用，因此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加快推进TPP、TIPP、TISA和BIT等新贸易投资规则相关协议的谈判。而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总量的全球占比不断上升以及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的不断提升，对参与主导全球治理的呼声日益高涨。由此，全球治理格局正面临着新一轮冲突与调整。但是，从我国内部体制而言，包括国有企业、知识产权、环境标准以及投资开放等层面，还难以适应新一轮全球规则调整。因此，体制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我国在更高层次上提升开放水平，从而影响我国开放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重提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逻辑起点及其原则
从理论分析和国际经验可以看到，所有制改革的目的是要通过效率或公平程度提升，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改革的历程来看，各阶段所有制改革在前期都大幅提升了经济效率，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损害了公平；特别是，在各阶段后期，所有制改革红利释放完全后，在效率出现下降趋势的同时，公平程度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调整（见图13）。因此，从整体上看，过去我国的所有制改革属于理论分析中提升效率和损失公平的合意所有制改革。
图1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平与效率改进的演进示意
注：公平改进和效率改进分别对应基尼系数倒数的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基尼系数来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和国家统计局数据库，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系笔者根据生产函数法计算得出。
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在效率上没有明显提升，但公平程度开始反转出现小幅改善，这一方面是库兹涅茨发展阶段假说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内在诉求。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亟须在传统优势消退的背景下加快寻求新动力，同时也需要在社会矛盾不断累积的背景下加快塑造社会公平与正义。因此，从未来所有制改革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角度出发，公平与效率是同等重要的逻辑目标。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要实现存量调整与增量调整相结合。相对于前三次所有制改革的阶段而言，未来所有制改革是在经济规模全球第二的基础上展开的，经济规模、资产总量、所有制构成复杂程度都大大高于前几次的改革。与此同时，经过多年的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大部分已经在形式上实现了股权多元化，调整的空间相对之前较小，此轮所有制改革很难仅仅局限于存量的调整，还应该在新的项目投资、新的技术转化和新的公司设立等方面实现国有资本与非公资本、外资的混合，在增量部分形成有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形式。因此，未来要实现存量调整与增量调整相结合，全方位地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
二是要实现结构优化与激励相容相适应。此轮混合所有制改革面对的资产数量及其产权结构复杂程度，远远高于前几次所有制改革。在增量部分调整时，很容易实现结构设置合理和有效构建激励机制双重目标。但是，在存量部分调整，特别是垄断性国有企业部分环节产权改造和部分资产产权融合时，存在难以同时实现结构优化与激励相容。然而，未来我国所有制改革必须对存量资产及其产权进行结构优化调整，这是进一步厘清生产关系和提高生产力的内在要求。因此，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特别是实现国有资产战略性调整与构建国资监管体制时，必须实现所有制结构优化与现实激励相容相适应，有效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
三是要实现提升公平程度与效率相协调。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存在经济效率亟须提升和公平程度亟待改善的双重压力。如何加快市场机制构建和市场主体培育，真正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减少政府对市场的扭曲，完善政府对市场失灵的弥补，是解决现实效率与公平问题的关键所在。所有制改革是经济改革进程中的重要微观基础，我国历轮经济体制改革都是先从所有制结构调整入手的。由此，未来我国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进所有制结构优化调整，必须实现提升公平与提高效率相协调，践行同时提升效率和公平程度的合意所有制改革。
（三）新一轮所有制改革面临的战略举措
新一轮所有制改革必须适应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以及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从破解经济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入手，在重点领域使所有制改革和国企改革有所突破。从这个角度出发，发展新一轮混合所有制经济需要以下战略举措。
表8 发展混合所有制的逻辑起点及其对应目的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图14 国有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的比例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第一，通过调整所有制结构和释放体制红利，不断优化结构和提升效率。从结构优化看，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环境，我国国有及其控股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仍然较高，维持在15%左右的高位，在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也维持在35%左右。应该说，国有企业投资冲动是造成近年来我国投资率偏高和消费率偏低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在重化领域的投资一直高居不下，而央企近年来大量收购地方重化工业国企，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这些领域的产能过剩问题。因此，必须优化国有企业的投资结构，并在重化工等行业的竞争性领域加快引入民资和外资，形成混合所有制经济，通过市场机制提高投资有效性，优化产业结构，为经济结构调整奠定微观基础。从经济效率看，根据我们的计算，国有企业的规模效率明显高于私营企业与外资企业，但纯技术效率则低于私营企业与外资企业（见表9），而综合效率则略低于私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因此，在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时，一方面要继续发挥国有及其控股企业规模效率优势，引进民资和外资进行资本混合时继续保持国有资本的规模经济，通过混合后提升规模技术效率，提升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另一方面，在一些创新性竞争领域，要加快民资和外资进入，避免国企垄断，积极运用国企在基础研究方面的优势和民资与外资在技术市场化方面的优势，在资本混合的前提下加快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加快实现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攀升，切实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的竞争力。
表9 不同所有制经济间的效率比较及其分解
注：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与Malmquist指数效率法共同进行数据处理，运用DEAP软件进行数据计算。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第二，通过培育市场主体和健全市场机制，切实解决分配不均与竞争不公。我国现实社会不公问题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收入差距较大，另一方面是不同市场主体之间在使用生产要素和进入市场领域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因此，从混合所有制发展出发，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切实解决公平与公正问题。一方面，要加快对国有企业的改造，取消国企领导的行政级别，有效遏制国企职工与企业绩效不相符的高工资现象，并通过资本混合引入先进的管理模式和制度，优化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避免因国企特权而造成的群体性收入差距问题。另一方面，要公平对待各类所有制企业，消除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坚持各种经济成分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的原则，一方面允许民资和外资进入国有企业竞争性领域，另一方面在重大项目和投资中公平对待各类资本，允许它们通过资本混合进行运营。
第三，通过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健全国资管理体制，化解风险与推进深度国际化。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中国的非金融企业负债率高，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负债率高；而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主要属于地方国有企业，不少地方政府性债务以企业债的形式存在。从数据看，国企负债率相对于全行业的工业企业来说明显要高得多，债务风险也更大（见图15）；而地方国企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使得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之间缺乏有效隔离债务风险传导的防火墙，政府的干预可能加重企业的债务负担，而地方国企的债务风险造成的损失也往往导致政府来埋单。与此同时，近几年国有企业大举进入房地产行业，在房地产泡沫风险形成及其导致金融系统性风险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见图16）。此外，在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下，国有企业存在的预算软约束也使得金融系统风险增大。因此，一方面，要调整国有经济布局，通过混合所有制经济形式，使国企在竞争性领域退到参股地位，在自然垄断领域实现国有相对控股和非公参股，通过减少国资在一些领域的控制化解一部分债务风险；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改革，由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有效破除政府干预企业经营决策的行为，让国有企业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的市场经济主体，减少软约束带来的风险问题。通过国有经济的合理布局和国资管理体制的逐步健全，减少和消除国家通过税制和补贴等给予国有企业特殊保护，促使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平等条件下展开竞争，为我国加快融入新的全球经济规则创造基础条件。
图15 我国不同类型企业负债率（负债/资产）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
图16 房地产行业国有及其控股企业资产占总国资的比例
（执笔：曾铮、张铭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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