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问题

科学发展观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思想理论的源头来看，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它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一脉相承，并根据新的时代发展要求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科学发展观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发展概念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基本概念，发展问题历来就是马克思主义关注和解答的重要问题。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两个基本观点就是普遍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作为马克思两大发现之一的唯物史观，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问题的哲学说明，是说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唯物史观对发展强调两个方面：一是历史决定论，强调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发展首先就是要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解决好人民的物质生活问题。二是历史辩证法，强调不能把经济、物质、生产力归结为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要重视政治、文化、思想以及自然等各方面因素在社会整体发展中的制约作用，经济社会发展应当是全面的发展。某些有偏见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讲发展，只见物不见人，只讲经济发展，不讲人的全面发展，不讲社会的全面发展，这是明显的误解。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全面揭示了社会结构的内在联系，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社会发展最终是为了人的发展；揭示了包括经济发展和社会其他领域发展在内的全方位、协调统一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内在规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文化学、历史学、军事学等，则分别探究了社会各个具体领域的发展规律，考虑到每一领域在发展进程中的关系和相互统一，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一般理论。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为科学发展观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理论支撑。

科学发展观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一脉相承。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规律的认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深化的。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就提出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规律的问题。1956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着眼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提出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重要理论观点，初步探索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党的八大在全面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强调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这些重大判断和指导思想是正确的，对实践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我国社会的发展走了弯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刻总结了过去20多年的经验教训，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邓小平同志首先对“为什么要发展”做出了科学分析，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强调“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和解决问题”。邓小平同志和我们党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出并实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并制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这是对我国现代化发展规律认识的一次飞跃，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明确提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正确处理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等重大战略，进一步对“怎样发展”做出了科学的探索，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基础上，从新的实际出发，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着眼于把握发展规律、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进一步完整地提出科学发展观，这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入。

科学发展观是对以往发展观的扬弃和超越。一般说来，“什么是发展”“为什么要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怎样发展”“如何评价发展”，是发展实践、发展理论、发展观必须面对和解答的基本问题。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人类发展问题引起世界关注是20世纪中叶以后的事。西方学者和政府对发展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的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后，百废待兴，当时的发展观以工业化国家的发展为摹本，以物质资本的积累为核心，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评价发展的基本指标，最终把发展归结为物质产品的积累。二是对经济增长的反思阶段。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拉美国家和一些非洲国家，虽然GDP有了较大增长，但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反而扩大，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等公共事业没有跟上，经济增长积累的物质财富大量集中于少数人手里，结果导致了多数人生存状况恶化并由此造成了犯罪率上升和社会动乱。与此相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人们在追求物质财富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损害了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于是，西方一些学者对这种发展模式提出质疑，认为这是“有增长无发展”，有的学者认为这种增长方式使人类付出的代价远远大于获得的短暂效益，是一种“负发展”。三是确立新发展观阶段。在反思和批评传统发展观的基础上，20世纪70年代初，人们开始重点探讨人类社会究竟应该怎样发展的问题。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著名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明确提出“持续增长”和“合理的持久的均衡发展”的概念。当年，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提出并逐步丰富了可持续发展理论。法国经济学家佩鲁于1979年发表的《新发展观》，强调发展应该是“整体的”“综合的”，提出发展应以人的价值、人的需要和人的潜力的发挥为中心，旨在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促进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社会每位成员的全面发展。从1990年开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每年发表一份《人类发展报告》。在20世纪，人们由片面追求GDP增长到重视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由注重物的发展到注重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了人类发展观的不断深化和发展。不过，国外发展观的演变也存在不少缺陷。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表明：只有少数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取得了重要进展，多数发展中国家则陷入了停滞和衰退。20世纪80年代被称为“失去的十年”，90年代被称为“危机的十年”。2003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20世纪90年代有54个国家人均收入下降，有21个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标下跌。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人们对当代发展模式和发展观的反思。可以说，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不仅是批判反思中国的发展实践和发展模式，而且是批判反思当代人类发展实践和发展理论，是对以往各种发展观的超越。

科学发展观根据新的时代发展要求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科学发展观是我国30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以宽广的世界眼光和深刻的战略思维观察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生动运用和体现。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再到“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发展”“为什么要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发展什么”“怎么发展得更好”等重大问题的认识与时俱进。党中央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紧密结合当代中国发展的实际，创造性地对当代中国的发展内涵、发展阶段、发展主体、发展动力、发展规律、发展制度、发展战略、发展道路、发展机遇、发展目标、发展实质等重大问题做出了科学的回答，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确立了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为世界贡献了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理论。

科学发展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需要正确认识和解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三大基本问题。对这些基本问题的认识程度，决定着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的丰富程度。所以，本书就是分别以这三个基本问题为重点，从不同角度和侧面比较系统地初步揭示了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新贡献，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人执政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科学水平。这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事业做出的新的重大贡献。

本书共分三大部分，上篇“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形成”，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形成，包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列宁和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集体对发展问题的探索和创新性研究。中篇“科学发展观：求真务实的指导思想”，在讨论科学发展观形成背景的基础上论述了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科学社会主义的新丰富。下篇“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则重点论述了党的十八大以后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应用和取得的成就，说明科学发展观之所以能够引领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既破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倾向；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既继承了前人的优秀成果，又开拓了理论发展的新境界，是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