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教育培训劳动与剩余价值率

在希法亭那里，用于教育和培训的活劳动是作为简单劳动参与普通产品的价值形成的。菲利普·哈维提出，依照希法亭的逻辑可以推论，服务于劳动力再生产的其他类型的简单劳动（比如家庭劳动）也应参与产品的价值形成。在哈维看来，这个推论显然不符合马克思的观点，因此，希法亭主张教育培训劳动参与产品的价值形成是错误的。

在笔者看来，希法亭的错误并不在于承认教育培训劳动应参与产品的价值形成，而在于他所提出的教育培训劳动参与价值形成的具体方式。不过，菲利普·哈维将教育培训劳动和家庭劳动置于同等地位来讨论，的确提出了新的问题，即如何看待家庭劳动与产品价值形成的关系，以及在此问题上教育培训劳动与家庭劳动的差别。为了便于讨论，这里假设家庭劳动不承担劳动力的教育培训任务，后者完全是独立的教育培训部门的任务。教育培训劳动的特点在于，它所生产的技能直接构成劳动能力的一部分，因而和劳动力一起进入交换。在此意义上，教育培训劳动是一个迂回生产过程的组成部分，并会加入普通产品的价值形成过程。与此不同，家庭劳动虽然服务于劳动力再生产，但它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并不进入交换，也正因为如此，在市场上有待配置的社会总劳动中，并不包含家庭劳动，后者也无从加入普通产品的价值形成过程。

如果接受上一节的观点，即把教育培训劳动和生产普通产品的劳动这两个表面看来各自独立的过程，作为隶属于同一个价值形成过程的不同阶段，则可在此前提下探讨一个独立的教育培训部门和其他生产部门的关系。为此可以设想以下两种不同的情形：其一，教育培训部门为资本所控制，并为其价值增殖即利润的生产服务；其二，该部门没有为资本控制，从而不以利润的生产为目的。在后一种假设的情形下，教育培训成本是由福利国家等机构担负的。当熟练劳动力受雇于资本时，为教育和培训熟练劳动力所耗费的成本（包括物化劳动和活劳动），自然无须得到资本的完全偿付。这样一来，在熟练劳动力的全部教育培训成本和资本家预付的可变资本之间，就可能出现一个差额，这个差额将转化为与资本在直接生产过程里榨取的剩余价值不同的第二种意义的剩余价值。

再来看第一种假设的情形，此时教育培训部门完全为资本所控制。与第二种情形不同，教育培训部门的资本所剥削的对象，并不是直接生产过程里的劳动者，而是想要购买教育培训服务的工薪收入者，因此，不是直接生产过程里生产的剩余价值，而是劳动力价值或工资本身，有可能成为剥削的对象。我们可以沿用大卫·哈维的概念，将这种剥削称作“次级剥削”，以别于直接生产过程里的剥削。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女性主义者结合家庭劳动率先分析了第二种意义的剩余价值。一般而言，只要资本家或资本主义企业在购买劳动力时没有充分支付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就以无偿的形式支配了一部分服务于劳动力再生产的劳动，其中既有家庭劳动，也有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部门耗费的劳动。

第二种意义的剩余价值事实上是以劳动力再生产部门（包括教育培训部门）和其他资本主义生产部门之间的不平等交换为前提的。但是，就家庭劳动而言，由于这种劳动并不参与产品价值的形成，以不平等交换为媒介对普通生产部门的剩余价值率所产生的影响，就不同于教育培训部门所带来的影响。在家庭劳动的场合，由于一部分生存资料是由家庭成员生产的，为再生产劳动力所付出的全部必要劳动量就有可能大于由工资支付的必要劳动量。但问题是，这个差额并不能进入资本主义生产部门并形成后者的剩余价值，资本家所享有的，只是由这个差额的存在所带来的相对较低的工资。换言之，如果将剩余价值率定义为 e =，则家庭部门与普通生产部门之间的不平等交换，就只会通过影响分母来提高剩余价值率。如果不存在这种家庭劳动，资本就必须支付更高的工资给工人，从而通过增加分母降低剩余价值率。而教育培训劳动就不同了，根据我们的假设，教育培训劳动可以参与普通产品部门的价值形成。在工资不能完全覆盖教育培训成本的前提下，资本家将无偿取得第二种意义的剩余价值，换言之，资本家此时可以通过增加上述比率里的分子来提高剩余价值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