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指称的不确定性和连续性

指称作为一种篇章中的话语功能，涉及到话语交际双方的主观意向，所以，指称规律肯定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语法规则。上面所分析的各类指称成分及其与统括副词的选择限制只是一种大致的倾向，在一些具体的语境中，各个对立指称类别之间其实并没有截然的界限，相互之间的区别主要体现为一种强弱程度的差异。换句话说，由于确定指称性质的标准本来就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柔性或弹性，实际语言中的指称存在着一定的相对性和模糊性，而这在光杆主语中更为突出。下面就对统括副词前光杆主语的不确定性和连续性作一番考察和分析。

一、指称的不确定性

Givón（1978）认为，指称的不确定性主要是由语言环境决定的。造成不确定语境（opaque environment）的原因主要就是句子的情态（modality），他把句子的情态分为事实性（factive）和非事实性（nonfactive）两种。就汉语的光杆主语来看，事实性和非事实性的区别有时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大致表现在两个方面。

a．类指还是非类指。如前所述，当某个名词性成分的所指对象是真实世界中的一类非事实性实体时，该名词性成分就是类指成分。然而，作为一个光杆主语，即使在一定的语境中，某些名词究竟是不是真实世界中的一类非事实性的实体，有时还是很难确定。例如：

（71）我就纳闷，人怎么都这样，占点理就跟雷霆万钧逮贼似的，这要让他占个天大的理儿，我还别活了。（王朔）

（72）我说，女人是不是都这德性？才来没几天就较上劲了。（王朔）

上面两例中的“人”和“女人”，从发话人的角度看，似乎是有所指的，那么应该都是非类指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发话人似乎又在说一种普遍的哲理、惯常的情况，那么，这两例的“人”和“女人”应该都是类指的。再看下面两句的“男人”，也都是介于类指还是非类指之间：

（73）“我不理解也不想理解任何人，包括你。”“畜生，男人都是畜生！你们脱下裤子是鬼，提起裤子又全装成人，真会藏猫猫。”（王朔）

（74）刘美萍已不再哭，手扶吸管吮着酸奶，眼睛不看他。“我有点卑鄙是吗？男人都卑鄙。”（王朔）

有时，在同一句话中，相同的词语形式，也会出现这种不确定性。例如：

（75）他正在想，中国人都在变化，可是万没想到中国人会变成妖精。（老舍）

（76）祁老人对书籍没有什么好感，不过书籍都是钱买来的，烧了未免可惜。（老舍）

前面的“中国人”“书籍”是类指的，后一个“中国人”“书籍”就很难再说是类指的了。

b．无指还是有指。一般说来，在非事实情态的条件下，句中的光杆主语都应该作为无指成分理解，但是有时在一定的语境中，发话人常常可以一语双关，既说明一种非事实的普遍现象，又兼指某些具体的情况。这样，这些光杆主语就会存在双重可能性，既可以理解为无指的，也可以认为是有指的。例如：

（77）梨，枣和葡萄都下来的较晚，可是它们的种类之多与品质之美，并不使它们因迟到而受北平人的冷淡。（老舍）

（78）娘们儿其实都是一副好酒量，席间你一杯我一杯地灌马林生催着他再讲笑话儿，三双媚眼飞来飞去，令马林生目不暇接。（王朔）

这两句“梨，枣和葡萄”和“娘们儿”都可以有非事实性的一般陈述和事实性具体说明两种可能，比较而言，前句的无指性强于有指性，而后句的有指性强于无指性。

再比如，前面指出，统括副词概括疑问代词时都是表任括的，这些疑问代词都是无指的。然而在一定的语境中，当某些疑问代词前面出现了所指对象时，这些疑问代词的指称就会变得相对明确。例如：

（79）闻家女主人头一回听见便忍不住想去劝止，闻家男人便对她说：“那么些个邻居，常年住这儿的，谁都不出面，想必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劝也没用……”（刘心武）

（80）吵到最后，我们什么都骂出来了，就像一对不共戴天的仇敌。（王朔）

在特定的语境中，受话人应该可以推知，“谁”所指的就是“那些邻居”中的任何一个，而“什么”所指的则是“我们骂人的话”，尽管“谁”和“什么”并不能明确显示究竟是哪一个（些）邻居，到底骂的是什么内容，但基本的范围和所指还是明确的，所以，它们都是有指的。

二、指称的连续性

连续和离散是从数学引入语言学的概念。连续性指的是一条曲线中间没有任何间断。Givón（1984）在讨论定指与有指的形态—语法编码时，曾经提出过一个指称连续的等级序列。按照他的理解就是：各种指称性质之间都是连续的，定指与不定指、不定指与无指、无指与类指之间都存在着连续性。我们觉得，就统括副词前的光杆主语而言，至少在定指与不定指、类指与非类指两个方面存在着显而易见的连续性。

a．定指与不定指。前面曾经指出，那些在一定的语境中可以找回或推出其确定的指称信息的光杆主语，都是定指的。然而，在实际使用中的光杆主语，其相关的指称信息往往不是有还是无，而是明显还是模糊。比如下面四个“年轻人”的指称信息就存在着由强而弱的连续统：

（81）我们两家门对门住着，断不了碰头见面，慢慢知道我是在编一份刊物，年轻人都有一种胎里带来的文学兴趣，便尊敬地称呼我为老师，时常到我这儿借《十月》《当代》和《收获》去看，偶尔也聊聊，他们知道作家的轶闻甚至比我都多，听到这些，也无法证实是耶非耶，只好笑笑，惭愧自己孤陋寡闻。（李国文）

（82）他知道年轻人都在头发上加了油，可是他也知道只要他一往前迈步，他们就没有丝毫的希望；他的服装，气度，身份，和对妇女的经验，都应当作他们的老师。（老舍）

（83）郭大娘望着这些年轻人，似乎又回到烽火弥漫的年代，只是如今年轻人都不大唱歌了，这使她遗憾。（李国文）

（84）我这人是有点老派，现在有我这想法的人不多了，年轻人都想着怎么发财。（王朔）

上面首句的“年轻人”的所指十分明确，指邻居家的孩子，是典型的定指；末句的“年轻人”所指不明确，是不定指的。中间两句的“年轻人”，前句基本上是可以辨识的，尽管所指对象在句中没有明确表示，但在“他”心目中是清楚的；后句虽然说的是非事实性的实体，但联系作品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受话人应该可以推测到，这里“年轻人”是指郭大娘眼中的80年代的中国年轻人，所以这四个名词在指称上基本上构成了一个由确定到不定的连续统。

b．类指与非类指。前面已经指出，所指对象是真实世界中的一类非事实性的实体时，该名词性成分是类指成分，反之则是非类指成分。然而，在具体言语表述中，情况并非这么简单，中间状态大量存在。例如下面六句的类指度显然是依次降低的：

（85）中国人（*都）向来好客，对朋友诚恳、友善，热情、周到。（导游手册）

（86）中国人（都）很重视长幼、嫡庶的亲情关系，家庭观念比较重。（同上）

（87）在他的理智上，他知道中国人都该为保存自己的祖坟与文化而去战斗。（老舍）

（88）在统治者看来，中国人都不是个人，只是长在家族大树上的叶子，一片叶子看不顺眼了，证明从根上就不好，于是一棵大树连根儿拔掉。（余秋雨）

（89）姑娘瞪圆了眼睛瞧着我们说。我嘿嘿地笑，“我倒觉得方言太郎比较棒。”“没这么卑鄙的。”姑娘白我一眼，“中国人都干不出这种事儿。”“后来呢？”我笑着问。（王朔）

（90）中国人怎么都那副德行，假深沉，假博大，真他妈没劲！（王朔）

前两个“中国人”，一个是事理性统括对象，一个是事实性遍括对象，都是典型的类指。中间两个“中国人”只是某些人心中的指特定时期的中国人，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类指。而后两个“中国人”，发话人其实并不在于表示它的类别性，而是出于某种对比和讽刺，等于说“咱们中国人”、“这些所谓的中国人”，所以，这两例“中国人”在指称性质上接近于非类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