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时空概念：众说歧出的“河湟”

在河湟，自然形态、多族群的交错状态尚不能为我们提供一个足以维系区域整体文化的讨论语境，因而，以历史地理空间为线索探寻河湟区域文化的社会发展，应是十分必要的。

1．“河湟”一词的含义与演变

按《辞源》释义，河湟：指黄河、湟水两流域地。而“河湟”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代，《后汉书·西羌传》中有“乃度河湟，築令居塞”之语；《新唐书·吐番传》则明确指出：“湟水出蒙谷，抵龙泉与（黄）河合。……故世举谓西戎地曰河湟。”不难看出，历史上的河湟是指黄河、湟水流域地至两河汇合处的地方。实际上除黄河、湟水干流外，两汉以来，将其支流大通河、洮河、大夏河三水系流经地，即今青海黄河以南的黄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以及秦州以西的今甘南藏族自治州，亦包含在河湟之内。因为这一带的原始居民为西戎种类，汉时这里最基本的人口又为羌人，古人乃也多以西戎地，或西羌地为河湟。至唐宋两代，则文献把吐番、唃厮啰所据整个甘青之地视为河湟。唐杜牧《樊川集》就有诗句言“黠戛可汗修职贡，文思（唐宣宗）天子复河湟。”此后，史籍就河湟所辖范围的记载，虽多有出入，但基本限定在今甘肃的甘南、临夏两自治州和青海省的西宁、海东地区及黄南州和海南、海北两州的个别地域。至于区域内部构架，因区划建置反复不断的更易，乃多有变化。如清代处于河湟地域中心的循化厅辖地，就较今循化县大了许多，它涵盖了今青海黄南州的同仁、河南县及甘肃夏河县等地。总之，历史上的河湟，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它还具有一定的政治、族群含义。这一地域应包含了早期历史上的“西戎地”（陇山以西的黄河上游地区）、“西羌地”，以及后来的“西蕃地”等。

2．河湟：厘定范围与地域空间

黄河从巴颜喀拉山的支脉各姿各雅山东麓的卡日曲起，经过星宿海、扎隣湖和鄂隣湖，迂回绕过大积石山（阿尼玛沁雪山），在青、川、甘三省交界处折返头来，向北流去，其间经过黄河十八弯中的第一弯，即河曲地区，经赤水河段（明初称“西黄河”）到青海东北部的龙羊峡，再从龙羊峡东下，经李家峡、古什群峡，继而冲出《禹贡》所说的“导河积石”的小积石峡，便进入甘肃境内。黄河在刘家峡汇合南来的大夏河（即古代漓水，黄河上游支流，源出夏河县境内的桑科滩南欧布卡山北麓），出峡口又与洮河（黄河上游支流，源出甘、青边界的西倾山东麓）相汇，再朝偏西北流去不远，又折向东北流去，在此乃与西来的重要支流湟水（发源于青海海晏县包呼图山，主要流经西宁和海东地区）相汇。上述这一黄河和湟水流经的广袤的空间地区，包含了今青海省的黄南、海南、海北藏族自治州、海东和西宁地区，以及甘肃省的临夏回族自治州与甘南藏族自治州等。这一区域自古就是多族群聚居区，文献通常所指的河湟地区就坐落于这里。近代以来，随着人们视野的开阔和信息层面的增加，河湟地区的厘定范围多有变化。其概念的运用，已不再限于以往认定的河州、西宁、海东地区，而几乎包含了上述地区历史时期辖属的所有地域。

确切地讲，河湟地区包括黄河九曲地区、湟水流域和洮河、大夏河及大通河中下游地区，其范围横跨这五条水系流经地域，沿这些河谷从河湟地区的南部、中部和北部都可东向内地，北面虽然有祁连山脉作屏障与河西走廊隔开，但是山谷中有很多间道相通。具体讲：河湟地区东结陇右，南通四川盆地，北连河西走廊东部地区，西经柴达木盆地与张掖、敦煌相连，并且为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青海道的中间地带，更是唐蕃古道的重要通道。因而，它是古代中原政权与西北、西南少数民族政权长期、反复争夺的边缘地带。

大夏河今藏名桑曲或桑科乎，发源于夏河县西南邻近黄南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东端处，北流经夏河县治，再东流折北经临夏入刘家峡汇入黄河。洮河发源于今黄南州河南县境内的代富桑河，东北流向莫尔藏河，与之汇合后经碌曲，乃称碌曲河，自此东流经卓尼折北至洮州（今临潭），到临洮，由临洮北向偏西至永靖刘家峡东段入黄河。洮河古名洮水，而大夏河之名，则起自十六国时赫连氏夏国，现在的临夏、夏河都缘此而得名。

河湟区域内，河州、湟中（今西宁）等地，由于中原政权势力进入较早，交通相对畅通，因而成为本区域内的中心。其他地区历代虽陆续有军防、军屯，甚或有民屯，然行政建置设立较晚，故而位处于区域边缘。但古代中央王朝于河湟各地屡屡有设驿、堡、关、戍及津渡的举措，因而使其境内的驿站、烽墩、津渡、关隘等成为中原与边地交通线上的重要据点。

作为连接两岸交通的河湟津渡，其在军事、经济上的作用十分突出。它在连接中原与河湟各地，以及在河湟内部联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著名者如下。

浇河故城渡（积石军渡），地当今贵德县河阴镇。《水经注》云：宋少帝景平（423～424）中，“拜吐谷浑阿豺为安西将军、浇河公，即此城也。”其“东北去西平二百二十里”，表明由该地可通达西平（今西宁市）。隋于此置浇河郡治，唐则为积石军，《旧唐书·哥舒翰传》言道：“吐番每至麦熟时，即率部众至积石军获取之，共呼为‘吐番麦庄’，前后无敢拒之者。”按《元和郡县志》记载，唐天宝十三年（754），置积石军，“管兵七千人，马一百匹。”《旧唐书·地理志》则云，马三百匹。严耕望先生在《唐代交通图考》（第2卷，第540页，河陇碛西区）中云积石军渡“既阻涧枕河，东通廓州，分达河、鄯，复北通鄯城，出大斗，达甘凉，西走青海大北川，兼以土地肥美，麦产丰盛，盖古大小榆谷之地，故久为黄河上源军事交通中心之名城。”

廓州渡，唐代廓州治化城县，即今化隆县群科镇，隔河以西三十里，为廓州所属达化县，两县界间黄河上多有渡口。

邯川城渡，亦称吐番河桥，地当前凉所置邯川戍，即今化隆县甘都镇。甘都，为藏语“噶木多”音译转写，意为三岔河口，因居黄河、巴燕河、毕消河交汇处而得名。化隆县城以南滨河地区，是该县的粮产区，这里古称西邯，为东汉屯田区之一。而东邯据李文实先生云，在今民和县官亭及马营地带。甘都镇南原有吐番所建河桥，由此渡河，向北可到廓州、鄯州，向南可到河州、洮州，自古为今河湟间的要津。

临津关渡，在今民和官亭西南积石关，汉设河关县，其故址即今临夏州积石山县属大河家，河水自此东流，即过白土城北而下左南，登白土城，大河家即在望。隋代在临津设关戍守，关以津得名。大业五年（609），隋炀帝西征吐谷浑，“出临津关，渡黄河”，即经民和县的官亭镇、古鄯镇，北渡湟水，西至西平，入长宁谷（今北川河），度星岭（今大通、门源间的大坂山），经大斗拔谷（今扁都口）至张掖。隋炀帝大军千乘万骑，临津关渡应是当时河湟地区较大而重要的关渡。

凤林关渡，据《水经注》记，凤林山和凤林川位于研川水和漓水（今大夏河）入黄河的两河口间，为今临夏县莲花乡。北魏大统十二年（546），河州刺史杨宽于凤林川置凤林县，唐开元初设置凤林关，乃有凤林津，其为陇右、河湟间的重要渡口。吐番占领河湟后，凤林关改名城桥关。宋朝王韶收复河州，于此黄河渡口设置浮桥。《宋史·姚兕传》即称，宋朝在此“夹河立堡，以护浮梁。通湟水漕运，商旅负贩入湟者，始络绎于道。”今凤林关渡因刘家峡水库的修建而淹没。

上述关渡均因地处河湟交通要津，故后来多于此设关置堡。

河州，因黄河得名，即今临夏回族自治州，是河湟历史上最重要的地区之一，其地处汉番交通要冲，又为边地重镇，在很长时期内，它据于河湟地缘中心的地位，辖制今河湟大部分地区。经历朝开拓与建设，境内驿站、烽墩遍置，交通畅达。早在元至元九年（1272），即于该地之“吐番西界立宁河驿”，此后，元又在河州地区设有三岔、讨来、边多、保安、清水、长宁、银川七驿。至明代，以此为基础，再置凤林驿、和政驿、定羌驿，并设凤林递运所、和政递运所、定羌递运所。各驿站之间每十里或十五里设铺。烽墩设置亦在元明间得到完善，明天顺初时，河州境内已有21个烽墩，著名者有崔家塬、乾沟岩、小黑水山、张家寨等。

明代还在州内河流要津架桥设渡，置官船、水夫，以使交通便捷。当时河州境内已建有大夏、右丞、折桥、泄湖、永济、南门、宁河、银川等桥梁。

隋朝时，河州境内即设有临津关等关隘。到明代制九边策，加强防卫内地，各边地普遍设关。河州乃设关二十四座：积石关，在州西百二十里；癿藏关，在州西七十里；老鸦关，在州西九十里；土门关，在州西九十里；槐树关，在州南七十里；杀马关，在州南八十里；陡石关，在州南八十里；崔家峡关，在州府内；樊家峡关，在州府内；五台关，在州府内；另有西山小路关、红崖子关、莫埿关、石嘴儿关、朶只巴关、舡板岭关、西儿关、乔家岔关、雅塘关、思巴思关、大马家滩关、小马家滩关、麻山关、安龙关等。其中积石关（即隋置临津关）、凤林关等，地处黄河天险之渡口，为河湟地区重要关隘，并因此而发展成为境内的渡口城镇。

积石关，坐落在今甘青两省交界处的积石山县（今属甘肃）和循化县（今属青海）之间，关西是黄河上游著名的积石峡，这里山势险峻，峭壁千仞，危石险峰，欲崩将摧，峡内激流湍急，横冲直泻而下。明人吴祯言积石关：“山势万仞，峭拔苍翠，下流黄河，汹涌莫测。”关门内的南山峰上曾筑有一墩一堡，墩即为今积石山县大河家乡之大墩村，为守御积石关的烽堠墩台之一；堡称静安堡，号称“积石锁钥”。《河州志》称“隋置临津关，命刘权镇之，唐李靖伐吐番经积石，宋元立积石州，洪武改为关。”唐朝曾于此置积石军，金大定二十二年（1182）改军为州。积石关之名出于《禹贡》“导河积石”的传说，故此关门前谷地曾建有禹王庙，明人张涣有《禹王庙》诗一首，内云“积石山前庙貌遵，使臣经此事繁频。云旗风驭神如见，玉宇金书秘可论。水上八年躬四载，地中九曲道三门。迩来澜道纷成说，砥柱独瞻万古存。”

除关隘、驿站、烽墩、津渡外，当时河州参将营辖堡10座：大通堡、党家堡、弘化堡、龙沟堡、景古城堡、马家滩堡、双城堡、吹麻堡、千观台堡、陡石关堡。河州卫所辖寨4座：十里屯寨、水泉坪寨、安远坡寨、古城寨。贵徳游击所辖堡1座、寨6座：贵徳堡；周鉴寨、王源寨、刘庆寨、李钊寨、康泰寨、杨鸾寨。保安操守所辖堡1座：保安站堡。另，新修起台堡大城1座：周围一百六十丈。关城三面一百一百丈，高三丈五尺，阔二丈五尺，内设守备中军公署各1所，过往公馆1所，关王庙1所，营房俱全，由万历二十九年（1601）兵备右参政荆州俊创建。除军防设置外，明代还通过民屯在河州广设民堡，其时府州所辖民堡十一座，它们是：和政堡、定羌堡、银川堡、长宁堡、俺歌堡、韩家堡、尹家堡、吹麻堡、黑石山堡、高陵山堡、红土坡堡。由其中的大通堡、保安站堡、贵徳堡之设置不难看出，当时的河州辖境含有今天的青海西宁、海东、海南和同仁地区。

3．东西方孔道，南北间捷径

由于处于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两个不同自然地理生态的交汇地带，河湟自然环境较为复杂，加之区内多为山地高原区，四周为天然地势所隔，自成一个内部环境体系完整的地理区位。但由地缘来看，这一区位并非是一个纯粹独立且与外界隔离的封闭地域。相反，区位内许多谷地、山口、渡口，为人们提供了四通八达与外界交通的便捷条件，使其在历史上一直起着沟通东西、连接南北的作用。河湟历史发展表明，这是一个历史与现实纷繁交错，内部族群与外部社会互动频繁，纯粹的文化传承与文化间交融的多重性的复合型社会。而这一特征的形成，显然与其特殊的自然地域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它也因此成为河湟各族群始终不断与外界频繁交流的环境基础。

河湟区域内部间及与外界的交通工具，传统上以畜力驮运为主，间有少量的黄河筏运，基本属原始的人背畜驮，行走的是土路、山路。近代以来，河湟地区始有一定规模的沙土公路开发，并逐渐修筑了河湟地区自河州至兰州，河州至循化，河州至洮州，循化至西宁等多条沙土公路，从而强化了河湟区域内部的互动及其与外界的联系。

史实表明，河湟地区自古即是中西交通的重要通道，是内地汉族与边地少数民族交往的中心地带。中国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南道，即从狄道（今临洮）经枹罕，到达湟水流域，再经柴达木至西域的交通线，就穿越河湟中心地区。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张骞就是经今河湟地区的临夏州境，渡黄河，入湟中，出使西域的。这条经由河湟的通道一直是古代丝绸之路一条重要的分支路线，特别是每当河西交通被阻绝的时候，经由河湟抵达柴达木盆地南缘或北缘而进入西域的道路即变得繁忙。信使往返，商旅不断，既促进了古代东西方文化和商品交流，亦推动了河湟市场的繁荣。而自长安至拉萨的“唐蕃古道”，穿越河湟南北，更使地域区位优势凸显。内地商旅在这里买茶售丝，西域、西藏商贾旅居经商，本地商人骑马赶集，买卖马匹、牛羊，市场兴旺。河湟地区的麝香、毛皮、马匹远销到阿拉伯、印度等地，其商业通道因而有“麝香之路”的美誉。河湟与内地的商业交往亦更加频繁，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有诸如宫市、贡市、茶马互市等，其中尤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形式。由于河湟古今许多族群的饮食结构决定了茶叶在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故从唐朝至清代，这种官方与民间的互市交易持续了千余年。至今，茶叶贸易仍是内地与河湟商业交往的大宗商品，它密切了内地与河湟、牧业区与农业区之间相互依赖而不可分割的关系，增强了相互间的认同感，汉、回、藏、蒙等各族群也正因茶马贸易而联系得更紧密，这种相互依赖的商业链条乃成为河湟地域文化的又一重要特征。

4．区域生态与自然环境

地缘文明与社会特征，离不开所处区域生态的构成和环境的制约。河湟地域环境，因其内部的地貌地形、气候类型而表现出复杂性与多样性。地处青藏和黄土两大高原交汇地带的河湟，山峦起伏，山高坡陡，境内多山是其主要的地形特征，其中岷山山脉、西倾山脉、积石山脉、太子山脉和莲花山脉等是这里最主要的山脉，它们的主峰高度均在海拔3500～4500米。河湟地区地理特征约分为两大类型，一是以甘南藏族自治州和黄南藏族自治州等地为主，其地属青藏高原东北部，区域内平均海拔高度3000～4000米，地势大致呈现为西高东低，但起伏不大，分布有许多大片的平坦滩地，且广布的草滩水草丰美，远古以来就属优良的天然牧场，河水曲流很多。阿尼玛卿山位于河湟地区的南端，其高峰乔木格日，海拔4806米，是这一区域的最高峰。山地阴坡散布着针叶林地。

这一地域地貌形态又大致有三类：1．高山草原区，以地处黄河九曲的甘南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海南州等为典型，山平谷宽，植被良好，沃野辽阔，是天然的优良牧场；2．高山森林区，地含岷山山脉与西倾山脉，包括迭部、舟曲和卓尼县的洮河南岸地区，大夏河、冶木河、羊沙河流域，以及地处祁连山东南部的海北州部分地域，这里沟壑纵横，森林茂密，是河湟地区的主要林区；3．丘陵低山区，包括夏河、碌曲、临潭及同仁、尖扎等地的广大地区，其中碌曲、夏河属高原盆地。这里除少部分地方山高坡陡、沟谷深狭外，大部分地区山峦起伏，沟浅谷宽，饲养业和种植业发达。这一区域平均海拔达3000米左右，气候寒冷，阴湿多雨雪。东西地势高度相差悬殊，使其气候具有高寒低温、湿润多雨、气压低等多样性特征。这里绝大部分地方春秋短促，一般五六月始进入春季，九月中秋季即结束，年平均温度在摄氏5度左右。由于气候恶劣，很多地区无霜期很短，年温差小而日温差大，日照时间长，干燥少云，气温较低，且空气稀薄。但区间多坡地、草场的自然生态，使得这里有宽阔广美、水草丰茂的牧场，畜牧业经济发达。这一客观环境为历史上活动于此的游牧、半游牧族群提供了充分的生存空间，乃是游牧部族长期流动、生息的地方。

临夏、西宁和海东地区则属另一个地理特征区。这里属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的过渡地带，也是中原农业文明与草原牧业文明交汇的地区，属于河湟地缘的中心区域。其地貌形态主要表现为黄土低山丘陵、石质中高山地和河谷阶地等三种类型。其中黄土低山丘陵占有70%左右的面积，平均海拔为2300米左右，境内山大沟深，土地资源多为山地、川地和塬台地。因其深居内陆，加之有高山阻隔，海洋暖湿气流对其基本少有影响，故气候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和复杂性，属高寒区域的高原温带气候，雨量较少、干燥，相对湿度小，气候变化与差异较大，经常会出现霜冻、冰雹、风沙等气候现象。此外，河湟四季不甚分明，冬季漫长，但无严寒；夏季短暂，更无酷暑，年平均气温在5～9.4度。且因干旱少雨，故一年四季多晴天，日照时间自然长，太阳辐射乃相对强烈，使这里的人们多具有红光满面的容颜。

黄河、湟水流经地区，地形狭窄，河水湍流出现许多宽谷、盆地、台地和缓丘陵，地表覆盖有深厚的黄土层，属河湟谷地。这里降水虽少，但水源丰富，河水流域的诸多溪流可引渠灌田，适于农耕和放牧，故其农业生产少有旱涝之灾，属于河湟地区重要的农耕区。这里曾是马上游牧族群与定居农耕族群不断争逐的地方，因而也是自古以来族群活动频繁、集聚的重要地区。

河湟谷地地势较高，湟水、黄河及其支流等贯穿其间，宜耕宜牧，农业较为发达，长期以来是这里灌溉农业的主要地区。湟水谷地两侧山地为河湟多雨地区，支流均匀分布于干流两侧，干支流交汇处显著拓宽成河谷冲积平原。由西宁至民和间的小峡、大峡和老鸦峡，是湟水中下游著名的3个峡谷。而自龙羊峡至积石峡间的黄河谷地，分别有贵德盆地、松巴峡、尖扎盆地、李家峡、循化盆地等，这里水能资源颇为丰富，也是当今中国西北地区重要的水电基地之一。河湟谷地年降水量330～400毫米，但降水量的80%以上集中于作物生长季节，这也是河湟谷地农业发展的重要条件。

进入黄河、湟水两岸，不难看到其冲击出的谷地，及河水孕育的肥沃台地。由于积石山、莲花山、阿尼玛卿山等高大山脉纵横其间，黄河及其支流洮河、大夏河和湟水等曲折盘桓贯穿其间，因而使得这里高山、盆地、谷地、台地、草场等相间分布。但长期的农垦活动，已使周边植被稀疏，水土流失随处可见。尽管甘南及黄南地区的土石山区依然存在有大面积的草甸、牧场，其间还不乏一定的天然林分布，但与此相伴的是河湟谷地的半荒漠干燥土地。汉代以来，各类族群的不间断迁入，使河湟地域农业规模不断扩大，并进而延伸至游牧族群生息的一些山地和草甸，乃也形成了半农半牧的经济形态。河州的吹麻滩、癿藏，海东的巴彦戎格等半农半牧区，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逐渐生成的。总之，有史以来，世居或流动、迁移河湟的族群，为适应这里复杂的地貌、气候条件，寻找到了各自的生计方式，由此构成了不同的经济类型，并进而为族群共同体的生成奠定了物质基础。现今游牧的藏族、蒙古族主要分布在高山和草原地区，山地、河谷地区则是以农业为生的汉、回、东乡、撒拉、保安、土族生息的地方。一些居于山地、草甸的藏族也从事着半农半牧的生活。

不难看出，地域内部地貌的多样性，影响着河湟地区的经济形态，使之极富差异性。以畜牧为主的草原牧区，以农耕为主的旱作农田，还有农牧二者相兼的坡地草山，造就了与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生计方式。植根于自然生态的不同生计方式，又促使不同族群及文化的生成，并使得不同族群间在物质与精神文明上出现一定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又使得不同经济形态的族群间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久而久之，区域内部各族群认同的地缘文化乃随之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