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下层在反对什么？追求什么？

上面我们从左右两翼分析了反叛运动的共同社会经济基础，我们对当前这种反叛运动有了一个总体的、比较全面的观察了。

当代资本主义就像风箱里的耗子，左右两头受气。如果我们把世界范围内的这场中下层的反叛运动比喻成一个批判大会的话，那么资本主义及其统治阶级就是受到左右两派中下层民众批判的对象。左边的民众指着它的鼻子说，权贵资本主义，腐败的统治阶级，虚伪的自由民主，背叛了我们；右边的民众也同样指着它的鼻子，用同样的语言批判它。

在贫困中挣扎的中下层在反对不平等，在追求平等。

面对这样一个宏大的现实图景，穿过许许多多的历史烟雾，我们看到了什么？

我们是不是模模糊糊地看到了巨大的历史投影在我们面前晃动？

我们是不是看到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以相似的方式在我们眼前上演？

我们是不是看到了近代以来中外历史上巨大变迁时刻群众运动的共性素描？

一个制度和它的统治阶级完全失去基本盘，受到左右两翼民众的共同抛弃。这样的历史事件，读者自己都可以扳着指头数上几个的，比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几个。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这些饱受贫困和不满的中下层可能是改写历史的主人？我们耳边是不是会响起那拨动历史经纬的声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中下层要再次介入历史的创造了，要再次通过反对不公平来创造历史了。

我们不能对世界资本主义的这场民粹运动熟视无睹。但是我们观察分析它的目的，不是要幸灾乐祸，而是要了解历史的大趋势，在这个大趋势中为我们中国的发展道路提供借鉴。如果我们不能认真地从中吸取教训，不顺应历史的大趋势，照抄人家的经济制度，我们就可能重蹈别人的覆辙，别人今天的危机就可能是我们明天的危机。我们必须拒绝那种明天和那种危机。那么，面对这样的历史时刻，我们自然要问，资本主义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它对我们有什么警醒？我们应当怎么避免？那就让我们先从纵向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历史的纵线可以暂时追溯到里根。

旧制度的复辟

里根以降的历史过程，可简单地用九个字概括：复辟旧制度，摧毁平等。

我们在叙述那段历史的逻辑过程之前，先把当前这场时代风云放进一个更大的历史空间，把这场中下层对资本主义的反叛运动放进历史的坐标，让另一个巨大的历史背景做它的参照系。为的是让读者对这场危机有一个更加骨感的认识，为的是还原历史自身的叙事逻辑。

让我们把我们的投影仪从1989年的苏东剧变，拉到1991年12月25号晚上7点35分。

在历史的那一刻，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几十年的苏联国旗在夜幕里落下，苏联不复存在了。在二战最艰苦的时候，斯大林就是在这面旗帜下检阅红军，而受阅的红军从红场直接走向了抗击法西斯的战场，最终让这面红旗在柏林的上空高高飘扬。到了1991年底，苏联却这样黯然消失了。

在苏联解体以后，许多人认为历史已经终结了，资本主义是人类的最终选择。那是资本主义凯歌高奏、社会主义节节败退的时代。苏联解体了，东欧垮了，东西两德统一了，西欧议会里曾经的共产党烟消云散，亚非拉曾经的解放战士大多数都走出了丛林，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世界潮流，似乎正在被而且已经被资本主义终结了，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争论不再成为一种世界性现象。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人类选择，作为一种世界运动，作为一种主要的世界思潮，似乎已经死了，已经终结了，资本主义似乎完胜社会主义。不仅社会主义运动死了，社会主义特有的那些理念和追求也似乎被埋葬了，比如公平，比如对资本的限制，比如政府的干预，等等。

精英们像疯狂的野兽一样从四面八方扑向公平，公平就像古希腊的英雄一样，孤独地倒下了。公平已经死了，有人要把公平埋葬掉。这种埋葬似乎是一个世界现象。即使在某些生存下来的社会主义经济体中，它们似乎都已经不再是精英概念的主流。

资本主义甚至不再直接把社会主义当成自己的竞争对手。环顾天下，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似乎没有了对手。华山论剑没有了对手，资本主义成了武功的最高境界。有人还对这个历史变迁做了理论总结。在苏东剧变以后，美国学者福山·弗朗西斯为此提出历史终结论。他在一系列讲演的基础上，写了一本书，叫《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其实，历史终结论并不是福山的创新，但是，他把历史终结同苏东剧变联系起来，就有非常巨大的政治和地缘政治意义。他在该书中提出，人类历史的演进，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正走向“终结”，随着冷战的结束，“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战胜了社会主义，变成了人类的终极选择，人类的社会规则和基本制度不再前进。他提出的“历史终结”讲的是人类发展的社会形态，认为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形态。

他这本书对中国当时的精英界有巨大的影响，引发了很多议论。这可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如果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的最高形态，那我们为什么不跑步进入资本主义呢？人类最高社会形态的样本就摆在哪里，那我们为什么不照抄它的政治经济制度呢？为什么还要搞中国特色还要搞社会主义？如果你相信了它，你对中国道路选择是什么判断？如果你相信了它，你会把中国放在什么样的地缘政治格局中？所以，有时候有些学人的理论掩藏着非常强烈的地缘政治冲动。社会范畴里面很难有科学，往往都是利益推动。总之，许多人都这样自告奋勇地代替历史来给历史下结论：公平死了，历史终结在了资本主义手中。

20多年过去了。

资本主义在20多年中从独步武林到众侠所指，从历史归属到今天中下层的普遍反叛，从登临绝顶到滑入谷底。20多年，连弹指一挥间都不到，放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是一瞬间。

这就相当于庆功的酒杯刚刚碰到嘴唇，战败的消息就传来了。

这是为什么？

让我们回顾一下大萧条以来的历史。

在回顾那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不打算充当一个看风景的过客，流连于沿途那些琐细的历史碎片，我们力图把握历史演进的简单本质。这个简单的本质是什么？按照社会经济关系的变迁的实质，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是公平相对前进的阶段，后一个是公平相对后退的阶段。

大家知道，20世纪20—30年代，西方发生了大萧条。大萧条中美国大约700万人死于饥饿。1931年美国人口大约9071万。700万占总人口的7.72%。当时的资本主义面临存亡挑战。当时的建制精英，不想另起炉灶，他们选择了改革，把探寻的视线投向了不同的历史坐标。当时的苏联经济上的相对强劲和相对公平，给西方中下层带来另类思路，也给拯救西方经济的建制内精英提供了压力和借鉴。二者达成了共识。他们共同批评当时的资本主义，共同寻求对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的改造，共同着手对市场经济中原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被忽视的分配关系进行改造。

简而言之，他们用公平及相关联的制度（Institution）来改造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及其相关的其他关系。这种明显带有社会主义烙印的历史选择，主导了大萧条后几十年内西方的经济“改革”。这场改革限制了市场经济的许多弊端，相当程度上缓解了不公正，使西方经济的周期波动变得相对稳定。西方经济在几十年内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经济危机。

这一改革过程留下了两大建制内历史遗产。一份是罗斯福的“新政”实践，一份是凯恩斯的《通论》理论。毫无疑问，它们受到过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

但从产生的那一刻起，它们就受到西方某些极端自由主义和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思潮的反抗和批评。

从里根开始，这种批判的理论变成了批判的实践，旧制度复辟开始了。他们在自由的名义下清算公平。这一过程是从新自由主义控制政治权力开始的。用权力来推动自己是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特点。几乎所有的改革都是以财富的再分配为切入点；几乎所有的分配都让中下层成为成本的净支出者。资本主义的这一过程在苏联解体后变成了狂欢般的盛宴。中下层以自由落体的速度向贫穷下坠。中下层普遍感到幻灭和无望，感到被抛弃和被背叛。最后别无选择，就有了前文所述的民粹运动。

旧制度复辟了，公平死了。公平就像夸父一样，为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寻求阳光。他虽然倒下了，但是在他倒下的时候，他请求阳光照亮每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被分而治之的中下层

中下层是被贫困逼迫而反对资本主义的，而资本主义是被不公正推动而陷入这场危机的。资本主义自己打伤了自己。不公平让资本主义在20多年里，从某些人眼中的历史最高形态变成中下阶层的共同批判对象。

多年来，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内部轮流制度的需要，西方统治精英对中下层人民长期实施分而治之（Divide and Conquer）的战略，把中下层分化成不同亚群体，在他们中间制造矛盾，以利于统治。比如按照不同的种族、信仰、肤色、民族、性别以及年龄把他们分开，形成一个个的亚群体。这些亚群体间因上述划分的标志而自然形成了亚群体身份和利益。这种亚群体身份的形成加上政策上的分而治之，强化了亚群体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意识。一个亚群体为了自己的利益，往往就有了自己的经济、社会乃至政策和政治诉求。而许多社会经济政策不但不能缓和这种差异，反而在他们中间制造矛盾。

结果是中下层作为一个阶级无法形成阶级意识，无法团结起来。无法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就无法凝聚起自觉的阶级共识。有时候亚群体意识超越了阶级意识，亚群体间的矛盾超越了阶级间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又被精英集团巧妙利用。

这就是为什么，你能在美国看到中下层内部不同亚群体间的那种尖锐的矛盾。中下层还没有变成一个自为的阶级。我把这一个社会现象和过程叫作“中下阶层细分”。

中下层作为一个阶级可以改天换地，作为一个又一个的亚群体就只能任人宰割了。

在这种阶层细分的情况下，中下层很难作为一个阶级来介入美国的政治过程。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中下层的反抗是如此的无力，统治阶级是如此的强大。欧洲有社民党，而美国没有。除了其他种种原因外，中下层的这种“阶层细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这次就有些不一样了，虽然中下层间依然存在许多尖锐矛盾，彼此也在“大打出手”，但是，无论是右边的还是左边的中下层，无论各个亚群体间存在多大矛盾，他们都在共同批判权贵资本主义，批判统治阶级。为什么？因为统治阶级主导的经济政治过程，加剧了不公平，导致中下层的普遍贫困。这个“普世现象”深深伤害了每一个中下层。无论他们的信仰、种族和肤色有多么不同，都成了旧制度的牺牲品。

现在，他们共同批判着同一样东西。批判资本主义终于成了中下层的阶级意识。

这个制度伤害了所有的中下层，是一个低人权的制度。

有人说宪政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这违背了基本常识。美国中下阶层已经告诉你，宪政是权贵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进入了大危机，不仅中下层极度分裂，上层集团也极度分裂，社会乱象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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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危机给我们的借鉴就是：中国在改革中一定要坚持近70年，尤其是近40年来走过的基本道路，不抄袭西方那个危机重重的旧制度，不登上那艘被危机困扰的旧船，不通过抄袭旧制度把类似的危机引入中国。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定力，坚持自己的基本政经制度，不必急躁，时间在中国一边。中华民族的最终崛起如海面上已在喷薄的红日，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照亮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天空。

强汉盛唐，当可再造。

但是，自由主义者则完全相反，他们捏着手中那张泛黄的旧船票，怀着对旧制度的无奈眷念，要去赶那艘客船。他们望着那艘在危机中漂泊的船深情地说道，“别的国家已经探索出来的那条路好啊，我们还是要踏上这条正轨的。自己走的路和别人不同，这没什么可骄傲的……但它（别人的路）终究是人类的发展方向。”看看，又是“正轨”，又是“发展方向”，差不多就是重复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了。如果把这段话贴在当今西方现状图的下面，会是什么效果呢？人们会看到极度尖锐的对比和无法调和的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