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概念化与操作化
2012年2月，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正式提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此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从理论体系构建到实际合作成果，都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展。但与此同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仍面临颇多问题，其中之一便是这一提法的政治色彩较浓，学理层面的概念化与实务层面的操作化程度显得不足。本文试图在学理层面对新型大国关系做进一步的概念化尝试，并提出下一阶段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某些操作与研究议程。
一
围绕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存在两个明显的落差。一是学术界的研究明显落后于政治家的行动，二是中美两国对这一提法的态度存在明显“温差”，中国热、美国冷。
过去四年中，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经历了四个明显的节点。一是2012年2月中国国家领导人访美时向美方正式提出这一概念。二是2013年6月中美元首安纳伯格“庄园会晤”。在理论层面，习近平主席阐述了新型大国关系的三点内涵，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在实务层面，两国同意加速《双边投资保护条约》（BIT）谈判、启动两军两个互信机制的磋商。三是2014年11月中美元首“瀛台夜话”。在理论层面，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六个重点方向；在实务层面，中美两国就气候变化发表联合声明，两军签署两个建立互信措施的备忘录，两国达成签证互惠安排，就《信息技术协定》扩围达成共识，同意继续推动BIT谈判。截至2014年底，双方已经按照时间表完成了BIT协议文本谈判。四是2015年9月中美领导人“白宫秋叙”。两国同意继续努力构建基于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双方达成了49项成果。两军“两个互信机制”谅解备忘录又增加了关于空中相遇安全和危机沟通的新增附件；双方就打击网络犯罪建立了新的高层磋商机制。
从这些节点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内涵及其推进路径迄今都是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初步成果也是由两国政治家和政府部门推动形成的。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美两国学术界对新型大国关系的研究成果数量虽然已经相当多，但其对决策产生的影响还比较薄弱，未见到发挥明显引领实践作用的研究成果。学术界多数时候还是“跟在政府后面跑”。相当多的成果还集中在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性、可能性、复杂性等的“注释”层面，实证色彩较强的研究成果明显不足。
在中美之间，从上述新型大国关系理论的推进情况来看，中国领导人显然发挥了主导作用。美国领导人及美国政府虽然接受了这一提法，但态度比较勉强，2014年下半年以来更表现出不愿公开使用这一表述的趋势，如2014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期间并未在公开场合使用这一表述。美方反复强调不在乎概念本身，不愿对其内涵做学理探讨，而希望将这一概念“操作化”。与之相应，美国学者对新型大国关系的研究成果很少，更多的还是持怀疑态度。
中美两国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态度存在“温差”有多种原因，政治因素当然是绕不过去的因素。毕竟，过去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概念如“遏制”“接触”“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两面下注”等多由美方提出。新型大国关系则是由中方主动提出的概念，这似乎显示随着中美综合国力的接近，两国话语权的攻守态势在发生微妙变化，美方对此显然不易接受。
与此同时，本文希望强调的是，中国学术界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学理研究不足，也是中美存在“温差”的原因。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不仅美方官员与学者不清楚新型大国关系究竟意味着什么，中方学者也不甚了了。直到今天，国内学者围绕新型大国关系的一系列问题恐怕也很难说达成了共识。例如，新型大国关系究竟“新”在何处？其重点究竟是“新型”还是“大国”？它是为中美关系“量身定制”，还是也可以适用于其他各种大国关系？从研究和思维方法来看，美方习惯于从指向性明确的概念、具体可操作的政策出发来讨论问题；而中方学者则较多地使用带有文学、感情或道德色彩的表述来讨论两国关系的愿景，双方缺少共通的理解新型大国关系的学术话语平台。
中美两国领导人与学术界对“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恰好反衬出了以上问题。迄今为止，在有关新型大国关系的讨论中，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是中美双方讨论较多的部分。不仅中国领导人明确使用了这一概念，美国政治家也给予了积极响应。因此“修昔底德陷阱”是新型大国关系讨论中一个“能讨论得起来”的正面例子。“修昔底德陷阱”最初由美国作家沃克（Herman Wouk）提出，用来形容美苏冷战。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近年来将其用于中美关系，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修昔底德陷阱”指向清晰明确，即“当崛起大国与现存大国形成竞争时，往往导致两者走向冲突甚至战争”。从理论角度来看，学术界一般认为“修昔底德陷阱”是结构现实主义观点，即国际格局的变化必然导致国家冲突。这一观点在国际关系学科中久经讨论，具有一定国际关系理论基础的人很容易理解这一关切的根据，甚至可以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对其提出质疑和反驳。当中美领导人和学者使用“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术语时，另一方可以比较明确地掌握对方所指，也可以在比较严谨的学理层面展开讨论。
如果单纯从政治因素来解释中美对新型大国关系认知的“温差”，就无法解释为何中美对“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比较均衡。可以说，在“修昔底德陷阱”之外，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其他内涵缺乏深入讨论，这与学术界对该提法缺乏较严格的学理意义上研究有关。作为这种研究的第一步，需要对“新型大国关系”这一由政治家提出的术语进行学术意义上的概念化和操作化。以学术语言和政策语言来充实和丰富政治语言，是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论建构与实践操作的必由之路。
需要指出的是，政治家提出概念或需求是学术界产生研究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对国家领导人的提法加以概念化、操作化是学术界而非政治家的任务。由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提法是由中国政治家提出的，因此中国学术界责无旁贷，不能指望美国同行“代劳”。如果将目标放得更远一点，中国新一届领导人近几年提出了大量的新外交理念，如“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新型国际关系”“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亚太梦”“亚洲安全观”“命运共同体”“义利观”等，这为中国学术界提供了大量研究课题，是当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界面临的重要机遇之一。但是，对这些概念的研究同样不能停留在必要性、可能性、重要性之上。如果不能对这些理念进行有效的概念化和操作化，制定科学的研究议程，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可能会错失重要历史机遇，而政府的外交实践也将缺乏有力的学术支撑。
二
概念化的任务是使研究对象更加精确化，从相对模糊的提法变成更为精确的概念，为将其进一步操作化为一个或一系列可以回答的具体问题做好准备，也为不同的研究者搭建一个可以相互理解的平台。“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化，需要回答在这一提法背后，中国领导人要解决的现实关切究竟是什么？这一概念是否根植于某种国际关系理论或思想？学术界是否曾对其背后的理论背景或现实关切做过有意义的研究？有哪些与新型大国关系类似或者相反的概念？是否能够通过寻找“近义词”或者“反义词”来更清楚地定位这一术语？接下来本文将尝试对相关问题做出回答。
（一）“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背景与历史渊源
“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概念，因此，详细考察中国领导人的有关公开表述本身是将其进一步概念化的关键。目前，学术界经常从2012年2月习近平访美开始讨论新型大国关系。实际上，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绝不是在2012年“忽然”产生的。2000年1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回顾20世纪90年代的工作时就指出：“中国致力于发展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先后同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加拿大、日本建立了发展面向21世纪双边关系的基本框架。”从这段表述可以得出两点信息：一是新型大国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进入中国领导人的外交思想当中，有很强的延续性；二是新型大国关系是用来描述与美、俄、英、法、日等大国的关系，并非仅指美国一家。
类似的例子是1997年11月江泽民访美时，中美决定“努力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在采访中谈到，中国已与俄、法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现在中美要努力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我们希望所有大国都能在世界走向多极化的形势下，建立一种不相互敌对、不相互对抗的新型关系……这可能也是冷战结束后大国之间关系的一种新的方式”。显然，钱其琛的讲话与2000年江泽民的讲话高度相似。而且，中国与主要大国之间构建的这种“战略伙伴关系”就是“新型关系”。这种关系之所以“新”，主要是它区别于冷战时期主要大国分属两个阵营、以意识形态划线、“非敌即友”相互对抗的关系模式。
2010年之后，中国领导人开始比较频繁地、更有意识地提及新型大国关系。2010年5月25日，时任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在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致辞，提出并阐述了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在讲话中戴秉国表示，20世纪是一个“零和规则盛行、以意识形态划线的世纪，一个国际体系割裂、集团对抗不止、热战冷战交替、很不安宁多灾多难的世纪”。由此出发，戴秉国呼吁建立不同于20世纪大国关系的新型大国关系。
这次表述对20世纪90年代的表述有很强的延续性，其不同则有两点：其一，中国领导人在中美对话的场合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显示美国是当前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要对象；其二，与“新型”关系相对的历史，从冷战扩展到整个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日等国崛起的教训也纳入了中国领导人关切的范围。这是中国领导人在新的时空背景下再次提出这一概念，也是此后中国密集推动这一概念的开始。
通过回顾前几任中国国家领导人的相关表述，我们可以看出，当前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外交表述有很强的延续性。“新型”“不对抗”等关键词从90年代至今一直在使用。“新型大国关系”是90年代以来中国推行的“战略伙伴关系”的一部分，也是今天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一部分。梳理清楚这一历史背景，就为我们厘清其概念化过程中的其他问题提供了基础。
（二）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底色
通过前述对“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也通过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领导人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论述，似可发现其背后有一种持续的“结构现实主义的忧虑”。中国领导人在讨论大国关系时，始终是从两极、多极等概念出发来审视世界的。“极”本身就是结构现实主义最基本的概念之一。对国家实力、核心利益的重视，对各国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坚持，都体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视角。
20世纪90年代中国领导人的表述，更多地表现出了对两极时代大国之间对抗模式的批判，以及对更美好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期许。2010年之后，国际体系的结构变迁仍是新型大国关系背后的基本理论逻辑。所不同的是，中国领导人开始在如何处理好崛起大国与现存大国关系这一背景下来讨论新型大国关系。例如，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12年5月的讲话中呼吁中美“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探索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大国关系的新路径”。习近平主席在接受专访时更是直接谈到“修昔底德陷阱”。一方面，这一变化反映了中国在国际结构中所处位置的变化，中国已经从“多强”之一变为国际体系中的“老二”。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中国领导人从国际结构变化将导致国家行为变化的结构现实主义逻辑出发，更多地表现出一种期待，即随着两极结构的终结以及多极结构的出现，大国关系可以从非敌即友模式走向一种新模式。但是最近几年，中国领导人的论述背后体现出一种对进攻性现实主义“大国政治的悲剧”的担忧，试图超越这种宿命论式的预言。正如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总结2014年中国外交时明确指出的，中国领导人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试图在理论层面超越“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传统国际关系学说”。
既然中国领导人忧虑的“旧大国关系”是结构现实主义特别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预言，学术界对结构现实主义的批判与补充，或可直接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供思考路径。几十年来，学术界对结构现实主义已有相当多的讨论和批评。在现实主义内部，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与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的观点不同。前者认为国家的主要目标是追求安全，而非权力最大化；关注进攻—防御平衡关系的学者认为，国家完全有可能通过合作达到增进本方国家安全的目的。从其他体系理论的视角来看，结构现实主义的“国际中心论”“国际结构决定论”乃至无政府状态的前提假设均受到挑战。新自由制度主义并不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决定国家间关系，而是强调国际制度的作用，认为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国际惯例都会对国家行为以及国家间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对国家间关系构成了重要的影响和制约。建构主义则走得更远，强调国际观念结构的作用。从不同的分析层次的视角来看，体系层次的理论显然并不能圆满解释所有国际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很多研究者认为，在国际体系层次之外，国家的内部政治也至关重要，需要重视国际体系中的单位层次。政治心理学学者从领导人的“知觉与错误知觉”“前景理论”等角度出发，分析安全和战争决策。从进化论与循环论的角度来看，整个结构现实主义体现出强烈的循环论色彩；而进化主义者则认为，这并非国际体系的真实面貌。国际体系本身在演进，民族国家过去可以做的事情，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不一定能做。例如，由于军事技术、国际制度以及人们观念的变化，战争的成本大大上升了。德国、日本在20世纪上半叶的崛起导致了战争，而苏联在20世纪下半叶的崛起并未导致美苏之间直接的战争，仅导致了冷战和“代理人战争”。此外，近20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单一层次、单一原因（无论是结构、制度、观念还是心理）导致战争冲突的看法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往往是多个层次、多个原因同时发挥作用才导致了冲突。
总之，各种国际关系理论对结构现实主义特别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批评是非常充分的。中美两国可以“按图索骥”，强化其他理论强调的部分，作为中美构建新型关系的路径。事实上，中国领导人在与美方讨论新型大国关系时，也曾经多次使用“经济全球化时代”“相互依存”这类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概念来说明大国对抗冲突并非必然、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完全可能。这实际上已经体现了尝试通过强化结构变化以外的其他因素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思路。
（三）中方提出新型大国关系背后的现实关切
国家领导人提出重大战略倡议，虽然其思想观念背后一定带有某种理论底色，但是直接针对的通常还是某种现实利益和关切。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解决或缓解这种关切的过程。因此，准确定位中方提出新型大国关系背后的核心关切，对理解新型大国关系显然十分重要。
定位中方关切的一个可能方法是从中国领导人提倡的内容来推动。也就是说，中国领导人在阐述新型大国关系时所提倡的，实际上正是在中美关系现实中缺乏的、中方所担心的问题。中国领导人将“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作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正是因为他们担心中美可能发生冲突和对抗；认为在现实中存在美国不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情况，主要是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尊重各自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在2014年11月的“习奥会”中，中国领导人又提出建构新型大国关系的6个重点方向，其中显然也包含着对现有关系中的问题的关切，首先仍是相互尊重问题；其次是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这一点与“不冲突、不对抗”高度相关；最后是在亚太地区开展包容协作问题。
上述关切可以具体化为四个问题。一是中美是否会发生全局性的冲突或对抗？美国是否会将中国看作如同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和日本这样的挑战者？二是美国是否会威胁中国的政治安全？在中国政府提出的“综合国家安全观”中，“政治安全”居于“根本”地位。在国际政治现实中，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再加上近十几年来世界不少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都凸显了西方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扩张的事实。推进民主与人权，也确实是美国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三是美国是否会限制甚至破坏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景？美国是否会以种种阴谋或“阳谋”来限制、破坏中国崛起？中国是否会如同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经历的那样，失去经济崛起的动能？四是美国是否会阻挠中国的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的努力？是否会利用中国国内存在的问题以及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议，增大中国崛起的成本和代价？
这些关切又可以进一步凝练为一个问题：美国是否会坐视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不断崛起，而不采取任何遏制、破坏的手段？从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中国从领导人到普通民众，普遍怀疑美国会允许别的国家超越美国。从意识形态的观点来看，中国担心美国对其眼中的“非民主国家”始终抱有颠覆破坏的意图。可以说，中国领导人试图通过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的持续崛起搭建一个稳定的保护框架。
（四）关于新型大国关系的几个常见疑问
首先是新型大国关系到底“新”在何处的问题。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基本结论，在理论层面，新型大国关系试图超越结构现实主义有关大国必然互相制衡乃至对抗的预言。在现实层面，20世纪德、日、苏这三个意识形态与当时的守成国不同的崛起国，先后遭遇了热战或冷战。美国曾成功地超越英国实现了和平崛起，而美英意识形态相近，且都是英语国家。新型大国关系试图超越意识形态不同的崛起国与守成国必然走向对抗和冲突的历史宿命。与新型大国关系相对的“旧大国关系”，是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以对抗和冲突为基调的关系，以及不同社会制度的大国之间“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斗争关系。
在理论层面，不同理论流派的争鸣显示，结构现实主义的观点并非必然。经济相互依存、核恐怖平衡、当今国际体系的开放性质，都意味着“时代变了”，国际体系并非百分之百的无政府状态。在现实层面，这一历史之所以可能被超越，是来自中国自身的和平发展的经历。冷战结束以来，中美这两个意识形态不同的崛起国和守成国已经和平共存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如果我们把“不冲突、不对抗”看作新型大国关系的较低要求的话，实际上低水平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两国当前面临的任务只是如何延续这一关系，并将其提升到更高水平。
其次是新型大国关系是否只适用于中美关系的问题，对此中国官方文件已有明确陈述。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将“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放在“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之下论述。也就是说，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对发达国家外交的一部分，并非专指一个国家。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3月首访俄罗斯时也曾表示：“中俄关系已从20世纪90年代建立的不同于冷战时期的新型大国关系，上升到21世纪前10年逐步建立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从这番表述中可以读出三个重要信息：第一，新型大国关系适用于其他大国；第二，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与各大国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的一种；第三，从远近亲疏来看，新型大国关系的位阶低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当然，近年来新型大国关系主要被应用于中美关系也是事实。这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理解：一是重要性。中美关系无疑是中国与发达国家、主要大国关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二是紧迫性。中美关系不是普通的大国关系，而是面临“修昔底德陷阱”危险的大国关系。三是中美关系的层次所限。中美之间迄今还没有构建起任何一种伙伴关系。新型大国关系是一种期待值相对较低的关系。
最后是“新型”与“大国”孰轻孰重的问题。一些美国官员与学者认为，“新型”固然重要，但是“大国关系”才是中国政府关注的重点。也就是说，中国领导人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真正用意，是要与美国建立平起平坐的“大国关系”。对此说法，很难找到直接的证据来证明或否认。但是，既然中国政府的外交目标之一是“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那么，中国确实是将自己作为主要大国之一来看待的。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开始更多地在“修昔底德陷阱”的背景下讨论新型大国关系，这意味着中国领导人确实认为本国是世界首要的崛起国，因此才有“修昔底德陷阱”之困。况且，“新型”本身就体现在“平等”当中，没有平等，何来新型关系。只不过对“平等”不能庸俗化地理解为中国要求美国立即接受中方在诸多问题上的所有要求，也不能理解为中国要求在西太平洋等地进行地缘政治势力范围的划分。
三
操作化是将概念转化为较为具体的问题的过程。在学术研究的层面上，需要提出一系列有待研究的具有可操作性、可衡量的研究问题；在外交实践层面，这些问题也可以被看成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因此，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操作化，既是提出下一步的研究议程，也是提出未来实践的路线图。
作为操作化的第一步，我们可以将新型大国关系这一目标具体化为中美（或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一个长期稳定框架：在这一框架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可以持续崛起，中美（或中国与其他大国）可以和平发展、良性竞争，同时保持双边关系的稳定甚至友好，并开展必要的合作。这是一个“防止最坏、争取最好”的框架。由于目前美方对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提法并不热情，至2017年美国政府换届后，美方是否还能接受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将新型大国关系理解为一种长期稳定框架的话，无论下届美国政府是否接受这一提法，一个长期稳定框架仍是中美两国都需要的。
根据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三大内涵，我们可以尝试以较为学术的语言将中美长期稳定框架进一步拆解为三个“子框架”。
（一）中美战略稳定框架
战略稳定的概念起源于冷战时期，指有关各方采取一系列自我克制的方法，维护战略关系的均衡与稳定。一般而言，战略稳定概念主要用于军事层面，即大国之间战略武器关系的均衡与稳定。中美目前要建立的战略稳定，包括战略武器层面的稳定，但不仅限于此，而是更高层次的战略稳定，即中美两国的“不冲突、不对抗”。从哲学层面说，人类社会中的冲突和对抗是永远存在的，不可能完全消除。新型大国关系中的“不冲突、不对抗”可定义为“不热战、不冷战”。也就是说，中美要在战略层面避免发生重大冲突和全局性对抗，既不能发生军事安全领域的冲突，也要避免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的全面对抗。在此最重要的不是中美完全没有冲突，而是不能发生严重武装冲突，导致中美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德式的热战之敌；也不能使安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小矛盾不断累积，演变为对彼此战略意图的怀疑，导致将对方看作美苏式的冷战敌人，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五个方面推进学术研究与政策实践。
一是对战略稳定概念进行深入研究和文献回顾。应对战略稳定特别是冷战期间美苏战略稳定的实践进行梳理。在此过程中，总结美苏谋求战略稳定的主要做法及经验教训，并且研究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关系与美苏之间的战略稳定关系的异同。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战略稳定建立在威慑、裁军与危机管理之上，未来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是否也应该建立在同样的理论基础之上，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二是中美在宏观战略层次上的战略稳定机制。这主要涉及对国家走向、对外战略走向、对外战略意图的判断。例如，一方是否要推翻现行国际秩序和国际制度？一方是否将另一方视为需要遏制、挑战、削弱的对手等。美国前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提出的“战略再保证”即主要聚焦于此。斯坦伯格建议，美国要采取行动让中国安心，使中国确信美国欢迎中国的崛起；中国也要采取行动让美国及中国的邻国相信，中国的崛起不会损害它们的利益。要达成这种战略层次的稳定框架，一个重要的渠道是建立固定对话机制。目前，中美已连续两年举办两国元首的长时间峰会，未来此类峰会是否可能机制化？中美政府之间现存90多个对话机制，这些机制是否需要进一步优化？这些机制特别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有何经验和教训可供总结？
三是狭义的军事安全领域的战略稳定关系。这至少包括六个领域。第一，核力量的稳定关系。在美俄等国一直推动核裁军、核力量透明化，而各国的核技术仍在不断发展的背景下，需要研究中美核平衡需要达到怎样的态势才最有利于防止战争与冲突。中国不应追求与美国核力量的“平起平坐”，但要保证有效的核反制能力；美国需要接受战略武器层面的相互脆弱性。由于中美核力量的严重不对称性，目前两军或政府正式启动这些讨论还为时太早，但学术界可先研究起来，政府可确认各自的政治意愿，待适当时机跟进。此外，中美两军可以继续讨论美国反导系统、战术核武器、全球快速打击系统等方面的发展对中美相对平衡的威胁。第二，太空的战略稳定。需要研究太空的稳定是否必须通过太空武器化以及相互威慑达成。第三，中美（包括中国与美国盟友体系之间的）常规军力平衡。近十几年来，中国军事现代化持续推进。与此同时，美国正将60%的海空力量部署在亚太地区，其盟友日本也正逐渐走向军事大国。因此，需要研究未来在西太平洋地区，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友如何建立战略稳定关系？中美之间、中国与周边邻国、中国与美国的盟友之间是否需要建立军备控制机制？各国是否可能实现某种军备发展的自我限制？美国需要考虑接受常规武器领域的相互脆弱性。第四，“不对抗”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不组织针对另一方的政治军事同盟。美国在亚太地区的5个双边盟友是历史存在。未来美国需要缓解中国对美国盟友体系走向网络化的疑虑，同时推动中国与美国5个双边盟友的对话与合作，减少其针对中国的意味。同时美国需要考虑如何管理其盟国，一方面避免被其盟国不负责任的冒险行动拉入与中国的冲突之中，另一方面仍能维持其对盟友安全承诺的可信性。中国需要考虑如何在推进自己利益的同时，不把美国推到必须在中国与美国的盟友之间采取战略清晰立场的程度。第五，中美两军2014年签订了“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两个机制的谅解备忘录。2015年则增加了“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等新附件。未来两国还需要梳理其他可能建立的相互信任措施。海上方面，中美需考虑就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形成一致理解。第六，中美可以开始逐步建立军事安全危机管控机制，包括从一线作战部队的危机处理操作流程，到指挥控制系统的相互沟通机制等。
四是中美宏观经济金融战略稳定机制。中美在经济金融领域存在所谓“中美国”的效应。在研究层面，需要讨论这种相互依存是否有助于防止中美走向美苏式冷战，抑或是反而会带来更多冲突？在中美相互依存规模如此庞大的情况下，相互依存的敏感性与脆弱性等概念是否仍然有效。中美经济和金融的捆绑是对两国的行动自由都产生了约束，还是主要不利于一方？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有何异同？中美是否存在相互摧毁对方经济或金融体系的手段与能力？中美使用这一手段与能力的可能性如何？此外，目前中美都在推进国内经济结构调整，需要研究中美经济结构的调整是否会导致中美“脱钩”效应？是否存在稳妥的“脱钩”方法？中美是否需要或应如何加大经济相互捆绑的力度？
五是需要对“新冷战”“凉战”等描述“中间状态”的概念加以深入研究。中美要实现“不冷战、不热战”的目标或许是可能的，但是中美是否会出现“凉战”值得关注。近十几年来，中日之间有所谓“政冷经热”现象，这种局面是否可能在中美之间出现？“政冷经热”是否必然升级为“冷战”，还是可以保持“凉”的状态？“政冷经热”是否将导致“政冷经温”或“政冷经冷”？
（二）中美平等交往框架
新型大国关系内涵的第二句话是“相互尊重”。“被尊重”是一个心理学概念，较难衡量。中美首先需要达成共识，即就原则而言，中美是彼此尊重的两个世界大国。中国之所以会感受到美国的“不尊重”，主要是两国在具体问题上的分歧所致。如果可以将“相互尊重”的讨论具体化到“未被尊重”的问题清单上，通过解决这些问题或是缩小分歧，或许可以尝试建立一个中美平等交往的框架。需要注意的是，除纯粹的内政问题外，双方不应拒绝将对方的特定关切纳入讨论。例如，美国不应以“六项保证”为名拒绝讨论对台军售，以“对法律理解不一致”或者“每个国家都在做”为名，拒绝讨论对华抵近侦察或者网络侦察监控问题。美国拒绝讨论某些问题，很容易被其他国家理解为霸权主义思维。但是，在战略层面讨论这些分歧，也并不意味着双方要很快达成妥协或美方必须立即接受中方的要求。在“相互尊重”涉及的一系列问题上，双方需要采取一种渐进主义的方式来推进。中美平等交往框架也包含五个方面的学术研究与政策实践议程。
第一，学术界需要对信任、尊重等涉及政治心理学的概念做好研究。在此基础上，力争找出定性或定量衡量中美当前信任水平、尊重水平的办法。需要讨论构建或提升国家间战略信任关系的路径，特别是研究当前在中美之间认同感不强的情况下，构建高水平的信任关系是否可能？
第二，中美学术界需要对“国家利益”等观念达成一致理解。尤其是“核心利益”应如何界定，中美对其利害攸关程度的理解是否一致？也就是说，一旦一国的核心利益丧失或被侵犯，该国可能采取何种行动应对，对此中美两国的理解是否一致？此外，中国学术界需要讨论并明确，国家核心利益的内容应该是模糊的还是清晰的？对核心利益的描述应该做原则性表述还是列举式表述？在原则性表述之外，中美是否应考虑就核心利益、重大关切达成一个列举式的“最短清单”。即如果这些利益与关切被侵犯，其可能会被己方视为敌意行为。在此“最短清单”之外，双方决策者需要避免将矛盾与冲突上升到对对方整体战略意图的怀疑方面。
第三，中美可以考虑将尊重上述“最短清单”作为“相互尊重”的底线。与此同时，如果中美在决策时能将对方的某些关切纳入己方考虑，并进而对己方行动实施一定的自我克制，或可以将其定义为较高层次的“相互尊重”。中美学术界和决策部门需要建立一个“信任对表”或“尊重对表”机制，从学术界的“二轨”研讨开始，逐步过渡到“一轨半”乃至“一轨”。这一机制的任务是比较双方对各自以及对对方行为的认识。例如，中方可以提出近期美方做了哪些不尊重中方的事，并提出中方为照顾美方利益而做的自我限制与调整。美方也同样提出自己的观点。随后中美再比较双方的不同，找出哪些是由利益分歧导致的，哪些是由错误观念导致的。在此过程中，双方应采纳博弈论中“针锋相对”或称“一报还一报”（tit－for－tat）的战略，即以合作的善意开局，对于对方的合作应给予回报，如果对方背叛则给予相应的报复。
第四，尽管美国行政当局反复表示美国欢迎中国的稳定与繁荣，但由于美国对外战略包含多重行为者，美国国会、非政府组织、媒体乃至个人的某些言行常常破坏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信任感，中国仍然很难对美国的对华战略感到“放心”。中美学术界需破解这一难题。特别是要区分两种不同情况：一是某些威胁和破坏中国政治安全的行为是美国行政当局的政策，美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价值观、国内政治需要等原因，必然继续推行这些政策，如中美之间的人权问题等。对这类问题，美国行政当局需要考虑“度”的问题，即具体个案不能威胁中国整体政治稳定。中方则应认识到，此类行为固然损害中国利益，但是指望美方停止此类行为是不现实的。中方应从增强自身防范的角度加以解决。二是某些问题不是美国行政当局的政策，而是美国国会、非政府组织甚至个人的行为，美国行政当局采取了默许或“不便反对”的态度。美方如能以实证的方法区别两类情况并使中国决策者“安心”，可能会减缓中方对政治安全、相互尊重的疑虑。
第五，由于美国是否会迟滞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中国的核心关切之一，美国国内也有对中国企业在美经济活动的担心，中美学术界需要研究两国对对方可能造成怎样的经济安全风险，特别是美国是否可能运用其军事、经济、金融等优势破坏中国的经济安全？中国是否可能基于市场逻辑、全球范围内资源配置的逻辑保障本国的经济安全、能源安全和金融安全？中国经济崛起对美国是否会构成经济乃至国家安全威胁？
（三）中美有效合作框架
中美的“合作共赢”大致可分为三部分，一是中美双边合作，特别是在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领域；二是中美联手为地区和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特别是在国际制度的建立、改革和完善上；三是在国际重大热点问题上的合作。合作共赢框架主要应依托两国政府部门、固定对话机制以及现有国际制度，在这一框架内寻找中美可以合作的问题。以下是六个学术研究与外交实践的推进方向。
第一，与前两个框架一样，学术界需要梳理国际关系学界对大国合作的研究现状。例如，国家为什么合作或为什么不合作？什么情况下一个现存大国与一个崛起大国更可能进行合作？什么情况下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有可能开展合作？如何让中美在合作中都更关注绝对收益而非相对收益？如何避免“搭便车”的问题以及对“分担成本”的疑虑？
第二，在实践层面，中美需要共同推动在亚太地区建立亚太自贸区（FTAAP）等涵盖中美两国的高水平的国际经济制度安排。与此同时，需要研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RCEP）等机制如何对中美间的另一方开放。中美是否可能达成更具雄心的双边自贸安排，如中美自贸区？
第三，中方可以更明确地回应美国国内一些人对中国试图另建一套国际制度的疑虑，这包括“两行一金”（即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亚洲安全观等。2015年9月习主席访美期间，中美两国已经就这一问题作了较好的沟通。中国对既有的国际制度承诺继续支持和参与，美国也对既有制度的改革以及新制度的建立表示了欢迎。
第四，在地区安全层面，中美学术界需要研究两国都参加的、有较强行动能力的亚太区域安全制度安排。两国政府层面可以先肯定这一发展方向，并在适当时机跟进。
第五，中美两国学术界及职能部门可以梳理两国在海、空、天、网、极地等全球公域的利益冲突点与交汇点，考虑制定中美在这些问题上合作的“早期收获清单”及路线图。
第六，中美两国学术界及职能部门可考虑制定在国际制度建设与改革问题上的“早期收获清单”及路线图。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涉及的问题非常多，绝非笔者一人在一篇论文中可以解决。以上议题只涉及操作化努力的一小部分，提出来的主要目的是激发学术界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做出更具操作化的研究与讨论。中美两国的研究机构如能就这些问题做更多深入研究，并逐渐形成共识，就能为两国外交实践提供更扎实的支撑，也能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再向前推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