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民族之魂

——读邵燕祥的《长城》

我跟太阳跃起在太平洋

水淋淋地登上

北京湾，迤逦而西

曝干了鬃上的水滴

沉淀出历史之盐

……

读到《长城》这开头的几句，不禁拍案叫绝。谁能想到静卧、沉睡了两千年的长城竟变成了一匹飞驰的神奇的骏马！我迫不及待地一口气把这首长诗读完，真如枯肠得酒，欣喜异常。我的审美心理得以满足，民族自豪感得以光大。邵燕祥笔下的“长城”以它那壮阔雄浑的气势，矫若游龙的身姿，振聋发聩的警语，引起了读者的遐思，召唤着民族之魂。

在祖国壮阔的版图上，长城已横亘了两千余年。长城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而且成了人类文明的结晶。多少年了，诗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歌咏着它。他们或则描绘长城的雄伟：“策马出居庸，盘回上碧峰。坐窥京邑尽，行绕塞垣重……”（清·沈用济：《登八达岭》）或则渲染边关的凄清：“断崖万仞如削铁，鸟飞不度苔石裂。嵯岈枯木无碧柯，六月太阴飘急雪……”（元·陈孚：《居庸叠翠》）或则登长城以排遣胸中的郁闷：“……溪冷泉声苦，山空木叶干。莫言关塞极，云雪尚漫漫。”（唐·高适：《使青夷军入居庸关》）或则借长城以抒写人民的苦难：“哭声裂破了娇喉，砖石压折了铁臂；露骨几万人，建石几千里——”（王统照：《长城之巅》）或则以欣喜的心情写到长城的新生：“跟我到中国的田野里去吧，河上的雾都已消逝。在长城，战败者只留下了尘埃和逃窜的马，打倒的破烂的旌旗，重伤和死亡的兵。长城现在所见到的，只是天空，和天空下的田野的和平。”（西班牙·阿尔贝蒂：《长城之歌》）

像这样的不同主题、不同风格的长城诗还能随手举出很多。前人的这些佳作固然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也是对后人的一种巨大的压力。“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应当说这感慨绝不是李白所独有的。邵燕祥写长城首先面临着这样一个考验：如何在琳琅满目的歌咏长城的诗作面前，展示自己独到的发现，独特的构思，写出与众不同的自己心目中的长城。

诗人毕竟是有魄力的，他没有在前人面前望而却步。他坚信几经斗争的反复、几经历史磨炼的共产党人，可以比前人站得更高些，看得更深些。《长城》虽是1981年11月诗人登上八达岭，望着那阔别二十余年的逶迤奔腾的长城，受到触发而后写成的，但诗歌的主题已在他的胸中酝酿很久了。

还是在刚刚拿起笔来的时候，诗人的年青的胸膛里便燃烧着对祖国对人民的一片痴情，他纯真地相信：“中国的土壤是温暖的土壤，有什么美好的种籽不能萌芽？”（《我们爱我们的土地》）不幸的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诗人便蒙受了不白之冤；十年浩劫中，诗人又和我们的民族一起承受了一场巨大的苦难。今天浩劫过去了，痛定思痛，诗人发现留在我们眼前的，已不是50年代的“晨光如海的共和国”，而是劫余的“一片废墟”。诗人曾在另一首长诗中沉痛地唱道：“啊/废墟/这还是我的共和国吗？/这难道是——我在太长太长的寒夜里/梦想着回到辉煌的阳光下用力睁大眼睛/就能望见我熟悉的一切的/亲爱的共和国吗？”（《不要废墟》）这废墟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精神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物质的废墟容易清理，而精神的废墟则不那么容易改变。“四人帮”散布的精神垃圾还不断散发着臭气：把过时的皇历作为“天朝”的经典，抱残守缺、不求进取者有之；丧失国格、人格，在洋人面前一副奴才相，败坏民族的声誉者有之；鼠窃狗盗，损公肥私，大挖社会主义墙角者亦有之……一个人要有灵魂，没有灵魂就如同行尸走肉；一个民族也要有灵魂，没有灵魂就是一群浑浑噩噩的乌合之众。诗人痛感到，要清理十年浩劫的废墟，要振兴中华，首先要振起民族的自信心，要召唤民族之魂！在这首长诗里，诗人通过长城之口，向中华民族的子孙发出了呼唤：“我愿意你们惊叹于我的/古老和气势磅礴/我更愿意在你们的脚下/称你们为当之无愧的巨人/我渴望着——展开在我眼前/有一个同我的存在相称的/崇高/庄严/雄奇瑰丽的事业”。这振聋发聩的警钟般的声音，在嘱咐着我们古老民族的子孙，要他们居安思危，随时准备着“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实际上，在当今世界上，落后就要挨打，只有现代化才能使我们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也正是当代我们民族的共同心理、共同感情。在这急切而焦灼的呼唤中，我们感觉到了诗人那颗对祖国对人民的赤诚的心在剧烈跳动。

为了使这种呼唤更有力量，更能激动人心，诗人保持了现实主义的基调，但又没有局限于单一的现实主义手法。他曾经讲过：“在创作方法上，我赞赏巴金的话：‘我主要考虑的是怎样了解生活，反映生活，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什么主义我不管，也没想过。’我也持这种态度。”当然这不是说诗人在创作方法问题上没有自己的主张。1981年夏天他在一次关于当前新诗问题的讲话中说：“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虽然同世界观有联系；但是既然叫作方法，就不可能是唯一的，就可以多元化。”“我们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在这个方向下，我们提倡沿着现实主义既有经验前进，也可以允许另辟蹊径。”就邵燕祥的整个作品看，他无疑是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但是又没有被现实主义束缚得很死，搞什么“谨严的现实主义”，而是不断地兼采其他创作方法之长，不断地“另辟蹊径”。《长城》就是这种“另辟蹊径”的产物。它的基调是现实主义的，但是没有用一般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去细致刻画长城的雄伟壮丽，去详细描写长城的历史沿革，也没有用直接抒情的方式去渲染长城过去的凄清和今天的巨变。《长城》所用的主要表现手法是象征。

在诗人的笔下，长城不只是横亘两千年、绵延数千里的古代防卫建筑，更是一种象征——中华民族的象征。长城的古老象征中华民族的源远流长的历史；长城的壮丽象征中华民族创造的丰功伟绩；长城的呜咽则象征中华民族的耻辱和血泪。前边我所列举的前人的长城诗，虽立意各殊，但就写法看，都是站在客观的角度，面对长城，借景抒怀。而在邵燕祥笔下，长城成了民族的化身，它的每块砖石都有了生命。听：“我走进你们黑甜的梦/我同钟摆一起振动/我同你们一起起床/同你们一起揉开睡眼/我的望楼/同你们一起刷牙/我的雉墙/同你们一起伸懒腰/同你们一起朝清新的早晨微笑”。这人化的长城，这走入我们生活中来的长城，在前人的长城诗中确乎还没见过。

而且，这首诗对象征手法的运用也不同于一般的象征体诗歌。诗人不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对象征体做客观的描述，从而展现其象征含义；而是使象征体与抒情主人公合而为一：“我”既是长城，又是抒情主人公。这样，象征体长城面对读者，与读者直接对话、直接交流，这就大大缩短了读者的感受距离，诗人的自我形象也可以通过象征体间接地展示出来。比如以长城的口气写出对后代的期望：“不要佝偻的背/不要迷茫的眼神/我的孩子/应有高傲的头颅/高傲的胸脯下/高傲的心”。这样的意思，如果以作者直接抒情的形式出现，就显不出分量。现在出自“长城”之口，每个中华民族的后裔，每个炎黄的子孙，能不深思？而对那些玷污民族传统、败坏民族声誉的罪人，以“长城”的名义痛斥他们是“忤逆的不肖的子孙”，也比诗人出面，显得更加有力。

这首长诗除去以长城作为总体象征之外，还有局部的象征，也可以说是在大象征中套着小象征，层层叠叠。有些细节，看似现实主义的写实，实际是一种象征。“我呜咽过/以胡笳/以觱篥/以牛角号、羌笛、琵琶/以天低云重连绵的雨。”那胡笳、觱篥等的呜咽，当然不是曾在长城边回荡过的凄苦音调的复制，而是中华民族承受的巨大苦难的象征。把长城的“宝贵城砖盗去砌猪圈或卖出换外币”，自然也不是这类丑恶行径的简单写照，而是那些历史罪人出卖民族利益、挖祖国墙角的象征。清代诗人袁枚说：“诗含两层意，不求其佳而自佳”。象征手法由于具有暗示性，往往含两层意，有时还不只两层。这样就使读者不仅要发挥想象力，而且往往要运用思辨力去欣赏；诗情激荡的波纹在读者的心灵中久久不息，从而增强了诗的味道和力度。

《长城》写得很美，这种美主要不在于传统诗论所谓“诗中有画”的图画美，而是一种反映生命律动的动态美。多年来，人们一直以诗比画，强调诗画一致的地方。实际上诗画固然有一致之处，但它们的差异亦很明显。画是一种空间的艺术，向观众展现的是局限在瞬间的空间形象；诗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可以兼有时间艺术的功能，可以随着时间的运动来显示诗人情绪的发展和变化，尤为适宜塑造运动中的形象。莱辛早就认为，动态美“由诗人去写，要比由画家去写较适宜。”（《拉奥孔》）

《长城》的动态美，首先是在于全诗的强烈的感情波澜。邵燕祥的诗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有个显著特点，富于青春的朝气，感情极为充沛。那澎湃的激情有节律地发泄，使他的诗表现出一种生命的自然律动。《长城》正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在这首诗里，诗人对祖国、对民族的真挚的爱化为感情的洪波，在诗人的控制下，犹如滚滚的流水通过九曲黄河，处处涌起浪花，一浪高过一浪。舒缓处如清水一泓，碧波如镜；激扬处如高山飞瀑，倾泻而下。随着感情的变化，自然呈现出一种流动的美。

《长城》的动态美还在于诗人善于控制并表现这感情的波澜。他不是把情感作为凝固的、静止的东西来处理，而是把它们作为一个发展的、流动的过程来写。诗人巧妙地把握了情感变化与时、空的关系，采用了空间时间化的办法。诗人的思想感情附丽在具体的意象上，各个具体的意象间存在着空间的联系，而占据空间的意象，人们依次观赏，就会产生时间的流动感。这样，通过时间的链条，思想感情的发展过程与意象在空间的推移变化就联系在一起了。如：“我一路历数着燕山、太行/风吹草低的敕勒川/长车踏破的贺兰山阙/六畜蕃息的焉支山/注目新嫁娘脸颊上的胭脂/犹如山花照人”。燕山、太行、敕勒川、贺兰山、焉支山等空间意象本是静态的，现在并置在一起，不用加以动态的修饰，就会自然产生一种时间的流动感。

这种动态美又在于诗人巧妙地运用了化静为动的手法。长城是静态的，诗人偏不是着眼于静态的刻画，而是把静态的长城写成动态的骏马：“我从日出奔向日落，我从大海奔向流沙”，“我驰过一个个城池/一个个乡村/一个个家庭”。为了获得鲜明的动态，诗人在描绘这匹骏马时，首先注意选取鲜明的动作，如开头第一节就用了“跃起”、“登上”、“迤逦”、“曝干”、“沉淀”、“历数”、“注目”、“奔驰”等动作性极强的词汇，这样就使全诗充满了跃动之势。其次诗人又注意保持动作的持续性，也就是要让读者看出或体味出，动作将继续发展，而不是趋于静止。比如：“西望星星峡。南望玉门，在嘉峪关/我又急如星火地车转身来/连夜奔向回程/迎着太平洋上的曙光”。特别是结尾：“于是/在每一天日出的第一分钟/我在山海关/浴着海水/沐着朝阳/这样日夜奔波还不够/我要更高地飞腾/我要更响地歌唱”。全诗在动作的高潮中戛然而止，但动作还在持续，读者的思绪也仿佛跨上了这匹骏马，在广袤的大地上无休止地奔驰。

198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