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国内工业旅游研究进展

2.2.1 研究图谱分析

“工业旅游”的产业融合性，学科交叉性特点，使得工业旅游相关研究分布在十分广泛的学科领域内。在“超星发现”这一平台上，以“工业旅游”主题词进行初步检索，共检索到53332个结果，涉及到经济学、管理学（含旅游）等共21个学科（见表2-10），含期刊和学位论文的共12类文献库（见表2-11）。由于这种研究学科的分散性，若仅关注若干旅游或与旅游学科密切相关的学术期刊，无法全面认识和客观评价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与研究态势。同时，考虑到研究成果的学术性和指导性，进一步基于CNKI平台，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力图在更为广泛的文献数据基础上对其研究全貌进行可视化表达。

分析利用CNKI平台，将文献检索式设定为：主题＝（工业旅游or题名＝工业遗产or题名＝工业景观or题名＝后工业景观or题名＝工厂旅游or题名＝企业旅游or题名＝棕地再生or题名＝工业考古）。其中中国学术期刊库，限定为核心期刊和CSSCI来源期刊，共检索到972条记录。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共检索到38条记录，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共检索到641条记录，时间范围为1996—2014年，三个数据库共检索到1651条数据。

2.2.1.1 研究现状

采用上述文献计量方法，得出国内工业旅游研究领域在发文量，核心来源期刊，研究学科分布，核心研究机构、作者及其合作，核心文献，研究热点及其演化方面的基本现状。

（1）发文量年度变化趋势

本次检索共得到国内工业旅游领域研究文章1651篇，时间范围为1996—2014年，其年度变化趋势如图2-6所示。可以看出，1996年至今，该领域研究的发文量整体呈增长趋势。从1996年开始陆续有人涉及这个领域，2002年后研究逐渐增多，2007年达到128篇，2013年达到最高值250篇，成为该领域研究的最高峰。从增长曲线来看，这是一个快速发展的领域，研究论文迅速增多，新的研究不断涌现，从2002年的22篇，到2013年的250篇，在11年的时间里相关论文数量翻了10余倍。

（2）核心来源期刊

通过对来源期刊发文量的统计（表2-7），可以发现，国内工业旅游的相关研究多数发表在建筑与城市规划领域的学术期刊上，除《工业建筑》中相关论文较为集中占比为12%左右外，总体上说来源较为分散，未形成核心来源群。

（3）主要学科分布

通过学科专业的统计（表2-8）发现，建筑科学与工程、旅游两个学科是国内工业旅游研究涉及的最主要学科，共占比重为78%左右，工业经济、资源科学、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文化、考古等学科也均有所涉及。

（4）核心研究机构

本文研究的数据来源包括CNKI平台的期刊论文库和博硕士论文库，尽管期刊论文的来源机构和博硕士论文的来源机构不尽相同，但总体来看，国内工业旅游与研究十分分散。表2-9显示了国内工业旅游领域期刊论文的核心研究机构，清华大学发表论文28篇，居于首位。

（5）核心作者

本次分析共涉及543个作者，其中论文数在2篇以上的有46人。表2-10给出了前10位发表论文最多的作者。

（6）核心研究文献

论文的被引频次表征了该论文的重要程度，表2-11列出了排名前25的高被引论文。可以发现，国内工业旅游研究者关注的主要议题是工业遗保护及再利用、文化景观、产业融合、广义工业旅游发展等。

2.2.1.2 研究热点及其演化

利用CitespaceII软件对检索到的国内论文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通过合适的阈值选择和复杂网络拓扑聚类算法来揭示研究热点，利用文本加权算法自动抽取关键词来作为研究热点标识，最终构成国内工业旅游研究热点全景图（见图2-7），其中，位居前列的研究热点包括“工业遗产”“南京创意产业园”“城市记忆”“城市旅游”“工业遗产旅游”“旅游资源”“旧工业建筑”以及“工业旅游”。从表2-12中可见，从更广泛的学科范围内看，对“工业遗产”相关主题的研究是这一领域多数研究人员关注的重点。

在工业旅游发展的过程中，研究的热点因时代及产业自身的变化而不断演化发展（图2-8）。可见，国内工业旅游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在2000年之前以广义的“工业旅游”为主，包括了“工业景观”“旅游资源”等分支议题；从2005到2010年间，由于2003年国际《关于工业遗产的下塔吉尔宪章》，以及2006年我国《无锡建议》的通过，关于“工业遗产”及“工业遗产旅游”相关研究迅速增多，是工业旅游研究的高峰阶段，研究主题涵盖了“保护与再利用”“文化景观”“城市旅游”“城市记忆”“开发模式”“对策”“旧工业建筑”等；到2010年左右，研究主题仍围绕着“工业遗产”领域，又开始出现“资源型城市”“文化创意产业”“适应性再利用”等具体研究议题。

2.2.2 研究进展

我国工业旅游研究尽管起步较晚，但随着工业旅游实践的发展，从早期的“工厂参观考察”“工厂企业观光”到后期的“工业废弃地旅游”“工业遗产旅游”，工业旅游业态不断充实和丰富，学界对工业旅游研究的议题也日趋广泛和深入，主要议题有：资源内涵与特征、开发条件和影响因素、资源价值及其评价、资源开发模式等工业旅游资源方向的研究议题；市场及游客认知、产品业态与模式的综合和个案分析等工业旅游资源—产品转化过程和结果方面的研究议题；工业旅游的意义效应、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及对策，以及综合规划管理等工业旅游治理领域的研究议题。

2.2.2.1 资源研究

工业旅游作为一种产业融合后形成的新型旅游活动，其资源特征与传统的自然旅游资源及人文旅游资源有较大的差异，其内涵也与依托的工业资源及地方历史与文化精神紧密联系，这方面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

（1）工业旅游资源的特征研究

关于工业旅游资源特征，姚宏（1999）认为工业旅游资源显示出时限性、可进入性，可迁移性、内涵科技的差异性和可展示性，旅游多功能性和多效益性[96]；黄芳（2004）提出企业工业旅游具有强烈的资源依托性，主要依托于企业本身及其周边环境，因娱乐性和参与性不足造成工业旅游的重游率较低，对工业旅游资源的利用需要相关企业具备丰富的旅游管理经验与服务体系[97]；杨振（2009）指出工业旅游资源在产业分工与布局调整因素的影响下，表现出地域与行业垄断属性、弱规模经济性以及进入壁垒特殊性[98]。此外，何振波（2001）[99]、孙爱丽等（2002）[100]、丁枢（2005）[101]等学者都在研究中提出了类似的工业旅游资源的依托／制约性、知识性、多重功能与效益、弱重游概率等特性。同时，随着学界对工业遗产旅游研究的升温，许多学者对工业遗产旅游的资源范围、内涵、特征也进行了剖析。从形态特征上，邢怀滨等（2007）按照形态特征将工业遗产资源划分为可移动的工业文物、不可移动的工业建筑（群）和遗址景观、非物质工业文化三类[102]；从时间维度上，俞孔坚等（2006）考察不同阶段下我国工业遗产旅游资源，梳理了中国近、现代工业发展阶段潜在的工业遗产资源范围、内涵与特征[103]；阙维民（2007）认为工业遗产资源可分为狭义工业遗产（工业革命遗存遗物）与广义工业遗产（工业革命及之前人类技术创造的遗存）[104]；阙维民（2008）又进一步就将中国传统工业遗产资源的时间跨度进一步延展，认为就社会研究的分期而言，中国传统工业遗产资源包含了狩猎文明、畜牧文明、农耕文明时期的资源[105]；佟玉权等（2009）认为工业遗产景观资源具有整体性，它协同了空间、时间和文化因素，具有丰富的自然、经济和社会结构[106]；王晶等（2012）细化了中国近代工业产生后六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工业遗产，认为中国工业遗产资源类型丰富、分布相对集中于沿江沿海、区位条件优越、用地相对集约多元[107]；刘容（2013）则基于近代工业诞生以来至现代这一时间范围内的中国工业遗产的总体状况，提炼了中国工业遗产资源的三个特征，历史渊源特殊、多位于城市中心、损毁严重、风格趋同[108]。张立群（2015）提出工业遗产资源除文化价值、环境价值、教育价值外，更应重视其经济价值的“新资产化”内涵，其包括知识、经济、事业、品牌、能力再生产五个向度，注重工业遗产资源再生产性意义与社会实践[109]。

（2）工业旅游资源的内涵研究

不少研究者关注到工业旅游资源，尤其是工业遗产旅游资源的更深层内涵特征，从结构主义、建构主义等角度对其城市文化、工业文明、场所精神等内涵展开分析。黄芳（2004）研究了工业旅游资源与城市工业、城市品牌之间的联系，认为城市品牌是城市工业旅游资源的精神内核，工业旅游与城市形象和精神相互契合，工业旅游资源将与城市主流文化共同生长[97]；徐逸（2003）提出在社会结构和技术迅速变化的环境中，人类会本能地产生对根源和符号以及保留熟悉物件场所的强烈需要，应该以工业建筑遗产为起点开始重新发掘都市的本质特征[110]；张晓莉（2007）[111]、张希晨等（2010）[112]、郝卫国等（2010）[113]、许建和等（2010）[114]、张宪（2010）[115]等也都认为工业遗产资源作为城市近现代进程中的特殊遗存，是城市记忆的重要依托，探讨工业遗产的保护再利用对城市记忆的积淀、城市文化复兴具有重要意义。刘会远（2008）以德国为例，深入探讨了工业遗产旅游资源的人文内涵，认为劳动神圣的传统、空间规训和权力、技术集合体系的保存、技术文化价值的展现、生产“存在”的哲学体悟，以及后现代思潮的表征，是深刻根植于工业遗产资源中的文化和文明涵义[116]；张毅杉等（2008）提出城市工业遗产资源隶属于文化遗产，是城市居民的精神文化财产和共有空间，是阅读城市的重要物质依托，这一资源具有重要的市民属性和城市精神属性，是市民共享的媒介[117]；刘容（2013）认为中国工业遗产资源的环境特性和意义、工业遗产资源承载的城市文脉和公众参与认同，也即是它的“场所精神”，这一精神能够保护其特色工业遗产资源本体及其对城市与公众的内在意义，也能够诠释其在新历史时期与城市发展共融的新特质[108]；王鑫（2014）从城市文化空间的视角，探讨了工业遗产资源与城市文化空间的关系，认为工业遗产的空间性和时间性与城市文化空间的时间维度和情感维度相互契合，形成共生关系，工业遗产资源是城市文化空间建构和培育的重要内容[118]；柯健等（2013）认为工业设施往往见证了一个城市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历史进程，后工业社会中，工业废弃地等工业遗产资源保留着工业文明与城市文化，其合理的更新是城市转型的重要依托[119]；刘丽华等（2016）认为，东北近代工业遗产资源是一种综合性的地域文化景观，鲜明的殖民烙印之上，更体现出东北地区人民的民族抗争精神和创业精神[120]；隋晓莹等（2015）提出工业遗产资源是城市后工业文化景观构建的重要阵地，生态导向、功能基础和场所精神是构建后工业文化景观的基石，城市后工业文化景观的形态应该融入文化生态关系、打造文化样本效应、形成文化体验模式[121]；楼瑛浩等（2012）提出地区性工业遗产资源是特定时期产业文脉的表达，工业遗产资源的保护再开发，包括对虚质（原有工业文明、工业精神等）的传承，以及对实质空间遗存的利用，同时，结合杭州炼油厂改造地块的开发实例，以“线索重构”为切入点，探讨虚质角度的文脉、行为、反馈线索对空间的营造意义，以及实质角度的载体、模块再利用方针，更进一步提出用“社会线索”从策略上指导工业遗产资源的开发[122]。此外，也有少部分学者就城市内部的工业遗产社区内涵展开研究，如张艳等（2013）认为城市空间和城市文化相互影响和塑造，并以北京京棉二厂为案例，从单位大院的物质空间性特征、单位制度的内涵以及居民的单位情结入手，解读北京现代工业遗产资源的文化内涵[123]；周大鸣等（2012）认为产业工人村资源也构成了一部分的城市记忆，能够展现城市工业与城市本身的发展历史[124]；杨辰（2011）基于“历史—空间—社会”的三维视角，深入分析了上海工人新村遗产社区的产生、发展过程，并阐析其对社会生活和城市空间发展的影响[125]；孙捷等（2014）提出工业遗产社区是城市的文化遗产与文化资本，是城市意象、城市场所精神的体现[126]。

部分研究者注意到新文化地理学对空间的社会关联性与空间文化的解读，阐释工业遗产资源的“地方性”深层内涵。如周尚意等（2011）通过对“北京798”与“上海M50”两个文化艺术创意型工业遗产旅游景区的比较，发现结构主义和人文主义机制共同促成两个景区以景观体现城市的地方性[127]；范晓君等（2012）在比较中德两国工业遗产资源再利用的基础上，提出工业遗产资源是一种社会建构，其价值由当地社会情境赋予，由其所在国家和区域的工业“过去”、民众对工业的集体记忆和行动者博弈共同建构，工业遗产资源是地方认同的锚点，能够帮助形成地方感和凝聚力[128]；其后，基于建构主义理论，具体分析了广州红砖厂的空间置换，发现其向旅游者传达出的主要是消费文化意义而非工业文化内涵，因此与工业遗产资源保护利用的初衷初显背离（范晓君，2015）[129]；丁新军等（2014）则在新文化地理学范畴内，构建了基于“地方性”的工业遗产资源适应性再利用概念模型（图2-9），即工业遗产的“地方性”表现为以下几点：①认同历史和过去所产生的地方性；②视“文化”为关键特征，突出文化的空间功能；③认识到景观既是客观实在，也是意识作用；④承认社会文化、政治权利对景观的影响，及存在多文化共存的“第三空间”；⑤认同文化引起空间的迅速变化，以时间压缩和设计为地方可持续房展指南；⑥是包括了地点、场所和地方感的综合系统，工业遗产的地方认同是地方性得以成立的基础；⑦需要建立不同的主体和不同空间尺度基础上；⑧将“地方性”视角的工业遗产空间视为社会关系，强调主体性的话语建构；⑨全球化语境下地方感的弱化要求工业遗产资源制造地方感[130]。

（3）工业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研究

由于城市工业资源是工业旅游发展的前提和依托，生产性工业景观资源与工业遗产资源的空间分布都显示出十分明显的区域特征和区位指向（吴杨等，2015）[131]，这使得工业旅游资源的开发条件、发展方式及开发的产品业态模式与其地域分布具有密切联系。为此，许多学者从区域和空间的角度对工业旅游资源的特征进行了研究（涂晓华等，2010）[132]。

就全国尺度来看：姚宏（1999）从工业旅游活动游客的流向关系、企业所属产业布局的特点等角度，指出游客对不同类型的工业旅游业态的选择及其地理流向与各地区资源禀赋条件、经济地理环境及经济政策密不可分，如沿海开放地区的工业旅游资源多为高科技工业和出口创汇加工工业，中西部地区的工业旅游资源则以资源型工业、重工业为主[96]；吴相利（2002）将工业旅游资源与其他旅游资源进行比较，指出工业旅游资源所在地域空间范围大小与其特色突出程度之间具有重要联系[133]；顾小光等（2006）以2004—2005年全国180家工业旅游示范点为例，探讨我国工业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概况、分布密度及与客源市场的空间联系，提出我国工业旅游示范点的区域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在山东、浙江等工业大省，与所在地城镇人口的耦合度较高，呈现出较强的客源市场导向性特征[134]；吴杨等（2007）则对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及其所属行业的区域分布特征及空间密度差异进行分析，探索这些特征与各区域工业发展特征的相关性[135]。张洁等（2007）对我国工业旅游企业的地域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发现工业旅游企业多位于区位条件良好的中心城市或地区[136]；扬振（2009）运用份额集中度指数分析我国工业旅游企业的空间集中程度，指出其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工业地带、长江沿岸工业地带、陇海－兰新工业地带，以及沪宁杭工业基地、京津唐工业基地、辽中南工业基地、珠江三角洲工业基地，但集中程度呈下降趋势[137]。

就区域尺度而言，部分学者重点研究跨区域及省域范围内的工业旅游资源分布特征，如：韩福文等（2010）提出东北地区工业遗产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带和大工业城市，具有点轴分布的空间特征，其开发应以点轴开发模式为主，同时实施双核结构模式、点辐射模式[138]；佟玉权等（2012）着重以东北老工业区为研究重点，提出工业遗产资源由物质和非物质工业遗产要素共同组成，是一种中观宏观层面上的异质性区域，它具有多层级机构，多种功用价值，依托于自然环境而存在，“时间”“空间”和“文化属性”的三位一体才能构成相对完整的工业景观遗产资源，同时，应该自下而上逐层分析工业建筑（群）景观遗产、城市工业区景观遗产、工业城市景观遗产和工业区域（带）景观遗产等不同空间层级的工业景观遗产[139]；俞孔坚等（2007）对农业时代与近代工业史上联系南北交通的重要廊道—大运河工业遗产廊道沿线的资源进行分析，提出其工业遗产资源分布形成了以苏锡常三地为中心，杭嘉、镇湖为次中心，串联运河沿岸各中小城镇节点的整体空间格局，其中以无锡工业遗产资源最为完好和丰富[140]；李虹等（2008）认为辽宁工业旅游资源分布密度的空间差异性十分明显，呈现出以沈阳、大连两大城市为主集中分布，以沈阳为中心辐射分布的态势[141]；刘丽华等（2016）从文物保护单位的视角分析东北地区的工业遗产资源，提出其在空间上主要分布于中东铁路沿线及其附近[142]；崔卫华等（2016）针对我国跨区域、大尺度的线性工业遗产资源—中东铁路进行研究，提出分布最密集的区域是黑龙江和辽宁，由于城市区位战略性、交通网络性、资源储备等因素的影响，遗产资源的总体分布呈层次化特征[143]。

就城市尺度而言，很多学者基于城市整体或市辖区域对工业旅游资源的空间特征进行研究。李炯华等（2005）以独山子为例应用区域旅游开发的昂谱（RMP）分析模式探讨专业化城市的工业旅游开发特征及其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144]；李开宇等（2002）运用空间分析法研究了江西德兴铜矿的工业旅游发展，根据其连通度提出空间拓展方式[145]；张鲁滨等（2011）以“点一轴渐进理论”为指导，探讨了烟台市旅游资源开发现状和工业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特点[146]；吴杨等（2015）发现上海市工业旅游资源呈弱集聚型分布，旅游网络空间整体趋于环网型，而且不同类型工业旅游景区空间集聚与连接程度不同[132]。展二鹏（2010）以青岛旧城老工业区为例，分析了城市体制、空间结构变化对城市功能布局及工业遗产资源形态的影响[147]；刘伯英等（2010）认为北京工业遗产资源在空间上包括“片区”和建构筑物“单体”两个层面，具有一定规模的“片区”资源丰富集中，能较完整地反映出相应时期的历史风貌特征，“单体”区可作为城市工业遗产资源亮点，体现资源的原真性[148]；而进一步拓展到城市复兴层面，刘伯英（2015）认为城市复兴的空间层次有三个不同的尺度，包括以某个厂区为代表的城市地段的尺度，工业区尺度以及城市和城市群尺度，不同空间尺度城市复兴的内容和范围各有差异[149]。

2.2.2.2 资源价值评价研究

一些研究对工业旅游资源的评价方法和评价体系进行了分析，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工业遗产旅游资源价值的评价方面。

（1）工业遗产旅游资源价值的定性评价

工业遗产资源承载着工业文明历程，对其价值的准确认知有助于资源保护与再利用。国际工业遗产保护联合会（TICCIH）于2003年发表《关于工业遗产的下塔吉尔宪章》，其中指出：工业遗产是指工业文明的遗存，它们具有历史、社会、科技、建筑或科学价值，也可能因其建筑设计和规划方面的品质而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中国工业遗产保护论坛于2006年通过《无锡建议—注重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工业遗产保护》，其中将工业遗产定义为，具有历史学、社会学、建筑学和科技、审美价值的工业文化遗存。这些界定也同时高度概括了工业遗产价值。

就工业遗产旅游资源价值的定性评价来看，邢怀滨等（2007）认为工业遗产作为一种遗产资源，本征价值体现为历史价值、科技价值、美学价值，其功利价值则体现为经济价值、教育价值。工业遗产的功利价值与本征价值有时会出现冲突，其直观表现为工业遗产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冲突，工业遗产的价值研究对于解决城市工业遗产资源的认定与分级，明确城市工业遗产的具体保护对象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102]；骆高远（2008）提出工业遗产资源具有旅游价值，建立在工业遗产资源保护利用基础之上的工业旅游是对工业遗产价值的重新认定[150]；寇怀云（2010）认为工业遗产资源的核心价值在于其技术价值，由使用价值和艺术、历史与技术三种见证价值共同构成，工业遗产资源保护与再利用的核心就是保护工业技术的价值[151]；陈凡等（2014）提出工业遗产的价值生成过程，即发端—确立—重现，是由科技的进步更新，到遗存价值社会建构的达成，再到文明传承中的体认的过程[152]；章晶晶等（2015）认为工业遗产旅游资源评价体系由资源价值、开发因子和旅游因子三个维度构成，提出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其进行结构性评价[153]；顾承兵（2004）认为上海产业遗产的价值，包括情感价值、历史价值（文化、艺术、科技）和使用价值三个方面[154]；刘伯英等（2008）分别从历史、文化、艺术、经济与技术等方面对北京工业遗产资源的历史价值进行分析[155]；张晴等（2011）着重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工人住区为代表的街坊式住区的历史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156]；袁友胜（2012）以洛阳“一五”工业住区分例，分析其内涵价值（历史、文化、艺术、技术）与经济价值（区位、实体再利用与旅游）[157]。

（2）工业遗产旅游资源价值的定量评价

张毅杉等（2008）借鉴生态因子评价方法，选取历史价值因子、文化价值因子、社会价值因子、美学价值因子、技术价值因子和经济价值因子，提出工业遗产旅游资源价值评价和计算的相应方法[158]；谭超（2009）以环境经济学中的资源价值理论、效用价值理论为理论基础，对工业遗产资源的经济价值进行分析和评估，得出工业遗产资源经济价值的量化结果[159]；谭超（2009）又采用CVM（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方法，通过支付意愿调查（Willingness to Pay），量化分析了北京焦化厂工业遗产资源的非使用价值，包括存在价值、选择价值和遗赠价值[160]；韩福文等（2010）采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建构四个层次构成的东北旅游价值评价体系，由上至下分别为总目标层、综合评价层（工业遗产价值和区位条件）、项目评价层和因子评价层[161]；李丽等（2010）同样采用专家法与AHP方法，构建辽宁省工业遗产旅游资源评价系统，包括目标层、由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构成的综合层，以及要素层与因子层[162]；佟玉权等（2010）基于价值导向、综合性与主导性结合、整体性、等级系统原则，以工业遗产资源地（工业遗产地段及其构筑物）为评价对象，构筑了工业遗产旅游价值评价指标体系，共涵盖4个大类指标和16个类型指标[163]；刘凤凌等（2011）在确定工业遗产资源的内在价值与可利用价值评价要素的基础上，对三线建设时期重庆工业遗产价值进行较为详尽的量化分析[164]；崔卫华采用了应用较广的意愿调查法（CVM, 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具体测算了辽宁工业遗产资源的非市场价值，其中特别关注到，对WTP（支付意愿）与WTA（受偿意愿）这两个福利测度指标的不同选择，使得CVM在应用中呈现的分析结果也不同, WTP与WTA的差异值与受访者前往工业遗产地的次数和受教育程度分别呈显著的正相关与负相关关系（2013）[165]；并进一步鉴于上述差异，根据我国国情，对CVM方法进行本土化改进，用义务工和货币相结合的支付方式，用WTP作为测度指标，在问卷调查中增加预调查环节，从而量化评价了辽宁工业遗产资源的总经济价值（2014）[166]；王明友等（2014）则借鉴国家旅游局颁布的《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方法，及工业遗产资源自身价值的特殊性，选定历史价值、社会价值、艺术价值、科技价值、区位价值、经济价值为评价体系的一级指标，构建工业遗产资源的价值评价体系，并对辽宁工业遗产资源赋值评分，阜新海州露天矿，老龙口酒厂、铁西工人村位列前三[167]。此外，王慧等（2014）聚焦于我国农村的工业遗产旅游资源，采用多层次灰色综合评价方法分析农村工业遗产资源的旅游价值，指出农村工业遗产资源的旅游价值主要是由其内在条件，即社会价值、历史价值、精神价值、审美价值等决定[168]。

2.2.2.3 开发模式研究

许多研究对工业旅游资源开发的条件背景、发展潜力及开发的空间模式进行进一步分析，研究路径较为相似，只是对于资源开发方式归纳的结果有所不同。

（1）工业旅游的开发条件与潜力研究

学界对于工业旅游开发条件的分析，多数集中于工业旅游资源向产品的转化过程，重点探讨的是在何种条件下，可以将已有资源开发成为有吸引力的工业旅游产品，其论述角度多是微观的，集中在开发企业本身，如裴泽生（1997）[169]、赵青（1999）[170]、鞠文风（2001）[171]等学者的研究；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在工业旅游资源向产品转化的过程中，其开发条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如黄芳（2004）提出工业旅游资源开发受基础、核心和条件三方面因素的影响，工业企业要开展工业旅游活动，应该具备丰富的旅游管理经验和完善的旅游服务体系[97]；王宝恒（2004）从旅游活动构成要素的角度出发，具体研究了工业旅游的开发条件和风险，认为开发工业旅游，要充分认识资源的主体条件如客源数量结构及特点、客体条件即资源的定向吸引力与垄断性，以及媒介条件如旅行社[172]；耿建忠（2010）采用旅游产业区位熵、弹性系数和集中系数等相关指标，具体分析我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16个地级资源型城市，阐释其工业旅游发展的潜力和问题[173]。

（2）工业旅游资源开发的空间模式研究

在适合的开发条件与开发背景下，工业旅游资源在不同的地域空间范围内转化为工业旅游产品，形成了较为丰富的开发模式，当前研究者对这一领域进行了较多的综合和个案研究。就全国尺度而言，主要研究有：姚宏（1999）将我国工业旅游的发展模式分为都市综合型工业旅游，特色工业城市的工业旅游和名胜旅游区的工业旅游[96]；丁枢（2005）将工业旅游资源开发类型概括为，专业型，公园型，综合型和特定型[101]；李蕾蕾（2002）以德国鲁尔区为例，总结其在逆工业化背景下为实现区域振兴和形象转变而开展的工业遗产旅游实践，指出这一地区工业遗产旅游的区域一体化开发模式对中国城市更新等方面具有启示意义，提出工业遗产旅游发展模式包括综合开发模式、博物馆开发模式、区域一体化模式、公园游憩模式[34]；李蕾蕾（2003）又从分析中国工业旅游发展的微观过程着手，指出中国工业旅游在产生的最初，往往以企业政务接待的形式出现，具有受政企关系体系影响的特点，从而形成中国工业旅游独特的供需特点和协作模式，即中国的工业旅游在供给方面，表现出很强的旅游管理部门和相关产业部门协同模式，形成与西方国家工业旅游的显著差异[90]；曲薇薇等（2003）从时空层次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在时间层面上，工业旅游有三个发展阶段，并总结三阶段工业旅游资源的开发类型为流程游览型、互动体验型、主题体验型[174]；俞孔坚等（2006）认为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的模式包括城市开放空间、旅游度假地、博物馆、会展中心、创意产业园[103]；涂小华等（2010）认为我国工业旅游资源地域分布广泛且相对集中，工业旅游资源的开发呈现出产品、综合性景区、综合旅游三个模式层次[132]；吴杨等（2007）提出了我国“工业旅游基点型模式”和“工业旅游一体化模式”[135]。

就区域尺度而言，韩福文等（2010）提出东北地区工业遗产资源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带和大工业城市，应以点轴开发模式为主进行开发，同时采用双核结构模式、点辐射模式等[175]；李虹等（2008）认为辽宁省的工业旅游开发应遵循三种模式，即工业旅游区域化运作模式、工业生产游与工业遗产游协同发展模式、工业游与常规旅游互补发展模式[176]；鲍捷等（2009）总结矿业遗产资源保护与旅游开发模式，认为宏观上包括矿区单独开发，与周边工业遗产、矿业城镇、其他旅游景区联合开发的模式[177]；何军（2011）对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工业遗产资源构成及旅游利用情况进行分析，提出四种区域发展模式，政府主导、区域合作、点－轴开发、创意产业带动[178]；许正中等（2011）提出内蒙古构建“大金三角”和“小金三角”多元化工业旅游区，创意推动工业旅游的发展方式[179]。

就城市尺度而言，李开宇等（2002）[145]和史兴民（2009）[180]分别以江西德兴铜矿和山西平朔安太堡煤矿为例，提出矿区旅游资源在空间上具有各类文化景观要素聚集地相对隔离的特征，其空间规划模式应以矿区为主，形成生产观光旅游中心、生活文化旅游中心，商贸游憩活动中心，煤矿文化展示区；李炯华等（2005）应用区域旅游开发的昂谱（RMP）分析模式，以独山子为例，探讨专业化城市这一类城市群体的工业旅游开发特征及其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144]；郑斌等（2009）提出资源型城市可以采用观光体验模式、博物馆模式、园区一体化模式与区域联合模式开发工业旅游[181]；鲍茜等（2012）、孙艳等（2013）基于洛阳市工业遗产的特殊性，提出应该将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相结合，利用空间分层、叠合分区的方式[182]，将“工业整体风貌、工业历史地段、工业历史建筑”三个工业遗产资源保护的层次要素，与名城保护框架的“古城格局风貌、历史文化街区、文物古迹保护单位”三个层次相对应[183]；宋莹莹等（2014）采用AHP定量分析方法，研究资源枯竭型城市旅游发展战略，提出阜新工业遗产旅游的博物馆模式、原始保护模式和公共休闲模式[184]；李小云等（2015）以江西虎山造纸厂为例，提出了城郊工业旅游的综合体开发模式[185]。

2.2.2.4 市场与产品研究

（1）工业旅游产品的市场认知与潜力分析

工业旅游的资源—产品转化过程也是工业旅游不断为市场认知、进行市场定位与市场开发、接收市场反馈并修正产品的过程，因此，许多研究者对其市场潜力，目标市场定位、市场认知、体验评价、地方性与原真性感知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一是旅游者的工业旅游偏好与体验评价。马文斌等（2004）通过旅游者的动机分析，将工业旅游的游客划分为商务调查型、学习参与型和观光游览型三类，并对各部分市场的需求特点进行了分析，指出以怀旧为目的中老年旅游市场是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市场[186]；颜丽虹等（2005）基于问卷调查数据，运用SPSS统计方法分析柳州市的工业旅游感知，发现工业旅游游客普遍注重工业旅游产品的社会价值，认为工业旅游产品暂时无法取代传统旅游产品，青少年及老年旅游者群体分别对工业旅游产品的奇异性、知识性、便捷性认可度最高[187]；汪希芸（2010）调查了大学生、在职青年、老年群体对工业遗产旅游产品的感知，总结其不同的需求与偏好[188]；陈芳敏（2012）以杭州工业遗产旅游为例，采用Gronroos价值理论的四个维度构建评语集，并运用HERITQUAL模型五个因子分析评价旅游服务质量，分析游客对杭州工业遗产特殊历史、文化、科学、技术价值的体认和对服务的感知[189]；张威等（2014）基于体验经济理论，在构建工业旅游体验营销要素—游客感知度影响模型的基础上，经过问卷调研，发现广告和宣传品、事件营销、操作体验、主题口号、政府支持依次对游客感知度具有较大影响[190]；姜晶（2014）运用认知心理学与体验经济理论，主要对企业观光型工业旅游产品旅游者的体验质量与消费者生成内容进行调研分析，提出E-SENSE客户体验管理及体验价值链，即工业旅游应该使游客在良好的体验情境中达成高质量体验（S-E-N），促进体验内外效应（S-E）的实现，从而推动工业旅游品牌的建立和传播[191]。

二是工业旅游的原真性、地方性、生产／消费文化感知。林涛等（2013）围绕工业遗产的原真性内涵，对9处上海工业遗产进行问卷调研，发现遗产和地方内涵揭示是影响游客真实性感知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在上海工业旅游中，各类主体的忽视，导致工业遗产地在被改造再利用中呈现原真性弱化倾向，地方社区居民生活的真实性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干扰甚至消失[192]；周尚意等（2011）从结构主义与人本主义出发，通过问卷与访谈，分析北京798与上海M50创意艺术区的艺术家、经营者和旅游者，认为三类群体在这两个工业遗产旅游区所展示和感知的地方性，其深层情感认同较少，缺少人文主义的内在机制[127]；范晓君等（2015）对广州红专厂的游客进行访谈发现，旅游者通常将这一工业遗产旅游景区感知为文化艺术和休闲消费场所，而不是工业文明的记忆空间，它传递出新的消费意义而非工业文化内涵，是工业文化向消费文化转变的映射[129]。

考察当前我国工业旅游实践与相关研究，可以发现：一方面，在工业生产旅游中，学生、老年人和部分当地居民构成市场主体。其原因在于：工业旅游具有知识性、科普性和参与性特点，由于工业旅游经营主体的要求和特点，往往只针对团队游客开放，其媒介渠道也经常选择具有组团能力的旅行社、学校和社区管理协调部门等机构，因此学生成为重要的客户市场；而老年人的怀旧与追忆需求，以及其较为充裕的可支配时间，使得银发市场也是众多工业旅游经营主体所看重的目标市场之一。因此，对这一类工业旅游市场的研究，多数以目标市场定位、需求偏好分析为主题。另一方面，在工业遗产旅游中，游客主要以休闲游憩为目的参访工业遗产旅游景区，目标市场分类较为困难，当前研究议题以游客对其文化与地方性内涵、原真性感知等为主。此外，因工业商贸活动等产生的商务、考察、会议（展）游客，数量和频次较多，需求较为恒定和持续，是十分重要的为工业企业旅游所独具的客户市场，但因其往往是许多工业旅游经营主体的接待工作对象，大多情况下并不计入相关数据统计，难以进行相关深入分析，故而，对这部分市场的研究较为少见。

（2）工业旅游产品的开发模式分析

工业旅游资源在企业自发推进、政府积极推动、市场需求导引等合力的作用下，转化为直接为旅游者所认知和消费的工业旅游产品，其旅游内容与内涵各不相同，其形态和空间尺度也各有差异，从而形成不同的工业旅游产品的开发模式及与其相适应的发展战略，众多学者在不同的空间尺度内，对这一领域进行了综合和个案研究。

部分较早期的研究着眼于对我国工业旅游产品开发模式的综合分析与总结，主要有：吴相利（2003）以2001年国家旅游局公布的工业旅游示范点为样本，提出中国工业旅游产品开发的十大模式，即大庆模式－城市型、鞍钢模式－场景型、汾酒模式－文化型，隆力奇模式－外延型等[193]；黄芳（2003）将工业旅游产品开发的定位总结为六种类型，自然景观型、民族文化型、企业成长型、艺术型、历史型、地区型[194]；认为国内现形成四种主要工业旅游产品开发模式，包括，特定产品生产开发模式，怀旧产品开发模式，先进工艺开发模式，工业参观和传统旅游相结合的综合模式（黄芳，2004）[97]。

更多研究着重于区域、城市或城市内部较小空间尺度内工业旅游产品的个案研究，研究路径较为相似，都是在对某区域或某类别的工业产品项目开发条件、背景、现状及问题等作出分析后，提出产品进一步深化和持续发展的模式及政策建议。主要研究有：潘顺安等（2006）[195]、王慧等（2009）[196]、何军（2011）[197]、佟玉权等（2012）[139]、韩福文等（2010）[198]对东北；顾琨（2013）对上海[199]；霍孟杰等（2006）对河南[200]；陈文君（2004）[201]、范晓君等（2013、2015）[202][129]对广州；李小波（2013）对自贡[203]；黄静波（2006）对郴州[204]；谢红彬等（2005）对福州马尾区[205]；马文斌等（2004）对宝钢[186]；梅林等（2005）对长春一汽集团[206]；李小波等（2003）对三峡古盐业遗址[207]；鲍捷等（2009）对安徽铜陵矿[177]；郭青霞等（2004）对平朔煤矿[208]等的研究。

2.2.2.5 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

许多学者从更为广域的视角出发，就工业旅游产品与传统旅游产品、其他产业及城市自身发展相融合与互动，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机制、工业旅游发展的管理与规划等方面进行探讨。

（1）工业旅游发展的发展战略研究

首先，许多研究者探讨城市发展、社会经济变迁背景下工业旅游的发展潜力与战略方向。如，范晓君等（2012）对中德两国工业遗产旅游的对比研究表明，德国的工业遗产旅游再利用过程是在逆工业化、社会运动和美学认识改变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发展过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注重彰显遗产内在价值和遗产本身的价值认同，中国的工业遗产是在快速城市化和城市更新背景下，工业建筑等再利用受到关注过程中，主要自上而下由政府推动，更加偏重资源的保护再利用及其经济价值[128]；张毅杉等（2008）认为要用整体观指导城市工业遗产资源的保护与再利用，既要自上而下，从城市与地区出发进行宏观考察；也要自下而上，从市民及遗产本体角度进行微观探索，城市工业遗产资源与其他的城市功能与空间相互渗透交织，是城市或地区其他功能的补充、驱动点或焦点[209]；同时，城市工业遗产资源的功能与空间能否有效植入城市，融入城市公共游憩空间系统，是其保护与再利用获得成功的关键，要将城市工业遗产资源纳入城市的游憩廊道与节点体系，如滨水空间、文化性景观线路等（张毅杉，2008）[117]。

其次，工业旅游与其他产业和城市协同发展模式研究。工业旅游作为产业融合的产物，作为旅游系统与城市整体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持续发展能力往往依托于与其他产业、传统旅游业态及城市整体发展的融合广度与深度。李慧栋等（2006）等结合丹朱岭旅游景区规划案例，提出了以工业旅游产品为主导的综合景区开发模式，整合工业景观、自然景物与文化古迹的优势，丰富旅游产品体系；[210]常江等（2007）以四川嘉阳煤矿芭蕉沟矿区工人村落为例，提出在保护整体风貌完整性的基础上，开发综合旅游项目[211]；鲍捷等（2009）从宏观视角探讨矿业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过程，认为可以采用矿区单独开发，与周边工业遗产、矿业城镇以及与其他旅游景区联合开发等模式[117]；韩福文等（2013）探讨了工业遗产与工业文化及城市文化的关系，并以辽宁工业遗产为例，提出通过对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来建设工业特色文化城市的基本路径[212]；顾琨（2013）探讨上海滨江地区的工业遗产改造过程及问题，从规划保护、丰富工业遗产景观类型、塑造整体历史氛围、加大民间资本投入等方面提出浦东新区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建议[213]；王娟等（2013）基于空间生产理论，认为城市闲置工业空间应从“空间内的生产”转为“空间的生产”，以艺术为媒介、以政府和资本作用为驱动力，运用空间生产过程、空间正义、空间权力、空间资本循环等理论，驱动城市闲置工业空间的旅游开发，可采取的策略包括，工业生产过程活化与多样化开发、产业链导向的创意旅游综合体塑造、社区参与下的资本与艺术平衡等[214]；韩福文等（2014）运用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理论，认为沈阳老工业城市工业遗产保护应采用城市整体意象保护模式[215]；荆立新等（2014）以哈尔滨为例，提出将哈尔滨市工业旅游与冰雪旅游联动发展，从而拓展旅游产业链条，并使工业旅游从鼓励发展走向协同发展[216]；吴杨等（2015）认为上海工业旅游应进行整合式、一体化开发，筹划和组织工业旅游线路和工业旅游区，将工业旅游产品融入常规旅游产品的空间布局，并探索工业旅游景区与周边城区、社区联动发展，实现“城旅融合”与“产城融合”[131]。

（2）工业旅游发展管理与规划研究

首先，国外工业遗产保护体系介绍。王高峰（2014）介绍了美国工业遗产保护体系萌芽及发展过程，总结其组织机构、法律基础、资金保障、人才培养、公众教育及运行模式，并构建了美国工业遗产保护体系运行机制模型（见图2-10），认为这一体系的各要素，由上至下相互协同作用，保障各方利益，共同推动工业遗产的保护，实现工业遗产最优配置[217]；王晶（2012）介绍了英国“工业遗产公众开放研究”的调查成果，分析了英国在工业遗产保护、管理和运营方面公众参与状况及其作用，为我国工业遗产的公众参与提供借鉴[218]。

其次，探讨了我国工业旅游发展的利益主体博弈协同机制。范晓君（2008）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分析阜新工业遗产旅游，构建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资源利用动态优化模型，提出要在满足各相关者利益诉求的基础上，动态管理和监控工业遗产资源的利用过程，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循环，关注不同阶段利益相关者的更替和演变[219]；罗彼德等（2013）通过对国内外案例的剖析，发现政府尽管是这一保护工作最有力的推动者与参与者，但也可能导致项目拖延、与其他公共利益集体发生冲突，提出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的积极效应与持续性，取决于能于互相竞争的各方利益的诉求中取得平衡，体现更广大的公共利益[220]；薄茜（2012）认为利益相关者角色的错位制约了我国的工业遗产旅游保护和开发，明确各利益相关者定位有助于建立合理的利益协调和分配机制，并提出政府—调控者，社区居民—参与者，旅游者—体验者，媒体—传播者的定位体系[221]；刘欢等（2014）从沈阳市工业遗产社区利益相关者角度出发，认为社区参与和利益协调是工业遗产保护性旅游开发的前提[222]。

（3）工业旅游发展的复合机制、创新路径和政策制度研究

胡晓晶等（2010）认为焦作旅游产业发展需要政府主导、企业效率和社会需求驱动[223]；叶红（2013）考察我国69座资源枯竭型城市，提出以绿地开发、棕地再评价和创新开发、新吸引物创造为路径，在城市资源再评价、重构、再分配机制的作用下实现城市转型[224]；李小波（2013）以自贡为例，提出资源枯竭型城市重构城市生命体的振兴路径—文化复兴、景观复建和旅游复活[203]；佟玉权等（2012）提出工业景观遗产是一个多层级结构系统，由工业区域（带）景观遗产、工业城市景观遗产、城市工业区景观遗产和工业建筑（群）景观遗产共同构成，因此，其保护利用应该具有整体观和层次观，合理运用规划约束手段与整体价值评价方法，形成大尺度工业文化景观遗产完整性保护的管理机制与法律法规体系[139]；刘丽华（2015）引人路径依赖理论框架，指出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工业遗产社区形成“单位制”“政府主导”保护路径，并衍生出体制、政策、主体及资金方面的负锁定效应。在以旧城改造为主导模式的城市更新进程中，应通过构建多元化保护主体，创建遗产保护政策体系，建设社区商业综合体，创新产业化利用方式等路径，突破保护路径的闭锁效应，实现工业遗产社区保护与城市发展的良性互动[225]。

就工业旅游发展的政策、制度、法规、规划等政府治理因素的影响及作用方式，范晓君等（2013）以广州市工业遗产为例，探讨旧城改造与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制度的推动作用，提出政策在引导和推动工业遗产地可持续转型中具有关键作用[202]；刘晓东等（2013）针对工业遗产资源保护与管理不完善的问题，构建了以政策为导向的工业遗产规划体系，并认为工业遗产的可持续利用应以政府主导帮扶以及社会公众参与为主要方式[226]；李爱芳等（2011）通过对比较国内外工业遗产保护的立法、行政及资金管理，提出我国应构建合理的以保护法为核心的工业遗产政策和法律环境[227]；崔卫华等（2010）阐述了工业遗产保护与城市规划对接的方式，包括明确工业遗产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中的定位，管理体制上突破行政束缚、建立协调机制，城市规划中体现工业遗产的分级保护原则，和全民参与的理念[228]；张松（2015）分析了上海世博会等重大活动、市区两级政府不同主体推进区域整治开发过程中工业遗产的保护状况，认为由于政府的强力推进及规划引领，黄浦江两岸的工业遗产得到了适度保护，肯定了城市规划对工业遗产的保护作用[229]。毛毅静（2014）基于工业遗产教育管理的新视角，提出有必要呼应UNESCO倡导发起的世界工业遗产教育理念，开展基于大都市背景的学校教育[230]。

（4）城市工业遗产治理系统的法理学和社会学思考

冯林（2015）从法理学、传播学、社会学的综合视角出发，以黄石市为例，阐释传媒对城市申报历史文化名城、世界文化遗产过程中对工业遗产治理系统的建构，提出“媒体中的工业遗产治理系统”。认为，申报前后多方力量通过传媒信息塑造了三重认同，①“道德性认同”——连接精英和官方诉求，工业遗产的传媒叙述由“悲情”转变为“温情”，工业遗产治理系统初步形成；②“习惯性认同”——形成“有法律性质的规则和安排”下的“工业遗产治理共同体”，其诉求主体边界更加清晰地体现为专家、官员、工人、地方组织、传媒；③“行政性（权力）认同”——工业遗产“社会治理的法理性重构”完成，得以构建具有城市乡土性的情景图式，其集中于黄石精神、乡土性和生存策略。这三重认同与工业遗产保护法律嵌套同构了黄石“工业遗产治理系统”的完备体系。总之，传媒建构的黄石工业遗产治理体系构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治理的法理性重构，但依然存在虚无性、遮蔽性，在官方和精英群体之外，应更多地引入其他群体的诉求[231]。这一研究涉及工业遗产旅游开发之前和之后的大跨度时间范围，同时关注到不同时间阶段的开发主体及其需求，并引入了法理学理论和传媒信息这一新的分析视角，对于建立动态、科学、完整的城市工业旅游治理系统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