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9章 断桥（从维熙文集②）(32)
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主要靠回忆往事打发日子，我怎么能忘记过去呢？也许正是因为我难忘过去，在老朱来看我时，我才违心地和他拉开了一点距离。
当着他的面，我没有告诉他我已然检查出来癌症，我甚至恳求大夫，对我女儿也封锁消息。这样做对我实在是苦不堪言，但我懂得什么是爱——过去，老朱曾这样爱护过我——他为此当了囚徒。
为了让老朱彻底绝了和一个癌症患者组织家庭的念头，以免除他的先喜后悲，给他再留下新的创伤，我不得已拿出来他（你知道‘他’是谁）的来信。当老朱认真地去读那封信时，我心情矛盾到了极点，几次想把实情告诉他，几次又把吐到舌尖的话咽回去。我自己对自己说：徐虹啊！你要承受得住感情的煎熬，熬过这个时辰，对老朱和你的良心都是个解脱，干脆就用这封信开始冷却我们之间的关系吧！
谁知就在这个时刻，女儿小飞来病房了。她不知深浅地向老朱谈了她对人生的看法，并从她的角度明确地表示了对我们结合的忧虑。我虽然不赞成她的生活态度，但是她对我们俩的事情的结论，正是我力求的。因此，我并没有过多谴责女儿的疯话——因为她无意中又把我们的距离拉得更远了一些。远些就远些吧！只有远一些，老朱才能去赢得他新的幸福，而不至于被我这个癌症患者缚住手足。
老朱离开那间屋子时，神情十分激动。他可能认为我们母女串通在一起，一块儿在他面前演戏！
这也只好由他去了，他经过阵痛之后，新的生活一定会萌发——这是一个尊敬并深爱他的女人，闭上双目后在另一个世界所苦苦期待的。
叶涛！我求求你，千万不要对老朱透露一点其中的内情。不然，我几个月的自我煎熬，都将付之流水，那将把我个人的不幸导致给他，我在九泉之下也不能安宁。
当然，我的病不排除好转的可能，尽管这种可能几乎少到没有。我怀着能活下去的意念生活，就看老天能否体察一个女人的半世艰辛了！
我肝区又开始疼痛了，大夫已经让我服用五毒：蝎子、蜈蚣、长虫……应在将来能见上你一面——或在长安大街，或者在火葬场。
徐虹
×月×日
我双手颤抖着把这封信折叠起来，装进我的衣兜。在小飞面前，我尽量抑制着涌上眼角的泪水，可是小飞却轻轻地呜咽起来，她断断续续地说：“妈妈一直以为这封信已经寄到你手里了，前几天一直念叨着没接到你的回信。最可怕的是手术前两天，妈妈突然对我发了脾气，她训斥我那天不该对朱伯伯讲那些话，并叫我马上去拍个电报，叫朱伯伯来北京。当时，我怀疑妈妈神经上出现了分裂，正不知怎么回答妈妈才好，妈妈突然像泄了气的皮球，低声地对我说：‘妈妈刚才说的都是胡话，肝病严重的人都爱发肝火！小飞，你一定能理解妈妈！’”
“后来呢？”我把头垂到胸脯，这样可以使小飞看不见我眼睛涌出来的大滴大滴的热泪。
小飞咬着下嘴唇，声音哆嗦着：“到了动手术的头天，医院要家属签字。我那个在海外回国探亲的爸爸主动要为妈妈签字，我妈妈一直摇头，那么就让我这个当女儿的来签字吧！我妈仍然表示不太同意。最后，她喃喃地吐出了朱伯伯的名字！我爸爸嘴里连连说‘荒唐’，眼睛也变得泪蒙蒙的了，我则趴在床边失声痛哭起来。叶叔叔！我自认为是生活已经使我的心结了冰，但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我仿佛被妈妈的炽热所融化了。理智和感情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根本的颠倒，我想立刻骑上自行车去邮电局，可是妈妈又以她沙哑的声音喊住了我，反口说：‘小飞！你就以女儿的身份签字吧！’这时，我的心抽缩成了一团，竟然握不住那支轻轻的蘸水钢笔，我第一次发现我没能寄出去那封信，是亵渎了妈妈最圣洁的感情。因此，我为妈妈动手术签了字后，还是偷偷地跑到邮电局，以妈妈的名义给朱伯伯发去了一封电报，请他速来北京。”
“电文中提没提到你妈妈的病情？”
“没有。”
“老朱不一定会来。”
“为什么？”小飞两只泪眼直视着我。
“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人的感情世界就像一座深沉的湖，它囊括的‘元素’太多了。比如：那天你的态度，你妈妈的态度，以及你爸爸的突然来信……”
“咳！那只是我名义上的爸爸，他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布里斯班已经儿女成群，连第三代人都有了。估计妈妈对他把她和朱伯伯之间的事都讲过了，所以有一天我爸爸突然问我：‘小飞，朱雨顺先生真有那么好吗？’我说：‘爸爸，反正他比你要好。听说在年轻时，你曾在灯红酒绿的生活中，一度抛弃过妈妈！朱伯伯正好和你相反，妈妈越是受苦，他越爱护妈妈，后来，为妈妈坐了大牢！’爸爸连连点头说：‘我有愧！我有愧！对你妈妈我没尽到责任，对你也没有尽到义务！这次回国探亲，就是来偿还我的良心债务来了。小飞，你和你妈妈有什么要求，我全部满足。’叶叔叔，他昨天去办理签证手续，今天早晨飞回香港，专为给妈妈去买一种西德出的止疼药剂去了。这种药剂在国内还很罕见，即使是有也轮不到给我妈妈注射的份儿，她的身份不过是个孩子王——小学教师！”
“你妈妈手术后还好吗？”
“大夫说割去了肝癌变的部分，手术成功，用扫描器追踪了一下，没有发现癌扩散。”小飞愁楚的脸上，略略露出一丝疲惫的笑意，“可是我爸爸从手术后，情绪更加沉郁，我怀疑大夫对他讲了真话，对我隐瞒了实情。不然的话，我爸爸何至于为买药飞往香港呢？”
“她会好起来的。”我宽慰着自己，也宽慰着她。
“要是果真有那一天，我妈妈看见你回北京来了，一定会高兴得不知怎么才好！”小飞在这一霎间回归了童心，那两个小酒窝浮现在她脸上，瞳孔里闪烁出光彩，她向往地说：“到那一天，妈妈和我，加上叶叔叔和梁伯伯、朱伯伯，咱们去颐和园，租上一只船，到昆明湖上放舟。然后合上一张影，上边的题字应当是：异姓异名的挚爱家族！这么写合适吗？”
“不合适！”我答。
“噢？”她诧异地看着我。
“因为到那时候，你不能再称呼他为朱伯伯了！”我说，“当然，这么称呼也可以继续使用，但实质上已经起了变化。”
小飞立刻沉默了。
“怎么，你还持反对态度？”我直截了当地问。
“我本来对自己非常坚信，现在……现在……我很矛盾。”小飞低声地说，“从兵团回来，我好像从北极走向赤道。尽管生活上还有许多不如意，但毕竟是又一个春天来了。朱伯伯、妈妈、梁伯伯、叶叔叔……你们的一切行为，正提示我重新思考生活。”
我还想多对她说点什么，医院甬道里传来木拐拄地的笃笃声响——梁仪奉召到医院来了。还离很远他就金鸡独立式地停下脚步，向我扬了扬手中的木拐，表示对我返回北京的欢迎。他身旁还走着一个身材微胖的老者，他满面红光，肚子微微凸起，他一只手搀扶着梁仪向前迈步，另一只手向我缓缓摇动。我从这个老者的神态上立刻分辨出来了，他是报社社长于江。
出于礼仪和良知，我立刻从长椅上站起身来。于江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
“叶涛！你受苦了，在这一点上，我是有责任的！”
“您不是也和我一样吗？”我淡淡地一笑，“只不过比我受罪晚几年而已。历史，让我们懂了不少东西！历史正在重新组织中国的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小飞若有所思。
“你没感到生活中的冷色，正在变成暖色吗？”我说，“如果没有这种改变，你，我，怎么回得了北京？你看，老于同志和徐虹同志并不熟悉，他在信里告诉我，过去他来看望过你妈妈，现在他又来了！”
小飞感动地叫了声：“于伯伯！”
“小飞！你妈妈好些了吗？”于江关切地询问。
“让他们进去看看吧！破例就这么一次！”小飞目光转向了护士。
刚才那位护士还是冷颜冷色，脸上如同挂着一层秋露，此时也被这生活的热流席卷，她脸色窘红地点了点头，迅速背过身去，给我们开了“绿灯”。
我们轻手轻脚地走进病房，唯恐惊扰了手术后的徐虹。她面容枯瘦，两腮下凹，闭着双目躺在病榻上，如果不是从她鼻翼的微动证明她还活在这个人世间的话，简直如同一个已经和这个世界告别、到“天国”去报到的人了。
梁仪骤然低下了头。
于江悲恸地合上双眼。
我两眼凝视着徐虹的脸，记起了一幕又一幕的往事。我的心为这个纯真而坚韧的东方女性而真诚地祈祷，继而泪水泉涌般地冲出眼帘……我想：老朱好容易熬到解禁的日子，两只劳燕可以搭一个好窝了，但这时老朱心上那盏灯，却因为熬干了最后一滴油熄灭了！难道人生真是像老朱开车一样，一会儿爬上陡壁，一会儿驶向深谷。当汽车轮子把这些都远远地甩在了后边，驰进了绿的原野、花的草原时，又出现了一座断桥……
诚然，徐虹此时尚未熬尽她最后的一滴油，她那枯槁的骨架也还没有最后断裂，但她那生命的钟摆所敲响的，似是一声微似一声的晚钟。在这个时刻，我已无任何多余的选择，当天晚上我去了电信局，给朱雨顺的老上级——劳改局政委庄华打去了长途电话，我向他详细地报告了她的一切（当然不会忘记说明徐虹回绝老朱的根本原因），恳请他敦促老朱立刻来京。于江则忙于为朱雨顺回京准备房子，他煞费苦心地特意从京郊移植来一棵蓬蓬松松的古槐，种在了汽车库的旁边。尽管这棵古槐在人口密如蝼蚁的北京，再难以招来一只山喜鹊，于江还是用卡车把树弄进城，以使老朱对报社不感到陌生。他深知朱雨顺一生和“官”字无缘，老朱回京后于江想叫他当他的司机。如果老朱感到眼神不济，不愿再握方向盘，就安排他当司机班班长，指挥报社大小十部车辆的调度，叫他天天能嗅到汽油味儿。
梁仪也奔忙起来了。在这个急迫的时刻，再一次显示出他的智谋，他腋下夹着一本徐虹的影集，架着木拐东奔西跑，在几次碰壁之后，一家雕塑厂的雕塑师，终于被他感动了，答应按照徐虹的相片为她塑一个头像。梁仪一石两鸟：万一徐虹死里逃生，这尊头像作为梁仪送给他俩的礼物；一旦徐虹无法逃脱死神的追逐，向这个世界挥手诀别时，这尊头像则是梁仪呈献给老战友朱雨顺最珍贵的纪念物。
第三天上午，我们按照朱雨顺来电中的车次和车厢，去北京站迎接他返京。那天早晨，天空飘落了入冬以来的头场鹅毛大雪：路白了，树白了，高高低低的房顶，一律被白雪覆盖，就连北京站那口自鸣钟，时针也仿佛被冰雪冻住了似的，旋转得特别慢。好容易熬到了进站接人的时间，车站广播喇叭又报告出火车误点的消息。约莫到了中午时分，这趟列车才徐徐开来，列车顶上覆盖了一层雪粉，若同一个满头银发、步履蹒跚的老者，流着鼻涕，喘着大气，吭哧吭哧地开进了站台。
由于时间临近春节，旅客极多，火车车门被人流堵塞了。我俩只好沿着车窗玻璃跷足探首地向车里张望。突然，一扇车窗被打开，我们还没来得及看清是谁，一个庞然大物已然从窗口跳出车厢。草绿色棉大衣像张开的鸟翅一样，在我们眼前一闪，朱雨顺像半截树桩似的站在了面前。
“老朱！”我伸出手去和他握手。
他避开了我的手，炯炯目光直直地射向了梁仪：“好个梁瘸子！当初红卫兵怎么没敲断你另外一条腿呢！”朱雨顺气呼呼地质问着梁仪，“叶涛不知底情我不怨他，你身在北京，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徐虹得的是癌症？”
梁仪哑巴吃黄连地吧嗒着嘴唇，可是朱雨顺不容他解释，牢骚像连珠炮弹一样喷射出膛：“当初，拉线搭桥的是你，今天拆桥堵路的还是你，你……”
我忙插嘴打断朱雨顺的话说：“我证明，老梁当时确实不知道她的病情！就连她女儿小飞都以为她妈妈得的只是美尼尔氏症。”
“他应该知道。”朱雨顺粗声粗气地喊着。
“是，我应该知道。”梁仪甘愿做挨打的“黄盖”。
“你事事比人家聪明！”朱雨顺不依不饶。
“却常干出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事儿来。”梁仪苦笑着说。
“这点不也是事实嘛！”
“唉！”朱雨顺叹了口长气，把手里的旅行袋塞在我手里，架起梁仪一只胳膊说，“我在火车上骂了你一夜，一见你这‘金鸡独立’的架势，粗话马上骂不出口了，真是一对冤家！”
“东西呢？”梁仪问道。
“什么东西？在这个世界上，我永远是最合格的无产阶级！走吧！站台上人快走光了！”朱雨顺搀扶着梁仪，走向地下甬道。
我尾随在这两个老兵身后慢慢走着，酸楚之情油然而生：一个免于罹难大墙之内，但是少了一条腿。在我记忆里，梁仪那两条短腿走路的速度赛得过自行车轮子，在50年代夜访徐虹住家时，我紧走慢走硬是赶不上他。历史太喜欢捉弄人了，偏偏索取他的一截小腿，而把一根木拐偿还给他，让他尝尝人间烟火的滋味。一个锒铛入狱，但是全须全尾地活了下来，他没丢失身体的任何部件，连一根毫毛也没短缺，可是他丢掉了人的权利，人的尊严，人的称呼，而代替朱雨顺大号的是阿拉伯数的番号，既可以是一，也可以是百。表面上他是个有胳膊有腿站着走路的人，实际上是一株被甩进荒郊的孤坟野草……
“这是什么？”我摸了摸手中空荡荡的旅行袋，圆滚滚滑溜溜，噢！这是和老朱一直形影不离的伙伴——那顶带着洞孔的老兵的钢盔。我酸楚的心情上，顿添苦辣味道，因为十年之前他只带着这个伙计走的，今天，他又带回来他这件仅有的财富。
去也空空，归也空空。
“……”我不敢再想下去了。
“她还有好转的可能吗？”朱雨顺边走边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