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QQ阅读APP看本书，新人免费读10天

设备和账号都新为新人

第3章以德服人，君子一诺重千金

1.安身立命，以德为主

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

——《论语·宪问》

孔子说：“称千里马叫做骥，并不是赞美它的气力，而是赞美它的品质。”

日行千里的马，其力固然可观，但与它的德行相比，则可以不提。

那么，什么是千里马的德行呢？

良马奔驰如风，骑在上面，有如在平稳的水面上行船，没有一点颠簸的感觉；良马如遇主人坠鞍，便会立刻站住，等主人起来，绝不会踏伤主人；如果肚带没有系紧，马鞍不安全，你就是骑上去了，甚至用鞭子打它，它也不走；良马识途。诸如此类，都是良马的德行。

孔子在这里并不是教人如何相马，而是借衡量马之优劣来说明一个人安身立命应以什么为主。

孔子赞美千里马识途、护主的美好品德。同样，德也是人生事业的基础，是个人才能的统率和主心骨。离开了道德的建树，事业就会失去稳固的基础，如艳丽一时而不可长存的花朵；缺乏道德的约束，个人的卓越才能就会有走向反面的危险。

历史上不少道德的高洁者，走的是寂寞的人生之路，如人们熟知的贫居陋巷、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的颜回，身遭流放而后自沉于汩罗的屈原，持节牧羊的苏武，坚持抗金而后血洒风波亭的岳飞，等等。他们不是政坛上的不倒翁，不是人生的春风得意者，却是有德伟人，千百年来，一直具有一种人格感召的魅力。

相反，类似赵高、秦桧之流，趋炎附势，虽可一时享受荣华富贵，前呼后拥，不可一世，却也免不了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经受着凄凉千古的审判结果，遭人唾弃。

《左传》说“君子三立”：立德、立功、立言。在这三项不朽的事业中，立德居于首位。《菜根谭》中有：“富贵名誉自道德来者，如山林中花，自是舒徐繁衍；自功业来者，如盆槛中花，便有迁徙度兴；若以权力得者，其根不植，其萎可立而待矣。”即告诉我们，只要一个人的荣誉富贵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的，那么就如山林中自然盛开的花，繁衍不息，这是建立在功业或权力基础上的富贵名誉所不可企及的。

道德的要求在客观上伸张了社会的正气，在主观上则使个人无愧于自己的良知。因此，在为人处世的问题上，我们每个人都不可放松对自身的道德要求，更不可恃才失德，安身立命应以德为主。

孔子以马喻人，告诉人们，才华固然重要，可是德行更加关键。一个人只有具备了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美德，才能更好地发挥自身的才华，受人尊敬。否则，恃才傲物，把自己的本事当作向国家、人民讨价还价的筹码，这种人虽有才华，却会让人感到厌恶和鄙夷。

道德是一个人必须确立的内在标准，没有这个内在标准，人生之路就会失去支撑，最后必将走向失败。由此可见，“德”是铺就成功之路的基石。

2.浩然正气，立足于天地之间

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

——《论语·卫灵公》

当时，卫国有一个大夫叫史鱼，为人正直。他临死时嘱咐儿子，他死之后，停尸勿葬，他要尸谏卫灵公，进用贤人，斥退小人。否则，宁可尸骨腐烂，也决不入土。

卫灵公大受震动，最终接受了史鱼的尸谏，重用贤人蘧伯玉，斥退了小人弥子瑕。

孔子知道后，赞扬道：“史鱼真是正直啊！国家政治清明时，他的言行像箭一样直；国家政治混乱时，他的言行也像箭一样直。”

做人要做正直的人，这是为人处世、立足于社会的一个最根本的基点。正直的人凭借浩然正气立足于天地之间，不屑于靠虚伪或凭一时侥幸获得利益。

南宋末代丞相文天祥曾经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一生为国操劳，最终为国捐躯，虽寿不过五十，但他的一片丹心却流传千古，永垂不朽。

文天祥是南宋末年的抗元英雄，他少年时期便敏而好学，年仅二十一岁便高中状元，因为当时朝廷奸臣当道，所以一直不得重用。咸淳十年（1274）七月，度宗病死，贾似道抑长立幼，扶四岁的赵显继位，即宋恭帝。九月，二十万蒙古铁骑由丞相伯颜统领，分两路进攻南宋，各地宋军将官在铁骑压境时纷纷叛变。

无奈之下，太皇太后下了一道《哀痛诏》，述说继君年幼，自己年迈，民生疾苦，国家艰危，希望各地文臣武将、豪杰义士急王室之所急，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于是，文天祥起兵勤王，两年时间内，转战大江南北。祥兴元年（1278）十二月二十日，文天祥在五坡岭不幸战败被俘。

蒙军的元帅张弘范率水陆两路军队直下广东，要彻底消灭南宋流亡政府。文天祥被他们用战船押解到珠江口外的零丁洋（今属广东省）。张弘范派人请文天祥写信招降张世杰，文天祥拒绝写招降书，但写了一首七言律诗，表明自己的心迹，这便是名流千古的《过零丁洋》。

文天祥被俘后，起先被押到广州，张弘范对他说：“南宋灭亡，忠孝之事已尽，即使杀身成仁，又有谁把这事写在国史？文丞相如愿转而效力大元，一定会受到重用。”文天祥回答道：“国亡不能救，作为臣子，死有余罪，怎能再怀二心？”

大元为了使他投降，决定把他押送元大都，忽必烈下了谕旨，拟授文天祥高官显位。投降元朝的宋臣王积翁等写信将此事告诉文天祥，文天祥回信说：“管仲不死，功名显于天下；天祥不死，遗臭于万年。”

元朝统治者见高官厚禄未能使文天祥屈服，又变换手法，用酷刑折磨他。大元丞相孛罗威胁他说：“你要死，我偏不让你死，就是要监禁你！”文天祥毫不示弱：“我既不怕死，还怕什么监禁！”

文天祥誓死不降，元朝统治者也渐渐失去了耐心，最终决定处决文天祥。消息一出，数万百姓就聚集在街道两旁为他送行。从监狱到刑场，文天祥走得神态自若。行刑前，文天祥问明了方向，随即向着南方拜了几拜，随后英勇就义。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他提出的选才标准是：“苟不能得圣人君子，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既然不能得到德才兼备的圣人，那就宁可用无德无才的愚人，也不用有才无德的小人。

每一个人的心里大概都存着流芳百世的愿望，然而只有极少一部分的人才能名垂千古，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生前立德。我们之所以这么长久地怀念、尊崇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的德行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人。他们一生所为，都是在积累功德，而这些功德就是他们青史留名的保证。

3.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

子曰：“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

——《论语·阳货》

一个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坚持自己做人的原则，尖锐直言，这与他的个性有关。就如之前提过的史鱼，他天生就是副直肠子，不会拐弯，盛世也好，乱世也好，他都是急切直言，决不隐讳。在现实社会中，也有史鱼这种人，嘴巴像刀，说话不讲情面，让人受不了。这样的人，如果不能让别人了解到他的心是善良的，出发点是善意的，就会讨人嫌；这种生性耿直的人常会受人讥诮，遭受种种痛苦。但是，只要我们有涵养，有容人之量，还是可与这种耿直的人做好朋友的，因为他们的心直口快可以使我们发现自己的缺点，反省自己，从中收获益处。耿介正直就像醇酒，越久越芳香，越久越为人喜爱。

孔子赞成做人正直，但他也指出，在坚守正直品质的前提下，最好也讲究一下策略。他说：“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为人正直，如果不好学，不注意修身处世，便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在《论语·卫灵公》里，孔子在赞扬了史鱼的“如矢”之直后，又赞扬了另一个卫国贤大夫蘧伯玉。孔子说：“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意思是，蘧伯玉真是堪称君子啊！国家政治清明时，就出来做官；国家政治混乱时，就把自己的本领收藏起来。

像蘧伯玉这样在坚守正直品质的前提下，审时度势，可以说是明智之举；史鱼的正直如矢固然可贵，但如果不讲策略，“矢”就容易折断，岂不让人惋惜。孔子既赞扬“直哉史鱼”，又赞扬“君子哉蘧伯玉”，其中深意，需要我们细细体会。

孔子把道德修养分成了四种境界：学、适道、立、权。一般人因为缺少仁的坚定信念，只能达到有所立但不能权的境界。而君子是智、仁、勇兼备，可达到既能立又能权的境界。权，就是权变、通达的意思。一个有德行的人本应出来做官，但究竟是否出来做官，要看政治形势如何，然后据此采取灵活的行动，这就是君子的权。所以，孔子十分欣赏遽伯玉，因为蘧伯玉能在邦有道时出来做官，干一番大事业，在邦无道时把才干隐藏起来，卷而怀之，不再表现，并且毫无怨言。做到这点是很了不起的，需要有很高的修养。一般人在这种时候，虽勉强可做到“卷而怀之”，却常常心有不甘，难得有蘧伯玉那样的淡泊胸怀。

交友处世应懂得权变。讲究忠信，这是原则，但是具体的技巧一定要看情形而定。看到朋友犯错时，你应寻机坦率地向他指出来，促其警醒。可能他一时会觉得难堪而不谅解你，或者怨恨你，但等到他越陷越深，以至失败时，就会想到你的话是正确的，从而把你当作他的诤友，与你深交。

当然，有些人你无法同他们直言，所以对他们的规劝要适当，不可烦琐无节制。如果他们听不进去，就要停止，否则既浪费口舌，又得罪人。不明此理，轻率多言，就是失言。失言对自己有害无益，“祸从口出”的教训实在不少，所以我们说话一定要谨慎。一个聪明人，应知道什么时候直言，什么时候不言，做到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使行为恰到好处。

4.多责备自己，少挑剔别人

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论语·卫灵公》

孔子说：“多严格要求自己，少责备别人，这样做就不会招人怨恨了。”

多严格要求自己，少责备别人，不仅对自己有好处，对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有好处，而且更能促进社会的和谐。这一思想应该成为每个人的行事准则。

孔子认为，有道德修养的人应该严格要求自己而不应苛求别人，这与他所讲求的“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的思想是一致的，所以后世的儒家主张“反身而诚”，即责备人家要以宽厚存心，要求自己则要严格检点，这已经成为士人知识分子修身的基本要求。

有一个老太太坐在马路边望着不远处的一堵高墙，总觉得它马上就会倒塌，见有人向那里走去，便善意地提醒道：“那堵墙就要倒塌了，远着点走吧。”被提醒的人不解地看着她，大模大样地顺着墙根走了过去，但那堵墙并没有倒。老太太对那人的举动很生气：“怎么不听我的话呢？”之后又有人走来，老太太又予以劝告。三天过去了，许多人在墙边走过去，都没有遇上危险。第四天，老太太感到有些奇怪，又有些失望，便不由自主地走到墙根下仔细查看，就在此时，墙忽然倒塌，老太太被掩埋在灰尘砖石中，气绝身亡。

提醒别人时往往很容易、很清醒，但要做到时刻清醒地提醒自己却很难，这就如责备别人轻而易举，责备自己却难以开口一样。所以说，许多危险来源于自身。

有四个和尚为了修行，参加禅宗的“不说话修炼”。

四个和尚当中，有三个道行较高，只有一个道行较浅。由于该修炼必须点灯，所以点灯的工作就由道行较浅的和尚负责。

“不说话修炼”开始后，四个和尚盘腿打坐，围绕着那盏灯进行修炼。几个小时过去了，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

随着时间的流逝，油灯中的油越来越少，眼看就要枯竭了，负责管灯的那个和尚见状大为着急。此时，突然吹来一阵风，灯火被吹得左摇右晃，几乎就要熄灭了。

管灯的和尚实在忍不住了，大叫道：“糟糕！火快熄灭了。”

其他三个和尚原本都在闭目打坐，听到管灯的和尚喊叫，道行在他上面的第二个和尚立刻斥责他说：“你叫什么！我们在做‘不说话修炼’，怎么开口说话。”第三个和尚闻声大怒，他骂第二个和尚说：“你不也说话了吗？太不像样了。”道行最高的和尚始终沉默静坐，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就睁眼傲视另外三个和尚说：“只有我没有说话。”

四个参加“不说话修炼”的和尚，为了一盏灯，先后都开了口。最好笑的是，三个“得道”的和尚在指责别人“说话”之时，都没有意识到自己也犯下“说话”的错误。

在生活中，当我们遇到的事情不符合我们期望时，许多人都会做这样的假设：“这一定是别人的错。”人性本有的弱点就是喜欢怪罪他人，什么事情做坏了，总是别人的错，越争论越觉得自己有理。有些人似乎还养成了一种恶习，动不动就批评、指责他人，更有人以此为快，把生活中自己的愤怒、挫折、沮丧、压力和不快乐统统归咎到他人头上，只知一味怨天尤人，从不知自我反省。对于这些人来说，责怪别人比自己承担责任要容易得多；他们永远都能找到一些理由来为自身的某些缺点或不幸开脱；遇到困难时，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迎难而上，而是先去找一只替罪羔羊。

责备他人并不是一件容易或愉快的事，被责备的人心里不高兴，但责备他的人也快乐不到哪里去。批评他人不但不会改变事实，还会招致愤恨，从而使身边的人越来越讨厌我们、远离我们。所以，还是责人不如责己吧！

5.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论语·微子》

孔子说：“不降低自己的意志，不使自己的身心受侮辱，是伯夷、叔齐吧？”又说：“柳下惠、少连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可是言语合于伦理，行为经过思虑，也不过如此了吧。”又说：“虞仲、夷逸隐居独善，放肆直言，洁身自好，弃官也是合于权术的要求。我和他们不同，没什么是非这样不可的，也没什么是非不这样不可的。”

相传伯夷、叔齐是商朝末年孤竹国（政治中心在今河北省卢龙县西，包括今迁安市、迁西县、滦县等地）国君的长子和三子，生卒年无考。孤竹国国君在世时，立叔齐为王位继承人。他死后，叔齐要把王位让给长兄伯夷，伯夷说：“你当国君是父亲的遗命，怎么可以随便改动呢？”于是，伯夷逃走了。伯夷离开后，叔齐仍不肯当国君，所以也逃走了。最后，百姓推孤竹国君的二儿子继承了王位。

伯夷、叔齐兄弟之所以让国，是因为他们对商纣王当时的暴政不满，不愿与之合作。他们隐居渤海之滨，等待清平之世的到来。后来听说周族在西方强盛起来，周文王是位有德之人，兄弟两人便长途跋涉来到周的都邑丰邑（今陕西西安市长安区西沣河西）。此时，周文王已死，武王即位。武王听说有二位贤人到来，派周公姬旦前往迎接。周公与他们立书盟誓，答应给他们兄弟第二等级的俸禄和与此相应的职位，他们二人相视而笑说：“奇怪，这不是我们所追求的那种仁道呀。”

当时，周见到商朝政局败乱而急于坐大，崇尚计谋而行贿赂，依仗兵力而壮大威势，用宰杀牲畜、血涂盟书的办法向鬼神表示忠信，到处宣扬自己的德行来取悦于民众，用征伐杀戮来求利，这是用推行错误的行为来取代商纣的残暴统治。他们两人对投奔西周感到非常失望。当周武王带着装有其父亲周文王的棺材挥军伐纣时，伯夷拦住武王的马头进谏说：“父亲死了不埋葬，却发动起战争，这叫孝吗？身为商的臣子却要弑杀君主，这叫仁吗？”周围的人要杀伯夷、叔齐，被统军大臣姜尚制止了。

周武王灭商后，成了天下的宗主。伯夷、叔齐却以自己归顺西周而感到羞耻。为了表示气节，他们不再吃西周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以山上的野菜为食。周武王派人请他们下山，并答应以天下相让，他们仍拒绝出山仕周。后来，一位山中妇人对他们说：“你们仗义不食周朝的米，可是你们采食的这些野菜也是周朝的呀！”妇人的话提醒了他们，于是他们就连野菜也不吃了。到了第七天，快要饿死的时候，他们唱了一首歌，歌词大意是：“登上那首阳山哪，采集野菜充饥。西周用残暴代替残暴啊，还不知错在自己。神农、舜、禹的时代忽然隐没了，我们的归宿在哪里？哎呀，我们快死去了，商朝的命运已经衰息。”最终，他们饿死在了首阳山脚下。

伯夷、叔齐兄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为王位相争，是很难能可贵的，因此有关他们的美德，自古以来就广为传颂。

但是，哪怕天下有无数个伯夷、叔齐，大家都仅仅做到洁身自好，却不对暴虐奋起抗击，天下的平安和幸福就永远不会实现。远离污浊，从此对世事不闻不问，那是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有所不为、洁身自好只是正义的开始，绝不是正义的结束。

因此，我们必须正视“人格”的力量。人格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内容，完整的人格塑造是多方面的，应该从各方面着手培养一个人的素质。

孔子云：“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孔子把出仕看作弘扬“道”的一种途径，目的在于辅佐君王以教化百姓。而当有志于“道”的君子面临现实的“无道”无能为力之时，则应该“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隐居以求其志”。

古人云：人活一口气，佛争一炷香。这气并非简简单单的由口鼻而产生的气，而是一种志气，它是不分贵贱与贫富的。气，升华到一定高度便为节，对一个国家而言，称之为国格；对一个民族而言，则为民族气节；对一个人来说，就是人格。人格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通过后天培养慢慢形成的。人格也并不是人人都有的，它不等同于赌气和傲骨，有时是需要智慧与忍辱负重的。周文王的装疯食子，越王勾践的献妻救国、卧薪尝胆真真正正的是可泣而可歌！有些人也许会认为那是没有人格的，宁死而不为之。其实，他们的人格已然升华到了常人无法达到的境界。

人格是正义的，为了一己私利而不顾普罗大众安危的人，虽权倾朝野，也算不上有人格，如袁世凯之流。他们肆意随性，朝令夕改，出尔反尔，阴险而狡诈；他们的肚量极其狭窄，欲斩尽杀绝异己而后快，十足的小人嘴脸。

人品随性赋诸于行，只能称之为性格。性格人人都有，可温顺、可随和、可刚烈、可蛮横，甚至可低三下四、厚颜无耻。但是，那仅仅是性格而已，与人格截然不同。人格是高尚的，是掷地有声的，是可歌可泣的；人格的力量是无穷的，它会感动、激励更多良知未泯的人坦诚而理性地对待生活；人格是构建在诚信之上的，对促进社会的公正和谐帮助良多。

做一个有人格的人，无需舍身取义，也用不着高呼口号，厚道做人，疾恶知耻而特立独行，足矣。

6.以德服人，才能赢得人心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

孔子说：“用政令来训导，用刑法来整治，老百姓知道避免犯罪，但并没有自觉的廉耻之心。用道德来引导，用礼教来整治，老百姓就会有自觉的廉耻之心，并且心悦诚服。”

孔子与卫文子有一段对话，对这里的论述作了发挥。

孔子说：“用礼教来统治老百姓，就好比用缰绳来驾驭马，驾马者只需要握住缰绳，马就知道按驾马者的意思行走奔跑。用刑法来统治老百姓，就好比不用缰绳而用鞭子来驱赶马，很容易失去控制，甚至可能把驾马者甩下来。”

卫文子问道：“既然如此，不如左手握住缰绳，右手用鞭子来驱赶，马不是跑得更快吗？只用缰绳，那马怎么会怕你呢？”

孔子还是坚持说，只要善于使用缰绳，驾驭的技术到家，就没有必要用鞭子来驱赶。

这里的对话是非常有意思的，实际上说的是儒家政治与法家政治的区别：儒家政治主张德治，以道德和礼教约束民众；法家政治主张法治，以政令、刑法驱遣民众。德治侧重于心，法治侧重于身。而卫文子的看法，则是德治、法治兼用，儒、法并行。如果我们从实际出发，考察历史和现实，显然还是卫文子的主张比较行得通一些，只是孔子针对当时法家的“法治”路线提出了“为政以德”“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礼治”路线，强调了道德教化的作用。

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行政命令、刑法这些强制性的手段只能起一时的震慑作用，而无法让老百姓从心里服从。如果用“德治”“礼治”的办法，老百姓就会“有耻且格”，服从统治。

传说，齐宣王召见颜斶时说：“斶，走到我面前来！”斶也说：“大王，走到我面前来！”宣王不高兴，左右的人更是哗然：“大王是一国君主，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斶答道：“我走向前去是贪慕权势，大王走到我面前来是礼贤下士。与其让我做一个贪慕权势的人，不如让大王做一个礼贤下士的人。”

正如艾森豪威尔所说：“士兵们都想见见指挥作战的人，他们对轻视或不关心他们的指挥官表示反感。士兵们总是相互传播指挥官走访他们的情形，即使是短暂的走访，也看作是对他们的关心。”所以，领导者应该放下架子，走到群众中去。

孔蔑是孔子的侄子，宓子贱是孔子的学生，两个人都做了县令。

一次，孔子前往孔蔑那里，当时正值春季农忙时节，孔子在路上看到一些田地荒芜，百姓站在田边，样子非常愁苦，便问道：“为什么不去耕种？”百姓说：“因为半年之内没有交足税，按照规定，我们都受到了不允许种地的处罚。”孔子听了很忧虑。

孔子见到孔蔑后问道：“自从你出仕以来，有何收获？有何损失？”孔蔑说：“没有什么收获，却有三样损失。君王让人做的事情就像一层层的衣服那样多，政务繁忙，整日忧心忡忡，哪儿有时间治学？所以，虽有学习，却不能够领悟到什么道理，这是第一个损失。所得到的俸禄少得像粥里的米粒一样，不能照顾到亲戚，亲友们日益疏远，这是第二个损失。公务急迫，很多事不能遵照礼节去做，也没有时间去探视病人，别人又不理解，这是第三个损失。”

孔子说：“我听说，懂得为官之道的人，从‘仁爱’思想出发，明德慎罚。用政令引导，用刑罚约束，这样做，民众只想到如何免于刑罚，不会想到是不是可耻。用德行来教化，用礼仪来约束，民众不但守法知耻而且能明理向善，可使需要责罚的事情不再发生。指导思想正确，才能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之后，孔子又来到宓子贱那里，看到当地物阜民丰，百姓诚实有礼，便问宓子贱：“自从你出仕以来，有何收获？有何损失？”宓子贱说：“没有什么损失，却有三样收获。无论做任何事情，即使处理繁冗的公务，都以圣贤之理为指导，把它当作实践真理的机会，这样再学习道理就会更加透彻明白，这是第一个收获。俸禄虽然少得像粥里的米粒一样，但我仍会分散给亲戚一些，因此亲友关系越发密切，这是第二个收获。公事虽然紧迫，但始终不忘记遵守礼节，挤时间去慰问病人，因此得到了大家的支持，这是第三个收获。”

他们寒暄问候的时候，城中传来阵阵弹奏琴瑟、演唱诗歌的声音，孔子笑着说：“治理县城也用礼乐教化吗？看来百姓们都很和祥，你是怎样做的？”宓子贱回答：“您对我们讲过‘君子学习道理就应该爱护他人’，我既然跟您学习了礼乐等教化之道，当然要把它应用在实践中。我以对待父亲之礼对待老人，以对待子女的心肠看待孩子们；减轻赋税，帮助穷困的人；招贤任能，对比我贤能的人，我会恭敬地向他们请教治理的方法。”孔子高兴地赞叹说：“子贱真是个君子啊！以仁德服人，以礼乐治世，遵守天命，百姓归向于你，而神明也会暗中助你。你所治理的地方虽不大，但你所治理的方法却很正大，可以说是继承了尧、舜啊，可以治理天下，又何况一个县城呢？”

宓子贱后来成为了历史上“仁政教化”的名人，一生实践儒家倡导的“礼乐”之风和“匡时济世”的理想，使德入民心，史称“鸣琴而治”。

为人处世，面对逆境时，是坚持实践真理，仁爱为怀，还是执著于个人的东西，裹足不前，这是人的思想境界问题。正因为人生境界的不同，才使一个人处世态度、思维与行为方式有所差异，最终导致了结果的不同。一切以善为念，正己化人，上合天理、下应民心，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前程也才会越来越远大光明。

统治者要“为政以德”，首先要自己具备良好的品德素质，礼贤下士，谦恭有礼，与下属同甘共苦，如此自然会得到老百姓的尊重和爱戴，同时也能树立起良好的榜样。

7.失去道德标准，你将失去一切

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也。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论语·八佾》

王孙贾问：“与其向比较尊贵的祭祀场所‘奥’祈祷保佑，不如向并不尊贵但身居五祀之一的‘灶神’祈祷保佑，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这话不对。如果犯了滔天大罪，向什么神祈祷也没用了。”

一个人如果失去了基本的道德品质，那些可以对你提供帮助的人就会渐渐离你而去。

有一位开五金厂的老板，凡是跟钱有关的东西他都有兴趣，恨不得所有的钱都装进他的口袋。为了省钱，每个供应商他都要自己谈价格，而且经常以供应商送货不准时或送来的货与样品有差距为由扣钱；即使没有问题，他也要鸡蛋里挑骨头来扣一些费用。企业员工在工厂吃饭要收费，每人每月收180元，而他却让食堂把伙食标准定为4元每人每天。半年之后，他工厂的所有技术员都走了，新的技术员又招不到，而且大部分供应商都不愿意继续向他供应原材料。最终，他不得不宣告破产。

人的一生需要源源不断的支持才能成功。如果把人生大成比喻成要越过一堵两人高、光滑无比、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成为支点的墙，那么，若想获得大成，就需要你的亲人、朋友以及其他的支持者在下面推你、助你，在上面拉你、提携你。只有这样，你才能跨越人生之墙，达到成功境界。可是，很多人却让自己的助力变成了阻力。

据史书记载，商纣王天生神力，异于常人，能够托梁换柱，倒拽九牛，徒手与兽搏斗。此外，他还天赋聪颖，才思敏捷，能言善辩。可见，我们印象中的“暴君”纣王，绝非无能的“昏君”。

以纣王独有的天赋，本可治理好国家，成就惊天动地的伟业，与祖先商汤、盘庚、武丁等明主一并载入史册，扬名后世，但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聪明才智未能用到好的地方。

在位期间，他施行了一系列缺乏德行的政策：他荒淫无度，宠信奸妃妲己，建造“酒池肉林”；他凶残成性，创立炮烙、虿盆等多种残酷刑法；他残害忠良，就连自己的叔父比干也要“挖心”而后快……

总之，纣王的所作所为泯灭人性，罄竹难书，因而在周武王起兵伐商后，早已恨透纣王的平民和奴隶们纷纷阵前倒戈。纣王见大势已去，便自焚身亡，商王朝也随之覆灭。至此，纣王终于在史册上稳坐“首席暴君”的宝座。

天时、地利、人和，这治天下的三大要素商纣王原来都拥有，但由于自己“德行不够”，以致众叛亲离，国破家亡，可悲兮，应然哉！

所谓德商，就是一个人的道德人格品质，它是我们的立身之本，是我们成功道路上不可缺少的基石。没有高尚的道德，便没有高尚的品格、高尚的事业，更不会有高尚的人生。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千学万学，要学会做人。”我国古代圣人们也告诉我们：德高才能望重。我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清华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意思就是说：道德是人生的基础，人生发展的每一步，都跟我们是否有高尚的道德有着直接的关系。

第3章 以德服人，君子一诺重千金

第3章以德服人，君子一诺重千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