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反抗权威的“英雄”

我很想归纳出两者的特征。第一次听到米尔格拉姆的实验时，我还是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的学生。当时正值5月，樱花绽放，花瓣洁白似雪，点缀浅浅粉红。和煦的春风吹拂着，我们坐在草地上，听着社会学教授说：“所以被试一次又一次，按下电击按钮……”我不禁全身发抖，脑中立即浮现那种情境。我很清楚自己本性有多顺服，如果是我，一定会照做。

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不过到现在，我依然对这个问题好奇不已。埃尔姆斯与我通电话时说：“被试不论服从或反抗，我们都无法归纳出某种稳固的人格特质。”我问：“我能和当年那些参与实验的人谈谈吗？还有人在世吗？”他回答：“档案要封存到2057年，我们不能透露被试的姓名。”

我生性顺从，但也喜欢追根究底。几周之后，我给牧师、犹太神父、研究米尔格拉姆的学者打过电话。在我寻找当年被试的这段期间，我辗转得知有位反抗指令的被试，后来在越战中经历了米莱村大屠杀（My Lai），他拒绝对越南民众开枪。我想象着那人现在的模样，他应该已经六七十岁了。我要找到他。

他打电话给我！米莱村事件发生时他并不在场。不过，78岁的查芬先生（Joshua Chaffin）当年确实参与了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他再三强调他曾反抗主试的指令。电话里他一开口就说：“没错，我做过实验，就在那间实验室里。到150伏特时我就住手了。当初我如果听从指令继续，我保证，现在和我谈话的就不会是你了，而是心理医师。”

乍听之下，这位反抗型的被试还蛮风趣的。我虽未见到他本人，不过我能感觉出他很和蔼可亲，善解人意。他语调轻快，略带犹太口音。查芬跟我聊了好久。我感觉他一直在等人打电话来，请他谈谈那个年代久远的、饱受攻击的实验以及他在实验中的重要地位。他说：“你们年轻人就是不相信那情境有多逼真。我当时丝毫没有起疑，完全没想到那可能是个骗局。电击器上有个金色面板，还标示了制造商，看起来就是如假包换的科学仪器，你懂吧！如果你认为是因为耶鲁大学的名声导致被试服从指令，那也不尽然。因为米尔格拉姆后来在桥港市的一间仓库里进行了同样的实验，被试也对假扮学生者给予电击。”

查芬不断重复这件事，好像要安抚自己。所有的细节他都记得一清二楚，实验室的摆设、间歇出现的蓝色闪光，假学生的尖叫等，都完整保存在他的脑海里。尽管年事已高，但对实验却记忆犹新，让人啧啧称奇。

我们约了时间见面。查芬还住在纽黑文市，不时仍会路过做服从实验的那幢大楼。有时候他甚至会走进当年进行实验的地下室。他告诉我：“那里乱七八糟的。不过我到现在还记得，外头有扇灰色大门，房间里管线外露。”

某个晴朗的夏天，我开车拜访查芬。我们约在一间餐厅碰面。外头阳光刺眼，里面光线昏黄，时间仿佛就此停驻。顾客都是老人，吃的都是鱼。我根据查芬电话里的描述，找到坐在餐厅后方的他。我们点的菜送来了。查芬叉起一块炸鱼排，迅速送进嘴里，嚼得很起劲。

他说：“我当时是环境研究学系的助理教授。我看到广告，心想：‘这种好事，怎么能错过！’当年4美元可不是笔小钱。我需要钱，所以就去应征了。”接着他一五一十地说明实验内容，大约70伏特时，他第一次听到对方因痛苦而叫出声来，电击强度不断提高，叫声越发尖锐凄厉，连麦克风也开始沙沙作响，查芬转头对主试说：“你这样做不对。”该死的主试！“那个家伙，竟然叫我继续！”查芬说得义愤填膺，布满褐斑的手臂随着回忆而颤抖。我倾身向前，问他：“你是怎么做的？”

“我对他说：‘不要！’”查芬又说，“我对主试说，‘我也参与过其他实验，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当‘学生’的人不断哀号尖叫，我精神紧张，不停流汗，心跳加速。最后我停下来，大声说：‘我受够了！’”我说：“为什么？什么原因让你罢手？很多被试都做不到。”我真的想听他怎么说。我大老远开车来此，就是想知道查芬是怎样挣脱外力束缚，不做情境的傀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