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圣人为腹

【原文】

五色令人目盲①；五音令人耳聋②；五味令人口爽③；驰骋畋猎④，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⑤。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⑥。故去彼取此⑦。

【注释】

① 五色：指青、红、黄、白、黑这五种颜色，代指颜色的缤纷多样。目盲：指眼花，并非完全看不见的意思；下句的“耳聋”与此相类。

② 五音：指宫、商、角、徵、羽这五种乐音。

③ 五味：指苦、甜、酸、咸、辣这五种味道。爽：与当今习用的含义不同，这里指麻木的意思。

④ 驰骋：纵马疾驰。畋猎：打猎。

⑤ 行妨：指一切损害别人利益的行为，这里尤指偷窃、抢掠等行为。

⑥ 为：追求。腹：这里为饱腹之义，代指内在的满足。目：这里为悦目之义，代指外在的追求。

⑦ 去：舍去。彼：即“为目”。取：留取。此：即“为腹”。

【今译】

缤纷多彩的颜色使人眼花缭乱；各种动听的声音使人听觉迟钝；多种可口的滋味令人口感麻木；纵马打猎，令人心发狂；稀有的物品，令人行为不轨。因此，圣人只求饱腹而不求炫目。所以舍去外在的诱惑，而只留取内在的满足。

【解析】

美色妙音，迷人心智

这一章，老子先说出了五个排比句：“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这五个句子，是层层递进的关系，前三句说的是人的感官，第四句就深入到了人的心理，而最后一句更进一步地提到人的行为。“五色”、“五音”、“五味”也是几个这样的词。“五色”，指的是青、红、黄、白、黑这五种颜色；“五音”，指的是宫、商、角、徵、羽这五种乐音；“五味”，指的是苦、甜、酸、咸、辣这五种味道。其实，也可以不必这样拘谨地来理解，“五色”、“五音”和“五味”可以看作是泛指一切色彩、音乐和味道，尤其指悦目的色彩、动听的音乐和可口的味道。

我们或许会认为，在生活中拥有这么丰富的色彩、音乐和味道是一种很享受的事情，然而，老子是怎样看待这些的呢？他说：缤纷多彩的颜色使人眼花缭乱；各种动听的声音使人听觉迟钝；多种鲜美的滋味令人口感麻木。表面上看来，似乎这话说得很没道理，人们都为生活的单调而苦恼，哪还会因为生活的丰富多彩而不高兴呢？可是只要我们深入一些去想，就会发现老子所讲述的道理是非常实在的，因为过分地陶醉于声色之中的确是有伤于健康的。

我们可以观察到这样一个事实，古代与现代相比，生产力可谓十分低下，能够将肚子吃饱就很不错了，至于美味，往往都是奢求。但这只是对于普通百姓而言的，至于那些达官贵人，就是另外一番情形了。在古代，权力最大、财富最多的莫过于皇族，不是有这么句话吗，叫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就是说，整个天下都为帝王一人一家所有，这就是所谓的“家天下”。天子拥有着可谓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广大财富，生活可以说是最为优渥的了，声色之想、口腹之欲的满足当然不在话下，然而查一查历史就会发现，古来君王大多寿命都不是很长，排除遭受谋害的那一部分，单就那些寿终正寝的君主来说，平均寿命也是很短的。

诚然，在古代，人的平均寿命远没有现代人的高，但是，古代人寿命低的基本原因就是生活条件的恶劣，想一想，如果连吃饱穿暖都很成问题，又哪里谈得上养生健体呢？至于缺医少药，更是极为常见的事情。但是对于帝王来说，并不存在这一方面的问题，即使说古代的医疗技术还不够发达，但至少在当时，帝王所能享有的应当是最佳的医疗条件。如此说来，帝王们的寿命应当是比较可观的，然而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在中国两千多年间所产生的几百个皇帝中，活到了七十岁以上的帝王只有十人左右。

其实，古代高寿的人并非罕见，比如说唐代著名的医药学家孙思邈，就活了102岁。而先秦时期的几大思想家，孔子、孟子、庄子、墨子、荀子等人每一位都活到了七八十岁，只有韩非子，仅活了五十几岁，但他是被害而死的，并非自然死亡。

这说明了，只要保养得宜，即使在古代，一个人也完全可以高寿。而享有高寿条件的历代皇族的寿命却很令人们失望。就拿最近的清朝来说，虽然出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最高寿的皇帝乾隆，但是短命的皇帝也没有少出，顺治帝活了24岁，咸丰帝活了31岁，同治帝活了19岁，光绪帝活了38岁，如果不计清朝灭亡时只有6岁的末代皇帝溥仪，那么在有清一朝的11个皇帝中，就有四人在40岁之前就死掉了。再看一看最高寿的乾隆皇帝的儿子们，乾隆帝共有17个儿子，在这17人中，有7人还不到10岁就夭折了，长到成年的10个人中还有四人只活了二十几岁，寿命在30岁以上的仅有6人，而活到了七八十岁的仅有两人。乾隆时代是清王朝的鼎盛时代，在历史上以盛世著称，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就是在乾隆时期奠定下的，当时可以说是一片四海升平的景象。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皇家自然更是富不可言，精神上的忧虑也很少，因为不必像王朝初创之时那样兢兢业业、如履薄冰，也不必像动荡的末代之时那样为自家的江山如何保住而苦苦忧愁。那么，这些贵为金枝玉叶的皇子们却如此短命，问题出在哪里了呢？除了部分政治斗争中的人为因素外，恐怕就出在老子所说的“五色令人目盲”的道理上。

老子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物质财富还相当贫瘠的时代，但是他已指出了过当的享受所给人带来的危害。近年，有一种“富贵病”的提法，所谓“富贵病”，指的就是由于饮食营养过剩以及运动减少等因素而导致的高血压、脂肪肝、糖尿病、冠心病、肥胖症等病症，因为这些病症高发于生活条件较为富裕的地区，所以称之为“富贵病”。几十年前，很多中国人还因为吃穿而愁虑，现如今却已步入了初步富裕的小康社会，而与此同时，富贵病的多发也显示出一种令人堪忧的迹象。据统计，中国目前有高血压患者一亿六千万到两亿，脂肪肝患者一亿三千万，糖尿病患者五千万到七千万……并且，染患这些疾病的人数还在日益增加。另外，由于学生课业负担的沉重和电视、电脑等电子产品的普及，近视的发生率也呈现出逐年增高的趋势，这正体现了老子所说的“五色令人目盲，五味令人口爽”这句话。还有，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在疾病诱因中的比重也越来越大，而这种污染和破坏在很多程度上就是因为人们的贪欲而引起的。这些都说明，人类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额财富的同时，也付出了相当高昂的代价。

玩物丧志，怀璧招贼

老子说：“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前一句说的是过度的娱乐会扰乱人的心志，人们常说的“玩物丧志”，就是这个道理；后一句说的是珍奇的东西会令人行为不轨，人们常说的“见财起意”，就是这个道理。

为什么说“玩物”会“丧志”呢？现在有一则流传很广的寓言：一只青蛙，如果把它扔进很烫的热水里，它会奋力地一下子就跳出来，可是如果将它放进冷水之中，它因为不感到烫，当然也就不会挣扎着跳出来。这时，给冷水慢慢地加热，青蛙就会在舒适的温水中很得意地享受着，当温度升高到令青蛙不能承受的时候，它再想往外跳就已经无能为力了，等待它的结果将是被煮熟。有人反驳说这是一个伪寓言，因为据其本人的亲身实验，将青蛙扔到很烫的水里，一下子就被烫死了，哪还会有气力跳出来？而将青蛙放在冷水中慢慢加热的时候，青蛙一旦感到不适，随时都可能跳出来，哪里会傻傻地呆到水烫得不得了的时候才想起往外跳呢？也许这个寓言只是杜撰的，并不是根据自己亲见的事实来阐说的，也有可能二者实验的具体条件不同，因而产生了这种结果迥异的现象。但是不管怎样，这个寓言所说的道理还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孟子所言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当然，孟子并不是说，生存必然都是忧患的，一旦安乐起来就会死亡，而是说，安乐的生活会让人丧失掉警惕之心，使得自己即使身处危险之中也毫无察觉，而忧患则会使人兢兢业业地奋力进取。既然如此，就应当引以为戒，“驰骋畋猎”等能够“令人心发狂”的活动当适可而止。

在第三章，老子就说：“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这一章，老子又提到“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可见，老子对“难得之货”是非常抵制的，抵制的原因就是“难得之货”会“使民为盗”，会“令人行妨”。在第三章的解读中我们已经分析过，“难得之货”是一种必然的存在，人们看重“难得之货”也是一种天然的心理，因而，想要在整个社会的范畴内消灭“难得之货”，消解人们对“难得之货”的求欲之心，是不现实的，也是消极的。但是在个人意义上讲，“不贵难得之货”还是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的。在前一章“陈平赤身脱险”的事例中，两个船夫就是因为贪图金钱，才生起了杀人害命之心；而陈平就是因为身无长物，什么贵重的东西都没有带，才得以脱离险境的。而所谓的“藏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有着避免他人“行妨”之考虑的。

汉灵帝光和五年（183年）十二月，中山无极（今河北石家庄无极县）人、上蔡令甄逸喜获第五个女儿，不幸的是，在小女儿年方三岁的时候，甄逸就病殁了。在众兄弟姐妹中，小妹最为聪颖，长到九岁的时候，就十分喜爱读书，而且见到陌生的字就认真地记下来，还常常使用兄长的笔砚。他的兄长对她开玩笑说：“你一个女儿家，应当学习女红才是，现在却天天以书为学，难道想当女博士吗？”她回答说：“闻古者贤女，未有不学前世成败，以为己诫。不知书，何由见之？”兄长听了，觉得小妹确非泛泛女流。时值东汉末年，灵帝昏庸，宠信阉宦，朝政十分晦暗，惹得天下人积怨颇深，终于引发了激荡天下的黄巾大起义。后来，黄巾起义虽然被平弭了，但是在平定农民起义过程中崛起的各方军阀混战不休，汉王朝再无力号令天下，已经名存实亡了。天灾人祸之下，百姓的生活十分困苦，因而常常将自家的金玉珠宝拿出来卖。甄家因为储存的谷物较多，家境较为富裕，就买进了不少宝物。她家的小女儿长大一些后，就对母亲说道：“今世乱而多买宝物，匹夫无罪，怀璧为罪。又左右皆饥乏，不如以谷赈给亲族邻里，广为恩惠也。”全家听了，无不赞同。这句话中提到的“匹夫无罪，怀璧为罪”，蕴含的道理就是老子所讲的“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当其乱世，人人自危，大家连肚子都填不饱，为生存所迫，难免做出越轨之事，这个时候，如果你家里独富一方而对邻里不与周济，也就难免令人产生为富不仁之感，而人们“仇富”心理的产生，正是源自于富者的不仁。所以，甄家小女的建议可谓十分睿智。后来，这个小女儿被望族袁家纳为儿媳，她的公公就是大名鼎鼎的袁绍，丈夫是袁绍的二儿子袁熙。然而，数年之后，袁家在与曹操的争战对峙中一败涂地，甄氏也为曹军所俘获。是日，曹丕率军攻入袁家府邸，见到一个妇人蓬头垢面，暗自垂泣，模样十分不堪。其实，这是甄氏为了避免自己在乱军之中遭受侮辱而采取的保全之法。曹丕令她将脸洗净，将发髻理好，见其姿容十分映丽，遂上奏其父曹操，纳甄氏为妻。人称，见财起意，见色思淫，甄氏正是通过掩藏自己的美色，才躲避了他人的不轨之图。由此观之，老子所述之理甄氏实为深谙其幼时曾言“学前世成败，以为己诫”，视其日后所为，可知此言不枉。

不可放纵私欲

这一章的最后，老子说：“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为腹”和“为目”，都是代指，“为腹”指的是追求吃饱、穿暖之类的基本欲望的满足；“为目”指的是追求声色犬马之类的奢侈欲望的满足。“去彼取此”，指的也就是去掉“目欲”而留取“腹欲”，换一种说法，也可以讲成“去奢取寡”，实际上，老子在这一章所倡导的观念就是寡欲。

寡欲，是中国非常古老的一个思想传统，不仅道家这样提倡，儒家也同样提倡寡欲，例如，孟子曾说：“养心莫善于寡欲。”而墨家也同样倡导节用、节葬、非乐等具有寡欲性质的主张。为什么这些先贤圣哲们不约而同地都强调寡欲呢？其原因概有两点：其一，在于人类欲望的特殊性。欲望本是一种生物本能，但在于人的身上却与动物大有不同，一方面因为人类世界较动物的世界远为复杂，相比于动物的单纯欲望而言，人类的欲望呈现出纷繁之状；另一方面，动物的欲望追求仅限于几种基本的生理欲望的满足，而生理欲望一般而言都是有限度的，不会产生过度膨胀的问题，人类的欲望则不然，俗语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很好地表现出人的欲望与动物的欲望的区别，鸟为食而奔逐，人则为财而争斗，食者为一腹之欲，食量再大也是有限度的，有了一定的食物就可以满足；而财则是一种无限的欲望，人对财的追求是没有界限的，也就是说没有“满足”的可能，所以在于人类有贪得无厌之说，在于动物却不大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人们在形容某人贪婪的时候往往以虎、狼喻之，其实这是不大恰当的，人若贪婪起来，虎、狼又怎可比拟呢？而人类这种欲望的特殊性，就决定了人要常常遭受欲望得不到满足之苦（事实上，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人的欲望必然是永远都不会获得彻底满足的），而与此同时，又有一些人因为追逐欲望不择手段而给社会带来罪恶与危害。这样，如何正确处理欲望的问题就成为思想家们所必然要认真面对的一大人生困局。既然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是难以得到彻底满足的，那么也就要从逆向来找寻对策，约束人们的欲望之心，就如同孔子对颜回的称赞一样：“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虽然身处贫苦，但是却依然能够自得其乐，而无奢欲得不到满足的忧苦，如此一来，岂不人心自怡，而天下自安？当然，这并非提倡大家都以苦为乐，不去谋求创造更多的财富从而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而是说人们对待贫苦的生活应当持有一种正确的态度，富贵虽然是人人都渴望的，但是若非以正当的手段得来，对于自己来讲也就全无所谓了，即如孔子所言：“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所谓“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其二呢，寡欲主张的提出又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在古代社会，生产力还很低下，整个社会能够创造的财富很有限，谈不上过多的积累，如果能够平均分配，一般的年景还是可以做到“无人不饱暖”的，可是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这种“无人不饱暖”的情状只是人们心中的一种理想罢了，几乎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会有大批的人难以吃饱穿暖。这其中固然存在着个人的原因，但是基本的原因还在于社会分配制度的不平均，豪强贵族们凭借既已占据的优势地位和手中掌握的暴力工具，分割了社会上的大量财富，他们占有的财富数量远远地超出了日常生活的基本需要，而更多地是用来享乐，商纣王的“酒池肉林”就是最显著的说明。而孟子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也就是说，在社会生产稳定而有序的前提下，五十岁的人才可以穿上帛制的衣服，也就是丝织品，而当时的大多数百姓还只能穿价格低廉的麻布衣服；七十岁的人才能吃上肉，因为肉制品的成本要比素食的成本高很多，所以百姓们还普遍都吃不起肉；这里提到“百亩之田”，也就是说好好地种百亩之田，一家的几口人才能免于饥饿。虽然古代的计量单位可能偏小，但百亩之田也一定是很大的一片田地，种那么多的地才够一家几口人吃的，可见当时田地的单位产量是相当低的。总之，孟子的这几句话表现了上古社会的这样一种事实，那就是普通百姓们想要吃饱穿暖还不是那么轻易的事情，与此相应，“酒池肉林”又是怎样的一番场景呢？虽然纣王的奢侈可能是一个极端，但是这却代表了统治阶层的一种奢豪纵欲的普遍取向。而这些思想家们所一再强调的寡欲，主要就是说给这些贵族统治者听的，因为有机会读书、有机会受到教育的正是这些贵族们，从另一个角度来想，那些穷苦的平民连肚子都吃不饱，还一个劲儿地向他们鼓吹寡欲，又会有什么意义呢？那不是相当于劝导一个“麻杆儿”式的人去减肥吗？

宋代的理学家曾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这里所言的“人欲”实际上指的是超出人的基本生理欲求的过分的欲望。通过比照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存天理，灭人欲”不过相当于是老子所言的“为腹不为目”的另一种的表述而已。其实质也无非是强调自来已久的寡欲观念而已，但是其字面表述却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其真正的内涵，一说“灭人欲”，让人听起来就好像是要把人的一切欲望全都灭绝掉，而这并非此语的本意，如果那样的话，人的什么欲望都给剥夺了，人又怎样生存呢？它说的是“灭人欲”，却又悄悄地给“人欲”来了一番特有的界定，指出“为目”者，才是“人欲”，而“为腹”者，则划归为“天理”的范畴。这样的划分，虽然颇有可议之处，但还是存在着一定道理的，因为它将“人欲”给纯粹化了，即如“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而言，这种界定将“为食”（等同于老子的“为腹”）的一类归为“天理”，而“为财”的一类才称得上是“人欲”，它的可取之处是看到了人与动物的实质区别，但是它的提倡却是倒行逆施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它将人的欲望与动物的欲望区分开来，却又将动物的欲望视作“天理”来肯定，而反过来要将人的欲望给杜绝掉，这实际上就相当于将人当作动物来要求了，人只要做到不冷不饿也就可以了，因为这是“天理”；可是如果你再想穿得漂亮一些，再想吃得可口一些，那对不起，这就属于“人欲”了，是人所不应当有的。既称之为“人欲”，却又主张“人欲”是人应当杜绝的欲望，这本身就蕴含着一种悖谬。如其所言，服饰文化和烹饪技艺的发展也就全都无从谈起了，因此，这种提法是落后的。

然而，尽管如此，老子所讲的“为腹不为目”也还是有着很大合理成分的。现如今，时代和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生活已经较为富足，已经走过了孟子所描述的那种贫苦微薄的简陋状态。但是，也应当意识到，生产力的发达和物质财富的丰盈都是相对而言的，时至今日，消除贫困仍是世界性的话题。所以说，当前世界的物质财富还远远没有达到极大丰富的程度。而即使将来有一天，我们的生活确实全都已经相当富裕了，寡欲的提法也并不会从此就失去意义，原因就是如前面的第一点所言，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在任何时候，欲望的满足都是相对的，贪求奢欲，永远都是一种潜在的危害。

【从政之道】

齐桓公之死

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之首，在位43年，曾多次会盟诸侯，以“尊王攘夷”为号令，南征北讨，一匡天下，建立了赫赫昭彰的一代霸业。然而，同其他很多帝王一样，随着功勋日隆，齐桓公骄傲自满的情绪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并且也开始贪图享乐。他吃遍了天下的山珍海味，可不论多么珍贵的食物，都是乍吃起来觉得新鲜，吃得多了之后，也就全都觉得无味了。一天，齐桓公对自己的厨师易牙说：“天下的珍馐美味寡人都吃遍了，就是还没吃过人肉，你会做人肉吗？知道人肉是什么味道吗？”其实，齐桓公这话只不过是戏言，并非真地想要易牙做些人肉来吃。可是呢，易牙听了这话却很放在心上，花了很多心思去想怎样才可以做一些人肉给桓公吃。一次午餐上，齐桓公吃了一种从没有吃过的肉，觉得味道非常好——当然，之所以有这种感觉，只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吃——于是就问易牙：“今天做的是什么肉啊？”易牙泪流满面地哽咽着说道：“这是臣的儿子，献给大王尝鲜！”齐桓公听了十分震惊，觉得易牙为了侍奉自己竟然都能将他的儿子杀掉，真是忠心难得，因而此后对易牙非常地宠信。

齐桓公手下还有一个叫做开方的臣子，他本是卫国的公子，却远离家乡，甚至连做太子的机会都放弃了而来侍奉齐桓公，在齐桓公的左右亲随十五年而没有回返卫国，自己的父母去世也都没有回去奔丧，因此，齐桓公认为开方对自己很忠诚，所以对他也很宠信。

还有一个叫做竖刁的人，来到宫里充当齐桓公的内侍，为了能够取信于桓公，不惜自行阉割，以示绝无他念，要死心塌地地侍奉桓公。桓公对此十分感动，对竖刁也就越来越宠信。

公元前645年，辅佐了齐桓公达41年之久的管仲病逝。管仲病危之时，齐桓公亲往探望，并且询问相关的后事，说道：“群臣孰可为相？”管仲说：“知臣莫如君。”齐桓公问：“易牙如何？”管仲说：“易牙杀了自己的儿子来侍奉君主，这是背离人情的，他连自己的儿子都能杀，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所以，这样的人不可重用。”齐桓公又问：“开方如何？”管仲说：“背叛了自己的双亲来侍奉君主，这是违反人情的，他连父母抚养自己的恩情都不顾，又怎么会对别人忠诚呢？所以，这样的人是不可接近的。”齐桓公再问：“竖刁如何？”管仲说：“自宫其身来侍奉君主，这是不合人情的，他连自己的身体都能伤害，伤害起别人来又怎么会有恻忍之心呢？所以，这样的人是不可亲近的。”而后，管仲推荐了为人忠厚正直的隰朋。

齐桓公应允了管仲的建议，把易牙、开方和竖刁这三个人都驱逐了。可是日子一长，齐桓公就觉到身边少了这三个人，生活就变得索然寡味了，甚至连吃饭都没有味道。到了第三年，齐桓公终于忍不住了，他想：“仲父（这是对管仲的尊称）的话说得过于严重了吧？”于是就将这三个人重新召入宫中，这三人从此得势，专断朝政，相互勾结，为所欲为，而此时的桓公，早年的英气已经消褪得踪影皆无，而变得庸碌昏聩，对这几个佞臣的胡作非为毫不管顾。不久之后，桓公病倒，易牙、开方和竖刁就将桓公所居的宫室封闭起来，又在四周筑上高墙，不许人们出入。有一个善良的宫女因为惦念齐桓公，就偷偷地爬墙进入宫室，去看一看齐桓公。这时的齐桓公，已经有几天没吃东西了，身体极其虚弱，模样十分可怜，见到有人进来，急忙以非常微弱的声音呼叫着要吃东西。这个宫女应着说道：“可是这儿没有吃的东西呀，我什么都找不到。”桓公强打着精神问：“怎么会这样呢？”宫女就将易牙等人为恶作乱的事情讲述了一遍。桓公听了慨然长叹，泪流满面，说出了他人生中最后的两句话：“嗟乎，圣人所见岂不远哉！若死者有知，我将何面目见仲父乎？”此时，他想起了管仲的忠告，觉得自己愧对仲父，然而，虽然自己怀着满心的愤恨，可到了这个地步，对于一切，自己都无能为力了啊！说过这话之后，桓公就用衣袖将自己的脸盖上，不久之后就在缺医少食之中凄惨地病饿而死。一代霸主，最后竟在如此荒唐的情景下结束了自己的人生，岂不可笑、可怜亦可叹啊！齐桓公如果不是因为贪想口腹声色之欲，又何以会亲幸易牙这几个小人呢？又何以会不顾管仲的忠言，重召这几个人入宫呢？正是因为过多的贪欲，齐桓公才给自己带来了如此悲惨的结局啊！

然而，齐桓公晚年犯下的错误给齐国带来的恶劣影响并没有随着他自己的身亡而终止，在他死后，由易牙等人导演，齐国又爆发了一场内乱，造成了齐国王室兄弟之间的相互残杀。

齐桓公有六个儿子，本来公子昭早已被确立为太子，但是易牙因为与公子无亏的母亲长卫姬的私人关系很密切，于是就多次向桓公称颂公子无亏是多么地贤能，并且请求改立公子无亏为太子。齐桓公竟然非常糊涂地答应了易牙的请求。公子昭闻知此事，担心自己受到迫害，就逃到了宋国。然而，公子无亏的太子地位并未得到大家的认可，因此，在桓公病重的时候，五个公子各自拉拢了一批大臣，力图为自己争得君位，齐国宫中一时十分混乱，加之易牙对内宫的封锁，齐桓公病死在内室之中都没人知道，几个公子争得不可开交，根本就顾不上去看一看自己的父亲，因此，齐桓公死了很多天都没有人去打探一下。

经过几十天的争战，公子无亏取得了君位之后才想起去处理一下父亲的尸体。而到了这个时候，齐桓公的尸体已经在原地停放了有67天之久，腐尸上生出的虫子都爬到了寝宫的外面，令人见了作呕不止。

公子无亏虽然暂时登上了君位，但是他的统治并未就此稳固，第二年，宋襄公联合曹、卫、邾等国军队一同讨伐齐国，支持公子昭回国继位，而国内反对公子无亏的势力也乘机而起，公子无亏旋即被杀。然而，无亏虽死，另外的四个公子却又联合起来抵制公子昭回国，又经过了几个月的交战，宋国军队最终取得胜利，公子昭才得以回国登基，是为齐孝公。

【为人之道】

狄德罗的袍子

法国著名的文学家狄德罗曾经写过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题目叫做《与旧睡袍离别的痛苦》，文中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好朋友送给他一件睡袍，这件睡袍的质地和做工都非常精良，这令狄德罗感到十分的欢喜，当晚睡觉的时候就将它穿在了身上。可是这件华美的睡袍刚一穿上身，狄德罗就发现了问题，什么问题呢？不是袍子本身的问题，而是狄德罗感觉到，与这件高贵的睡袍比起来，自己的被子实在是太破旧了，袍子和被子放到一起，对比实在是太鲜明了，于是，第二天一早，狄德罗就去买了一套新的被子回来。当他满心欢喜地换掉自己的旧被子的时候，问题又出现了。这次又是什么问题呢？原来啊，狄德罗把旧被子一挪开，就露出了已经用了很多年的床，不仅被子旧，床也很旧了，此前旧被子和旧床一起用，没觉得什么，现在被子换了新的，床的破旧就给突显了出来，以新配旧，怎么看怎么不顺眼，于是，狄德罗干脆把床也换成新的了。但是问题并没有就此而止，新床一进来，桌子、椅子、柜子什么的，就都显得旧了，狄德罗索性就将所有的家具都换成了新的，然后又将墙壁、地面、天花板、窗户、门等等又都重新装修了一番。工程告竣之后，整个屋子焕然一新了，除了他这个人是旧的之外，就再找不出其他什么是旧的了。生活用品和居所虽然全都变成新的了，但狄德罗也因此花费了一大笔钱，为了和那件华贵的睡袍相匹配，狄德罗更换的用品也全都是同样高档的，花费了无数精力。为此，狄德罗深有感触，于是写了一篇文章，并且指出了这样一种情形：人们在单一地拥有了某件特别的新物品之后，总是会想办法配置更多新物品与之相协调，从而完全改变了自己原来的生活处境。这一结论后来在心理学上被称作“狄德罗效应”，又称“配套效应”。

与“狄德罗效应”相仿，还有一个“鸟笼定律”，就是说一个人原本并不养鸟，可是当有人送给他一个鸟笼之后，他就一定会养起鸟来，尽管他自己也许并不喜欢养鸟。因为如果他把一个空鸟笼挂在屋里，别人见了就会问他为什么里面没有鸟，那么他就要频繁地向人解释，而这会令他感到厌倦，索性就养了一只或两只鸟在里面，也就免却了别人的烦问，从而得到了一种心理上的轻松感。这一定律表明，人们会在偶然获得一件原本并不需要的物品的基础上，自觉不自觉地继续添加更多的自己原本并不需要的物品。

其实，狄德罗的发现以及“鸟笼定律”的提法并不新鲜，早在三千多年前，中国就已有人注意到这一点了，这个人就是商朝纣王的叔父箕子。一天，箕子到纣王这里来汇报工作，偶然见到纣王的生活有了一点小的变化，这个细节在别人看来，也许会毫不经意地就滑过去了，可是箕子的见识却非同一般，他见此情景之后，真可谓诚惶诚恐，大惊失色。那么，是一个什么样的细节令箕子如此惊怖呢？表面看起来，完全没什么大不了的，箕子所见到的啊，就是纣王用餐之时的筷子换成了象牙的。大家都知道，象牙筷子是很奢华的，但是纣王身为天下之君，用一双象牙筷子不是太正常不过了吗，哪个帝王不是披金戴玉的啊，箕子又何必如此大惊小怪呢？原因就在于，纣王早年的生活是很朴素的。在人们的习惯和印象里，帝王们一个个挥金如土，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历史上，也有个别帝王很具有朴素精神，比如说开启了“文景之治”的汉文帝刘恒，就是一个相当俭朴的皇帝，在生活方面甚至不比普通百姓优越多少，可谓是粗衣疏食，在建造自己陵墓的时候连金属都不要用，而只用材料遍地可取的砖瓦即可；再如清朝的道光皇帝，也是节俭得出了名的，穿的衣服是补了又补，简直可以叫他“花子皇帝”了。而纣王呢，一提起他来，人们都会想到“灌酒为池”、“悬肉为林”，想到炮烙之刑，想到豪贵的鹿台，想到他的昏庸和残暴，但是就史实而言，这只是后期的纣王，前期的纣王恰恰相反，是一个积极有为的好君主，而且在生活上也保持着朴素的作风，只不过，纣王没有能够善始善终，没有将这种良好的作风保持到他执政的最后。而这种转变，就从这双小小的象牙筷子上体现出来。箕子为什么对纣王改用象牙筷子感到如此惊心呢？也就是因为他意识到，这双象牙筷子会起到“狄德罗的袍子”一般的效应，这就叫做见微知著。果不其然，自此而后，纣王的生活就变得日益奢侈起来，真是欲尽天下之财以供一己之用而仍嫌之不足。虽然箕子、比干等忠臣屡次苦苦地劝谏，但是奢欲之心已经膨胀起来的纣王哪里听得进去这种逆耳的忠言呢？结果，一批赤胆忠臣相继被流放、囚禁或杀害，而纣王也最终成为了一代亡国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