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在大陆，已有的研究国共关系史的著作，至少应当在十几部以上。但是，翻遍已有的研究国共关系史的著作，可以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所有的研究都是基于同一角度，即站在中共角度所做的研究。与其叫国共关系史研究，不如叫共国关系史研究要准确些。
为什么说已有的研究著作几乎都是站在中共的角度来研究国共关系呢？这是因为，迄今为止大陆出版的这些研究国共关系史的著作，所利用的史料，基本上都是中共方面的，很少至少是较少利用到国民党方面的史料。
主要利用中共方面的史料来研究国共两党关系史，有什么不足吗？有。从中共保存下来的大量史料出发，来研究它与国民党关系的历史，对于了解中共在两党关系问题上政策策略形成的原因及中共推行贯彻这些政策策略的过程，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它便于我们理解在不同时期、不同问题上，中共的认识、感受和它在处理两党关系问题上所依据的逻辑，以及由此所获得的成功或失败。但就研究国共两党关系史而言，这却是不够的。较少利用和了解国民党方面据以形成其政策策略，包括记述两党关系问题的种种史料，就不大容易理解国民党当时许多政策策略形成的原因，不大容易了解其政策策略推进的过程及国民党人对其政策策略实施过程和效果的认知情况，甚至还可能误把一方当年在不明了对方真实感受和意图情况下所做出的某些政治判断，简单地当成自己立论的基础。
我在1991年就写过一本叫《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的书，因为研究写作时还很少可能利用到台湾方面保存和出版的档案史料，因此也就决定了该书也只能是以中共方面保存和出版的相关史料为分析的依据与线索。尽管书出一年后即告脱销，加印时临时核对或补充了一些当时已经可以找到的台湾方面出版的史料，但整体上也仍旧没有多大变化。
当然，就国共两党谈判史而言，即使在过去了十多年，有机会大量查阅保存在台湾的国民党各种文献史料之后，笔者也没有发现更多地依据两方面史料来研究国共谈判历史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在那个时期，与国民党的谈判关系着中共及其武装的生存与发展，是中共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从而也就决定了中共中央及其相关部门，不能不集中主要精力和干部以应付和谋划，留下了各种形式的大量历史记录。相反，除在极个别情况下之外，国民党方面几乎从来不重视与中共的谈判问题。大多数的谈判几乎都是蒋介石直接授命个别人员秘密进行的，并不与党内高层协商办法。而蒋介石的个人日记虽多有记载，却又因为台北对外开放的日记多有删节改动，且经过摘编整理的日记片断也仅止于1940年代初。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在国民党保存下来的史料当中找到比较完整的史料，有系统地从国民党的角度来研究两党谈判问题，自然也没有可能。
但是，尽管是研究国共两党谈判的历史，我在写作《战时国共谈判实录》一书时，就已经意识到过多地利用单方面史料的严重不足了。因为，由于中共方面的资料相对丰富，国民党方面资料极度欠缺，我虽然可以很容易地根据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或电报来往的情况，具体了解中共方面谈判意图以及谈判方案形成变化的原因和经过，却无法清楚了解国民党方面对谈判的策略意图及导致其态度变化的原因何在。在这种情况下所做的研究，理解共产党易，理解国民党难，显而易见。
历史研究，贵在求真。而欲求历史之真，又非尽可能全面把握历史的各个侧面，努力深入到各方当事人的内心世界中，去了解他们的思想、情感和认识变化的情况及原因不可。只注重和相信源自一个方面、一种角度的史料，对历史的把握，难免会如同盲人摸象，使自己永远无法看清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样子。正因为如此，国共谈判一书出版后，我始终感到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厘清，还有许多工作必须要做。这也是我此后一直继续高度关注国共关系史的研究状况，并尽一切可能在海内外继续搜集有关国共关系史问题的各种档案文献史料和回忆口述史料的原因所在。
我今天能够完成此书，要特别感谢杨天石研究员对我的大力推动与督促。上个世纪末，杨公主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研究课题，需要有人承担编写国民党对共产党政策一卷。他坚持要笔者来完成这项工作。当时，我虽然正在从事其他课题的研究工作，但在杨公的极力推动下，也是由于我有此夙愿，故还是答应了下来。几年下来，尽管写作断断续续，但今天毕竟完成了此书，也算是多少了了自己的一个心愿。
然而，本书写作虽已告竣，我却毫无轻松之感。
第一是因为以我目前所能找到的史料，在个别重要阶段仍旧不能充分解释国民党人政策策略形成的幕后原因，甚至无法清楚描述其对某些重大事件认识和处置的经过情形。在实在无法较充分地利用国民党方面的史料来分析其政策策略动因和形成实施过程的情况下，有时仍旧不能不较多地借助于中共方面或其他相关史料，来做分析立论的参考。这自然无助于完整全面地解读国民党对共产党政策形成和变化的历史。好在蒋介石日记等重要原始文献史料已经开放，假以时日，相信待本书做进一步修订时，我当能在相当程度上弥补这一缺憾。
第二是因为本书的体例和相关史料的局限性，使本书叙事的角度与重点前后会有些许差异。即前三分之一部分较多地以国民党内核心人物为中心来展开，而后面的部分则较多地侧重于事件经过的分析与说明。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史料的保存前后侧重不同，前三分之一时期有关事件史的资料保存欠缺较多，因而就使得有关核心人物个人方面的资料价值得以凸显出来。而以后的情况却恰恰相反，有关事件史的资料保存很多，有关核心人物个人方面的资料虽多，却因大量被加工修改，利用价值大大降低。当然，这里面也有我个人研究习惯的影响。我实在更乐于着眼于历史事件中的人物研究，而本书的主题和体例却要求我必须注重于事件的说明，结果我只好牺牲掉个人的这种偏好，尽可能服从本书体例的要求。
第三是因为受到我的兴趣点、对事件意义的个人判断，以及受到史料掌握情况等因素的影响，本书章节没有完全依循多数读者可能已经习惯的历史阶段划分或事件重要程度来设计。比如，我就没有用太多笔墨去说明分析国共最后成败的“三大战役”的经过，但却以一整章的篇幅分析叙述了1946年国共两党在争取东北过程中的一次规模不是很大的四平战役。这当然与我驾驭宏大课题的能力不足有关系，但在另一方面，我也实在不愿意去做那种面面俱到的尝试，而更乐于让读者能够由点到线，由小到大地从具体的个案中去体会历史本身的复杂性。
第四是因为本书仍有个别章节会涉及两党谈判的问题，在实在无法回避不谈，又缺少更多新资料的情况下，我只能利用上一本书中利用过的一些基础史料。对此，凡可能重新研究处，笔者均尽量重新做过研究。但是，即便如此，读过笔者前一本《战时国共谈判实录》的读者，在这样的章节里仍旧难免会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
第五是本书虽然写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我也尽可能在一些章节中努力尝试较全面地反映国民党内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互动情形及其政策策略形成的深层次原因，但实际上，本书目前的写法仍旧较多地停留在上层政治史的层面上，未能充分展现国民党基层组织和普通党员在国共两党关系史当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无疑是本书的又一个不足之处。
最后是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下，我虽然试图尽量客观地去分析和描述国民党人在对共产党问题上的复杂心理及情感变化，但无论是相关概念的使用，还是论说方式，以笔者的生长环境和教育背景，加上现实政治的局限，要想做到绝对客观，也不现实。对此，笔者亦有自知之明。
但无论如何，在这里想要重申的是，对于本书，笔者是努力尝试了用陈寅恪先生关于要“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
的这样一种态度来研究的。如果说这样一种努力在一些地方做得还不够到位，绝非是笔者的本意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