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桐城”与“选学”之争

文学上“家法”不太明显的林传甲，1906年离开大学堂的教席。同年，对桐城文章情有独钟的古文家兼翻译家林纾进入京师大学堂，先后任经学教员和经文科教员，直到1913年被迫去职。讲学大学堂时的林纾，声望如日中天，除此前译述西洋小说备受赞赏外，如今又在古文写作与研究两个领域里引领风骚。名满天下，谤亦随之，讲学上庠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尤其在一个文化转型的时代。

1906年，刚刚任教大学堂的林纾，结识了著名的桐城派古文家马其昶（马氏其后也曾短期任教京师大学堂），得到高度赞誉，于是对自家文章益发自信。第二年，应张元济的邀请，林纾开始为商务印书馆选编十卷本的《中学国文读本》，精选并评注从清代上溯周秦的古文；1910年，收录林纾历年所作古文109篇的《畏庐文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13年6月，《春觉生论文》开始在《平报》连载——所有这些，使得“翻译家”的林纾，俨然成了“古文权威”。可也就是这一年，林纾与另一位桐城古文大家姚永概因北大校园里的人事纠纷及文派之争，一并去职。

此事对林纾打击甚大，虽然在家信中，林氏一再表示去职乃是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且对其生计毫无妨碍：字谕祥儿知之：大学堂校长何燏时，大不满意于余，对姚叔节老伯议余长短，余闻之失笑。以何某到校时，余无谄媚之容，亦无趋承之态，故憾我次骨。实则思用其乡人，亦非于我有仇也。然每礼拜立讲至十句钟，余年老亦不堪矣，失去此馆，亦无大碍。前已为政法学堂延为讲师，每礼拜六点钟，月薪一百元，合《平报》社二百元，当支得去。唯搬入城内，屋租三十八元，稍贵。幸与铭盘、石荪、秀生三人译书，亦可得百余元。以盈挤（济）虚，尚不吃亏。《畏庐老人训子书》第十五则，《林纾诗文选》37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其时林纾卖文卖画的收入颇丰，倘以经济论，确实可对失去北京大学的教职不太在意。可此乃平生事业之转折点，敏感的林纾自是极为愤怒。在《与姚叔节书》中，大谈如何“不容于大学”，尤其对“以挦扯为能，以饾饤为富”、“剽袭汉人余唾”的“庸妄巨子”大加讨伐，指斥“其徒某某腾噪于京师，极力排媢姚氏，昌其师说，意可以口舌之力，挠蔑正宗”林纾：《与姚叔节书》，《畏庐续集》16页上、下，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明眼人一看即都明白，林纾将去职之事归咎于章太炎。

章太炎对林纾，确曾有过相当苛刻的评价，比如，1910年发表于《学林》上的《与人论文书》，便将其断为并世文人中文体最为卑下者：纾视（严）复又弥下，辞无涓选，精采杂污，而更浸润唐人小说之风；夫欲物其体势，视若蔽尘，笑若龋齿，行若曲肩，自以为妍，而只益其丑也。《与人论文书》，《章太炎全集》第四卷16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事隔三年，此苛评不但没有烟消云散，反而因辛亥革命成功，章氏弟子大举进京，对林纾等桐城文派造成更加直接的威胁。何校长之更弦易辙，林纾心里明白，并非只是因其“无趋承之态”。否则，林氏不会迅速将目标锁定在并不在场的章太炎以及校长的“思用其乡人”。

何燏时乃浙江诸暨人，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对同是浙江老乡且声名显赫的章太炎相当仰慕。恭请不到，便接纳其门下诸贤。说何氏“思用其乡人”，也不无道理；但更重要的，还是作为民国元勋兼国学大师的章太炎，其声誉远远超过林纾等纯粹文人。据沈尹默称，何校长确实不满林纾的教学，尤其是“林在课堂上随便讲讲小说”。于是把太炎先生的弟子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连同与章门弟子常在一起的沈尹默陆续招聘到北大，“最后，太炎先生的大弟子黄侃（季刚）也应邀到北大教课”。于是，开始了“北大第一次的新旧之争，是争领导权，当然，也包括思想斗争在内”。沈尹默对这场“夺权”争斗有十分明确的表述：太炎先生门下大批涌进北大以后，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则采取一致立场，认为那些老朽应当让位，大学堂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领。参见沈尹默《我和北大》，《北大旧事》166—167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其实，在1917年蔡元培长校以前，章门弟子在北大开展的“思想斗争”，痕迹不太明显；倒是“文派之争”轰轰烈烈，而且战绩辉煌。最明显的，当属将桐城派的马其昶、林纾、姚永概、姚永朴等驱逐出北大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194页述及此段公案，大致准确，可参阅：“初纾论文持唐宋，故亦未尝薄魏晋。及入大学，桐城马其昶、姚永概继之，其昶尤吴汝纶高第弟子，号为能绍述桐城家言者，咸与纾欢好。而纾亦以得桐城学者之盼睐为幸，遂为桐城张目，而持韩柳欧苏之说益力。既而民国兴，章炳麟实为革命先觉，又能识别古书真伪，不如桐城派学者之以空文号天下。于是，章氏之学兴，而林纾之说熸。纾、其昶、永概咸去大学，而章氏之徒代之。纾愤甚。”。

就在离开北京大学的这一年，林纾撰《送大学文科毕业诸学士序》，对古文未来的命运忧心忡忡：欧风既东渐，然尚不为吾文之累。敝在俗士以古文为朽败，后生争袭其说，遂轻蔑左、马、韩、欧之作，谓之陈秽文，始辗转日趣于敝，遂使中华数千年文字光气一旦暗然而熸，斯则事之至可悲者也。林纾：《送大学文科毕业诸学士序》，《畏庐续集》20页下。此文体现出来的忧患意识与卫道热情，已经蕴涵着日后与五四新文化人的直接冲突。至于文章结尾之呼吁“彬彬能文”的“同学诸君”奋发图强，“力延古文之一线，使不至于颠坠”，与其表彰左、马、韩、欧的《春觉生论文》之开始连载（1916年由都门印书局出版单行本时改题《春觉斋论文》），大概并非纯粹的偶合吧？

《春觉斋论文》不同于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劈头就是“论文之言，犹诗话也”，明显回到传统文论的套路。“流别论”十五节，还可作为简略的散文史读；可“应知八则”、“论文十六忌”等，偏于具体写作经验的传授，与新学制的规定不尽吻合。1913年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要求“国文学类”讲授文学研究法、词章学、中国文学史、希腊罗马文学史、近世欧洲文学史等——“文学史”的课程增加而不是减少《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653页。。作为晚清文论名著，《春觉斋论文》开始连载时，林纾刚刚离开北大，因此，有理由推测，这很可能是其在北京大学的讲稿。如此说能得到证实，则民初代表桐城、选学两大文派的四部重要著述《春觉斋论文》（林纾）、《文学研究法》（姚永朴）、《中国中古文学史》（刘师培）、《文心雕龙札记》（黄侃）等最初均是北大讲义。

作为林纾在大学堂及北大的同事（迟到早退各一年），陈衍虽主要以诗评家名世，可古文根底也不薄。对于遣词造意不屑屑为含蓄顿挫、力脱桐城藩篱的陈衍文章，钱基博颇有好感，将其“粗头乱服”与林纾的“搔首弄姿”对举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263页。。陈衍不满桐城文派，对林纾更是多有讥评。30年代初，陈与钱锺书闲谈，讲到“道听途说，东涂西抹，必有露马脚狐尾之日”，举的正是当年的同事林纾。不只批评林氏空疏不学，还嘲笑其根本不懂古文，称其“任京师大学堂教习时，谬误百出”参见钱锺书《石语》31—3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另外，黄曾樾记录的《陈石遗先生谈艺录》也有类似的说法。。此说不太可靠，只能理解为“门户之见”以及“文人相轻”。因为，据当年的老学生胡先骕、姚雏等人追忆，林纾乃其时大学堂里最负盛名、也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员之一参见胡先骕的《京师大学堂师友记》（《四十年来之北京》第二辑，1950年2月）和姚雏的《姚雏剩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24页。。

另一位正宗的桐城传人姚永朴，在北大任教的时间是1910年2月至1917年3月，亲眼目睹了最高学府里桐城势力之由盛而衰，以致被章门弟子及师友“扫地出门”的全过程。这种牵涉文派之争的学院政治，在民初的北大，愈演愈烈，成了五四新旧文学论战中另一个隐秘的战场。

不曾主动出击、但也身不由己地介入文派之争的姚永朴，任教北大七年，倒是留下了完整的讲义。其“结论”部分，透露了《文学研究法》一书的论述框架：是故始必有人指示途辙，然后知所以用力；终必自己依所指示者而实行之，然后有得力处。不然，非眼高手生，即转为深细之律所束缚而格格不吐。欲免此二病而获益，要惟有从事于惜翁所谓“熟读”、“精思”及“久为之”者。姚永朴：《文学研究法》190页，合肥：黄山书社，1989年。与《春觉斋论文》相似，此书的主要着眼点，不是“文学研究”，而是“写作指导”。据门生张玮称，应京师大学堂之聘后，姚氏开始在以前所作《国文学》的基础上撰写《文学研究法》，每成一篇，辄为弟子诵说：“危坐移时，神采奕奕，恒至日昃忘餐，仆御皆环听户外，若有会心者。”张玮：《〈文学研究法〉序》，《文学研究法》。户外的“仆御”是否真的能听懂，我很怀疑；但讲究“别有会心”，确是此书的特长。作者发凡起例，模仿的是古老的《文心雕龙》，而不是刚刚传入的文学史，故不以文学历史的发展为叙述线索，而是集中讨论文学（以“古文”为中心）创作的各种要素。作者不愧桐城传人，谈“神理”与“气味”、说“格律”与“声色”、辨“刚柔”与“雅俗”时，均能旁征博引，折中各家意见，故此书不妨作为桐城文派最后的总结来阅读。

对于桐城文派的批评，若只是像陈衍那样风言风语旁敲侧击，倒也无大碍，可章门弟子却是釜底抽薪，迅速占领“大学堂的阵地”，将教育权利与文派争辩纠合在一起，使得学术思潮与主流话语的转化迅速完成。短短几年，北大已由桐城文派的大本营，转为以提倡魏晋六朝文著称。先是黄侃进入北大，讲授《文心雕龙》（1914—1919），后又有刘师培归隐上庠，主讲中古文学史（1917—1919），二人携手，颠覆了以唐宋八大家为盟主的文学史想象。

黄侃早年受业于章太炎门下，对仅年长二岁的刘师培也曾执弟子礼。章刘二师文学观念不尽一致，甚至有过相当深入的争辩参阅王枫《刘师培文学观的学术资源与论争背景》，《学人》第十三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黄侃则经常折中师说，然后再推陈出新。《文心雕龙札记》作为一代名篇，在学术上有其永久价值，时至今日，仍为研究者再三引述参阅周勋初《当代学术研究思辨》1—17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这里只想指出一点：此书带有明显的论战色彩，即提倡选学，排斥桐城。如《原道》篇札记云：盖人有思心，即有言语；既有言语，即有文章。言语以表思心，文章以代言语，惟圣人为能尽文之妙。所谓道者，如此而已。此与后世言“文以载道”者截然不同。

今置一理以为道，而曰文非此不可作，非独昧于语言之本，其亦胶滞而罕通矣。而在《丽辞》篇的札记中，季刚先生又有言：近世褊隘者流，竞称唐宋古文，而于前此之文，类多讥诮。其所称述，至于晋宋而止。前引各节，直接针对的无疑是桐城文派的两大支柱：“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至于《通变》篇的札记，更是借题发挥，直捣桐城立派之根基：彦和此言，为时人而发。后世有人高谈宗派，垄断文林，据其私心，以为文章之要止此，合之则是，不合则非，虽士蘅、蔚宗，不免攻击，此亦彦和所讥也。上述引文分别见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3—4、208、134—135页。指责对方“高谈宗派，垄断文林”，作为一种批判策略固然有效，可本身并不构成独立的理论体系。

季刚先生长于小学而又精研“文心”，落笔为文，简雅合度，乃近世不可多得的兼修“文”、“学”之名家。可要说到文学观念，黄氏主要受惠于刘师培，尚未能“成一家之言”。申叔先生1917年方才讲学北大，可十年前已在文坛上独树一帜。《广阮氏文言说》还只是接续清人的争论，重提文章必须是“沉思翰藻”、“有韵偶行”；而《文说》、《文章源始》、《论近世文学之变迁》、《论美术与征实之学不同》以及《论文杂记》等，已初步构建起一个颇具特色的文论体系。

主张“骈文之一体，实为文类之正宗”的刘师培参阅刘师培《文说》，《中国近代文论选》55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对桐城文派之“以经为文，以子史为文”很不以为然，对近世文坛上“枵腹之徒，多托于桐城之派，以便其空疏”，更是热讽冷嘲参阅刘师培的《文章源始》和《论近世文学之变迁》，《中国近代文论选》563、582页。。这里要指出的是，刘氏很早就对“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感兴趣，1905年的《文章源始》引述涩江保的《罗马文学史》，用以论证文体变迁乃“事物进化之公例”；同年，年仅22岁的刘氏甚至已撰有《中国文学教科书》一册。到了讲学上庠，刘氏更将文学史的写作作为名山事业来苦心经营。《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开篇曰“文学史者，所以考据历代文学变迁也”，结尾称“此则征实之学也”。此等自我表白，再辅以《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之十七“论各家文章之得失应以当时人之批评为准”，不难理解其研究策略与撰述体例《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初刊《国故》第三期，1919年，又见《中国近代文论选》586—589页；《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由罗常培记录，抗战末年刊行于重庆，现收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中古文学论著三种》。。申叔先生在北大的讲义《中国中古文学史》，日后备受学界推崇，连眼界极高的鲁迅，也对此书颇有好感鲁迅对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一书的好感，除了体现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的引述与发挥，更落实在1928年2月24日致台静农信中的褒扬。参见《鲁迅全集》第三卷501—517页，第十一卷609—61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在现代中国学界，真正将“文学史”作为一“专门学问”来深入探讨，而且其著述的影响历久不衰者，此书很可能是第一部。

对比刘、黄与林、姚在北大的同类讲义，前者推崇六朝，后者独尊唐宋；前者学养丰厚，后者体会深入，本该各有千秋。可为何前者一路凯歌，而后者兵败如山倒？除了时局的变迁、人事的集合，更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六朝的文章趣味与其时刚传入的西方文学观念比较容易会通；一是朴学家的思路与作为大学课程兼著述体例的“文学史”比较容易契合。因而，此后几十年的“中国文学史学”，走的基本上是刘、黄而不是林、姚的路子。

在民初的北京大学，“桐城”、“选学”势同水火，争斗的结果，提倡六朝文的选学派大获全胜。可迅速崛起的“新文化”，将清代延续下来的文派之争一笔抹杀，另辟论战的话题。刚刚获胜的刘、黄之学，一转又成了新文化人攻击的目标。最直接的证据，莫过于“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口号的提出，以及随后黄侃之转教武昌高等师范、刘师培的出任与《新潮》相对抗的《国故》月刊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