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国学大书院）

以“天道”、“人性”为民主与科学的“超越根源”，强调天道、人性与政治的良性互动。良性的政治哲学与公共治理之道，应从天道、人性中汲取资源以建构、丰富和发展自己，并由之培养健全完善的立体人格，使人因此过上幸福的、人性繁盛的生活，而此种生活又反过来促进政治的理性、清明。本书探讨了牟宗三的政治哲学及其后的超越根据和人性基础，及道德的形上学和立体的主体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牟宗三政治哲学思想在公共治理方

《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原為中國先秦儒學典籍，唐宋儒者在應對“佛道”挑戰而為儒學構建本體的遇程中，將“學庸語孟”進行了“四書化”，使之成為繼“五經”之後的又一儒學經典結構。然而，當理學及“四害”伴随著中國文化傳入日本之後，江戶古學派對它們的批判、質疑、否定便纷至遝來，並解構了“四書”經典結構，開放了日本的“去四書化”的歷程，這一思想雎屬“暗流”，但對日本的影響卻不容忽視。這意味著，中

泰州学派发扬了王守仁的心学思想，引领了明朝后期的思想解放潮流，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泰州学派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泰州市人民政府联合编辑出版，所选论文深入挖掘泰州学派思想内涵，分析其源流与特性，集中反映了当前国内外泰州学派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本刊的出版，旨在提升泰州学派的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更好推动泰州学派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玄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流学术思想，也是士人人生及艺术趣味之根源。这一时期的文艺本体论、价值论、批评方法论和审美趣味论等都体现出玄学的深刻影响。玄学的“有无”之辨引导士人思考艺术本体问题，关注审美主体与对象在“道”的层面上的关系；关于名教与自然的讨论为士人设计了理想人格，在主客体交融的动态过程中呈现出从“得意”到“自适”的发展特点；玄学的体用思维及名实方法，不仅提高了文艺批评思维的水平，也启发了文

本书基于正始时期的历史研究和思想研究成果，把思想史、儒道注释史和儒道融合等多个视域结合在一起，将庄子精神引入王弼思想研究中来，通过新的视域去反思既往魏晋玄学的思想界定，理清清谈与清议之间的边界，并解决王弼《老子注》与《周易注》之间的联系与张力问题。通过对王弼思想中庄子思想痕迹的梳理，也可以对比分析出王弼思想与《庄子》文本的异同，阐明王弼在新的时代问题意识下融合老庄思想，回应儒家思想在发展过程中所遇

“经”和“权”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一对重要范畴。经权观的研究，不仅可以直接揭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处理道德准则的普遍性与道德生活的复杂性之间的矛盾的思路和方式，而且对理解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特质与属性，不同学派或思想家之间伦理思想的差异，不同时代伦理思想的损益，都是重要的切入点和理论依据。本书通过对中国传统经权观的产生背景、主要观点、历史演变、伦理意蕴、现代启示等问题的研究，系统探析其发展逻辑、核心

本书是对现代儒学代表人物牟宗三哲学的全面分析，分别从其儒学诠释中的道德形上学、自律道德、良知本体和历史意识四个维度，审视牟宗三在与康德哲学的对话中建构而成的道德形而上学哲学体系所存在的问题。作者站在原始儒家的立场，认为现代儒学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彻底扭曲和背离了儒学传统，即用道德取代伦理，用规则取代美德，用人取代天，用内在的历史终结论取代了超越的历史可进论；批评牟宗三所建构的道德形上学和宏大历

百年来，唯物史观的传播与发展深刻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走向。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陷入低潮时，思想界却掀起了继五四之后的第二次唯物史观传播热潮。这次热潮的兴起正是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向何处去”现实问题的回应与关切。当时各派知识分子都对唯物史观抱有极大兴趣，对唯物史观性质和基本理论作出了不同的判定和阐释。本书重点探讨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低潮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在面对反马克思主义者的理

《大学》原本是小戴《礼记》中的一篇，后经过二程、朱子的提升，最终列入四书之中。因此，宋代《大学》思想的发展演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事件。本书对二程、朱子、陆九渊等重要学者的《大学》著述进行了仔细的哲学研究，并对卫湜的《大学集说》进行整理，从而梳理出一条《大学》思想发展演变的线索，即从汉唐时期的博学为政之学向宋代修己治人的理学、心学的转变。对宋代《大学》学术史、思想史研究有一定的补白作用。